我的青春时代

  我的青春时代

飞翔

18岁，青春似火。这一年我高中毕业，国家不允许参加高考，只能回乡务农。我是一名回乡知识青年，心里还是喜悦的。

1974年国家推广开门办学。高中学生不上课，办专业班。愿意学农的到农业班，愿意学工的到机电班，愿意学医的到赤脚医生班，愿意学写作的到土记者班。

我一回家就被大队小学选为民办教师。同届的同学为我鼓掌，我也乐意去教书。一上讲台就是小学五年级语文，因为学校老师还没有一个是高中生。

当民办教师就如《人生》里面的高加林一样，受到农民尊敬，受到学生尊敬。哪怕每月只拿300工分（折合15元钱），国家每月给予4元钱的补助，我没有花钱的习惯，全部交给母亲。工作出色，年底出席龙店区劳模大会，获得一本红色封面的日记本和一张奖状。

正在教书起劲时，老天爷又给我一个喜讯。刚成立的公社各单位差人，我们大队就抽掉了4人去公社4个单位。一个去农业银行当会计，一个去信用社当会计，一个去公社当通讯员，我去供销社当营业员。户口留在原籍，工资每月拿37.5元。

此时我的身体出了毛病，整夜失眠。我闹情绪，父亲不敢出面留我在家教书。组织安排不能违抗，我只好带病上班。供销社见我不能写作，就把我下到基层分销店当收购员。

边工作边服药，3个月有了正常睡眠。单位来了一位刚毕业的女青年，我萌发了爱恋之心。二人交往成了一对恋人。可是姑娘的父亲不允许我们谈恋爱，硬是想主意把我们拆开了。先把我调到公社附近的分销店当大生产开票员，再把那位姑娘调到另外一个公社分销店工作。

爱情的火焰刚刚燃烧，就被一桶水泼灭了。我心里非常难受，想不通这个问题。接着我又失眠了，上班不能像一个青年人那样风风火火地干。1976年国家有三位领导人逝世，我也被乌云笼罩着。每天吃药，安神补脑，祈求早日睡好觉。

1977年国家下达恢复全国高考的通知，我又兴高采烈起来。边上班边复习，一心想考个大学，实现自己的大学梦想。哪知道毕业三年，生病两次，原来学到的知识像云彩飘走了。

那一年12月我参加高考，以为可以一举上榜。可是坏的结果出现在我面前，我又感到自卑起来。1977年底国家形势发生变化，供销社裁减亦工亦农青年职工，我是其中一个。

我把单位发的100多元工龄补贴购买了一块上海生产的“海狮”牌手表。这块手表是二手货，一位姓胡的组长卖给我的，比原来的价格低了10元钱。

1978年我去大队小学上班。校长安排我当初二班的语文老师，我一边教书，一边又准备高考复习。从文科改报理科，心想通过复习，可以有机会过线，离开农村。

这次考试我大队有几位下放知识青年也报了名。7个人参加考试，只有一名女知青被录取。我第二次落榜，心灰意冷，不敢见我的老师，不敢与老同学写信。

青春时代，我又走运的机会，也有倒霉的事发生。要是命好，考个大学，我也许成了一名专业记者。理想被现实打碎，我笑不出声，我没勇气对父母说：“我会成功的！"

过了22岁，父母考虑的事，是要我结婚成家。从供销社回家做了一门亲事，由于自己把握不好，流产了。第二起亲事，姑娘刚过18岁，不能马上结婚，分手了。第三起亲事成功了，但女方没有读过书，对抚养孩子造成了损失。

事业、爱情交织着，我在命运面前挣扎。到了25岁我只有尊重习俗，成家立业。选定自学之路，用双脚去走出自己的一条人生之路。

到了29岁我的文章经常刊登在报纸上，我又被党组织批准为中共党员，而且在这年参加民转公文化课考试，一次就过线了。皆大欢喜，我的青春又来到了身边。

准确地说，我18岁走出学校，滚爬了11年，才找到属于自己的航线。人生充满忧郁，也充满欢笑，只要自己不倒下，希望就在前头。有毅力有自学能力的人，会得到社会的恩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