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楹联”这个词对很多人来说有些陌生，实际上它就是对联的雅称，因古时多悬挂于楼堂宅殿的楹柱而得名，每个中国人对它都再熟悉不过。从垂髫稚子帮着家中长辈端端正正贴好一副春联开始，这种古老的文化形式便深深植根于我们的血液之中。
楹联，对仗工整，平仄协调，是一字一音的中华语言独特的艺术形式，更是中国汉族传统文化瑰宝。
关于楹联的起源，历来说法不一。一般认为中国楹联起源于古代的桃符。早在秦汉以前，我国民间过年就有悬挂桃符的习俗。所谓桃符，即把传说中的降鬼大神“神茶”和“郁垒”的名字分别书写在两块桃木板上，悬挂于左右门，以驱鬼压邪。这种习俗持续了一千多年，到了五代，人们才开始把联语题于桃木板上。
在楹联的大家庭里，春联始终是最为大众喜闻乐见的一种。中国第一副有历史记载的春联诞生在成都，是五代后蜀皇帝孟昶公元964年撰写的“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
后蜀广正二十七年春节前夕，后蜀主孟昶因平日善习联语，故趁新年到来之际，忽然下了一道命令，要求群臣在“桃符板”上题写对句，以试才华。群臣们各自写好一幅，耐心等待审查。孟昶一一看过，均不满意。于是他就亲自提笔，在“桃符板”上写了“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
这是中国用文字记载下来的一幅最早的春联。梁章钜在《楹联丛话》自序里说：“楹联之兴，肇于五代之桃符。孟蜀'余庆’'长春’十字，其最古也。”
不过也有人提出，五代时期除夕题联已成习俗，最早的对联当属南朝梁代文学家刘孝绰和他妹妹刘令娴所作。谭嗣同的《石菊影庐笔记》有这段记载，说的是刘孝绰罢官不出，自题一联于门上：“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其妹也作一联：“落花扫仍合，从兰摘复生。”虽然联句欠工，但语句皆为骈丽，又题于门上，可以说它们是我国最早载于史书中的对联，要比孟昶的那副对联早四五百年。
谭嗣同《石菊影庐笔记》
对联的成熟年代应为隋唐。这也是多数人予以认可的说法。梁朝初年，永明体（南朝齐武帝永明时期所形成的诗体，特点是强调声律，对近体诗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产生以后，只是为对联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而做为一种文学品类，并未形成体系。
南朝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在他的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中虽对“声律”“丽辞”做过精辟的见解，对诗、骚、赋、乐府、颂赞、祝盟、铭、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诸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数十种文体作了详尽的阐述，却未提到对联，这说明对联虽有早于刘孝绰者，但当时并未形成文体，或者并未引起文学家们的关注。但是有不少学者认为，对联产生律诗（五代、唐代）以后，这种说法争议较大，反对者认为，关于对句之间的平仄问题，在唐朝之前已经得以解决，律诗中的句数，用韵相粘的问题和对联并不相干。
到了隋唐时期，永明体日渐兴盛。一些文人墨客喜欢将一些精彩之笔凝注于对句上，一时形成“摘句欣赏评品”的时风。如李白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杜甫的“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白居易的“猿攀树立啼何苦，雁点湖飞渡也难”、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都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在诗人们的参与下，对联艺术得到了弘扬。除白居易外，唐代诗人大都有名联传世。
如李白的题湖南岳阳楼联：
水天一色，风月无边。
山西太原晋祠贞观宝翰藏有李世民的对联墨迹，为唐太宗御笔亲题：陈寅恪先生有一句话：“唐之世近于古，宋之世近于今。”楹联的脚步走到宋朝，在各个方面都与今天所见差别不大了。宋代楹联处于楹联史的萌发阶段，但艺术色彩丰富，这与楹联的母体——律诗、骈赋的成熟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没有成熟的律诗与骈赋，就没有多姿多彩的楹联。宋人在楹联写作中往往汲取诗赋的养料，楹联也一步步跻身文学的队伍。宋代的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米芾、朱熹、陆游等均参与了楹联创作，尤其是苏东坡和朱熹，前者有史料可考的作品有几十副，后者的作品，在梁章钜《楹联丛话·故事》中收录有13副之多。虽然两宋文人没有把对联收入文集，帖子词却有不少收入的，甚至还有苏东坡的墨迹传世。宋元楹联创作主体，虽上有名臣文士、下有市井百姓，但在他们眼中，楹联只能算是小道，人们对待楹联作品仍然处在写完就置之不顾的状态。楹联文献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梁章钜《楹联丛话》曾说：“至推而用之楹柱，盖自宋人始。而见于载籍者寥寥。然如苏文忠、真文忠及朱文公撰语，尚有存者，则大贤无不措意于此矣。”比如，现时所见苏轼、朱熹、赵孟頫的集子中均不见楹联。宋理宗 楷书浅沙流水联句 “浅沙平有路，流水慢无声” 嘉德香港2013秋拍 成交价：HKD 42,550,000“宋元人所书联，其墨迹绝不见于藏弆之家，意者亦如今人所作春联然，粘于门楹，一任风雨之剥蚀，不作保存计乎。”（顾颉刚《蕲驰斋小品·黄可庄< 集联三百首> 序》）宋元楹联“墨迹绝不见于藏弆之家”，它们中的大部分散落在宋元诗话、词话、笔记小说中。另一部分被刻在楹柱上，经过后来的楹联爱好者收集、记录得以保存下来。因此，宋元楹联流传下来的不多。清 汪由敦书《苏轼春帖子词》轴 纸本楷书 115.5×59.7cm相传，北宋神宗年间，辽国派遣使者来中原。翰林学士苏东坡奉命招待。辽使素闻苏东坡的大名。他说，他们辽国有一副对联，全国无人能对，想请教苏东坡。他的联是：三光日月星。苏东坡略一思索，随即对出下联：“四诗风雅颂”，妙在“四诗”只有“风、雅、颂”三个名称。原来《诗经》中“雅”这一部分，又可分为“大雅”和“小雅”。日常对答之间使用对联，反映了人们对于对联已经很是喜爱了。而名人题写名胜古迹的对联，也是层出不穷。北宋末宣和年间（1119－1126年），有人把四川眉山诗人唐庚的名句“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用来作门联，这是曰常生活中把对联写在门上的一个先例，打破了对联只能作为春联写在门上的格局。南宋绍熙五年（1194），朱熹筑沧州精舍，自书一联云：这是书斋题联。韦，熟牛皮。质柔软，古时性急者佩之于身，用以自戒。朱熹之父尝自谓“卞急（即性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韦之意，号“韦斋”。考，父。朱熹之师刘屏山，为朱熹取字曰“元晦’，谓“木晦于根，春荣华敷；人晦于身，神明内腴”。晦木，即指刘屏山对朱熹说的这两句话。这副对联是目前认为最早的书院厅堂类联。意思是说，天地因日月得光，人靠读书致圣。朱熹是北宋以来理学思想之集大成者，是孔子之后中国封建社会最大的思想家，倡导“去人欲，存天理”，并根据这一道德哲学，对古代文学典籍重新作了系统整理与解释。南宋初年，金军攻破建康（今南京），通判杨邦义威武不屈，咬破手指用鲜血在衣襟上写下十个大字：“宁作赵氏鬼，不为他邦臣。”这副对联是目前为止知道的最早的自题言志联。宋代以后，中国民间新年悬挂春联已经相当普遍，北宋诗人王安石诗中“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就是当时过年盛况的真实写照。元代楹联作家仅十来人，作品寥寥。现存宋元楹联数量少，篇幅短，但作为文学样式之一，它仍然发挥着“针孔”的作用。通过现存宋元代楹联可以窥见宋元时人们的人生态度，以及社会风气、文学本体方面的发展对楹联的影响。元代，对联录载不多。赵子昂奉忽必烈之命所书的两副对联，是为元帝歌功颂德的，影响比较大。书于大殿上的一副是录王维《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诗句：“九天阊阖开宫殿， 万国衣冠拜冕旒。”阊阖，传说中的天门，此指皇宫正门。衣冠，本指世族、士绅，此指各国使节。冕旒，皇冠，此指元帝。书于应门的一副是：日月光天德， 山河壮帝居。这是一副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喜爱的楹联，流传很广，直到清代，民间仍不断地沿用。元代的对联形式，还微妙地在元杂剧中得以运用，如关汉卿的杂剧《救风尘》在结尾处写到：元 赵孟頫书《七绝诗》册 纸本 行书 34.7×35.3cm明清时期，统治阶级对骈体文及对联非常重视，还将其列入科举考试之中。因此得中的进士、举人，无人不通应对。由于皇帝垂青，身边大臣无不精研对工，以赢得主子的赏识。因一副对联而改变一个人命运者有之。为此楹风日盛，文人墨客以题联巧对为幸事，访胜寻古之际，不免撰联题字，以壮雅兴。明代前期的楹联书法家首推朱元璋。朱元璋不仅大力提倡推广楹联，还自撰自书楹联，其书法本身也具有较高的水平。明 朱元璋书《大军帖》纸本册页 33.7×47.4cm 行书 14行169字《楹联丛话·故事》引《簪云楼杂说》中的一段话：“春联之设，自明孝陵昉也。时太祖都金陵，于除夕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太祖亲微行出观，以为笑乐。”就是说朱元璋一道圣旨让对联提高了身价，进入了大众视野。据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定都金陵后，除夕前，曾命公卿士庶家门须加春联一副，并亲自微服出巡，挨门观赏取乐。从此，文人学士无不把题联作对视为雅事。一次朱元璋发现一家未贴春联，问后方知是一阉猪者，不知该怎么将自己的经营内容写进联句。朱元璋听后，寻思片刻，为阉猪者题联曰：春联在明代开始空前繁荣，并且在明代人们才开始把“桃符”真正地称之为“春联”。据说“春联”一词是明太祖朱元璋创造的，并且开始用红纸写春联。他喜欢对联，不仅大力提倡写对联，而且他本人也写了不少的对联。《列朝诗集》说，朱元璋又以如下一副送翰林学士陶安：由于朱元璋的大力提倡，明代的文人都擅长写对联，也乐于写对联，从而大大地推动了对联的发展，使对联创作在明代推向了一个高潮。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楹联大家，如解缙、唐寅、徐渭、杨慎等，其中最著名的要数解缙。解缙（1369-1415年） 是明朝的大才子，相传他从小聪明好学，出口成章。一年春节，他在家门口贴了一副春联：因为竹林是他家对门的员外家的，员外看了很不高兴，就命仆人把竹子砍了。解缙知道后，就把对联各加了一个字：员外看见后更生气了，就令人把竹子连根挖出，不料解缙又各加了一个字：嘉德四季54期拍卖会 成交价：RMB 23,000明代的皇帝里，喜欢对联的，除了朱元璋外大有人在。明代的代宗皇帝和神童李东阳的故事，也是对联史上的一段佳话。湖南茶陵李东阳四岁名闻天下，皇帝决定当面试验一下。代宗皇帝很高兴，等待小神童到来。小神童亦步亦趋的来到了高大庄严的大殿上，四岁孩子自然腿短，而天阶又高，只好慢慢爬上去，最后过大殿门槛之时，好不容易才翻过去。代宗皇帝笑吟吟的，觉得很有诗意，于是吟出一句：神童腿短；李东阳何等的机敏，知道皇帝已经开始考课了，不假思索的对出了：天子门高。代宗皇帝呵呵一笑，高兴极了，又来了一句：螃蟹满身甲胄；李东阳小脑瓜一晃，答出了对句：蜘蛛满腹经纶。后来，李东阳在朝廷供职超过40 年，官至吏部尚书、大学士。
李东阳《草书赠廷韶诗轴》洒金笺草书 141.4×49.8cm 上海博物馆藏
释文：凤皇台上题诗去，鹦鹉洲前建节行。四海山川佳丽地，六年江汉别离情。悠悠晓梦堕随马，漠漠春寒雨带城。好种甘棠三百树，他时留咏汉公卿。如果说，唐代人喜怒哀乐嬉笑怒骂皆成诗，那么宋代皆成词，到了明代就皆成联了。1．唐诗宋词中大量的优美的律句流传，这是对联发展的基础。2．明代的皇帝、公卿大臣、文人墨客乃至一些粗通文墨的人都喜欢口头对对子和书面对联。楹联的发展到了清代进入了极盛时期。清代楹联书法成为日常书写的重心是艺术社会化的结果，社交嘱赠、市场驱动在促就楹联书法日常书写社会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南怀瑾先生将“清对联”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更有学者认为，“清代的主流文体是楹联”。可以认为，孙髯翁的昆明大观楼长联和梁章钜的《楹联丛话》（1840 年）是清代楹联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楹联已经成为可以与诗词曲赋骈文媲美争妍的独立文体。从此，文人学士以楹联赠答，用对联作文字游戏，考验对方的智力，成为一时的风尚。
清 邓石如《沧海日长》联 楷书 纸本 纵137.2×28.3cm
此联为龙门式对联，书于“嘉庆改元春王正月”，末款识“铁砚山房正书”。嘉庆元年（1796年），邓石如时年54 岁。下联本幅右下有清康有为跋一段。无鉴藏印记。康有为在题跋中称：“完白山人篆分固为近世集大成，即楷书亦原本南北碑而创新体，笔力如铸铁，画法尤厚。”此联书法古茂沉雄，体兼隶楷，法于魏碑，存隶书孑遗，有隶楷之谓。
康乾盛世，楹联艺术日臻完美。不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都具有一定的水平。康熙也是撰联的高手，他题的镇江金山七峰阁联，便是一副很好的摘句联：乾隆皇帝是一个喜欢卖弄风雅的风流天子。他每逢出游总是到处题诗撰联，只是被称道的作品不多，只有题于承德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西暖阁的联写得还算不错，联曰：余德泉在《对联史话》一文中对清代对联的发展，总结了四个方面特征：二是越写越巧。把许多手法都用上了，有些手法还很特别。三是使用越来越普遍。某地风物甚佳，写副对联描状咏叹；某人死了，写副对联表示哀挽；感于世情，写副对联以述心志；欲售货品，写副对联以广招徕；闲来无事，会同一二好友，以一事或一物为题，彼此属对，以为娱兴：诸如此类，为官为民，皆常有之……四是对联独有的整套格律——马蹄韵不仅形成，而且已经完善。在这一时期，对联的范围逐渐扩大，凡是记述、抒情、议论都可入联，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长联形式。孙髯翁所撰昆明大观楼联开历史长联之先河，被誉为“古今第一长联”：上联：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蘋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下联：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张之洞的君山湘妃祠联又长于大观楼联。而最长的要属钟云舫的“拟题江津临江楼联”，长达1612 字，为迄今为止的长联之最。嘉庆、道光年间，阮元、梁章钜、陶澍、林则徐几位楹联巨匠横空出世，可以说是清代对联的巅峰前期。咸丰、同治年间，以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为代表的湘军将领幕僚群体，加之同时的薛时雨、俞樾、李寿蓉、王闿运等超一流对联大师的创作，把对联文化推上最高峰，可谓是清联的巅峰期。吴熙、吴獬、刘蕴良、钟云舫、赵藩、范当世、江峰青诸人留下清联最后的绝响，是谓巅峰后期。左宗棠 行书七言联 水墨纸本 立轴 201×41.5cm 中国嘉德2014春拍 成交价：RMB 437,000晚清时期，对联的写作手法有了很大的创新，不过随着语言的变化和白话文、新体诗的出现，长联的平仄要求不像过去那么严格了。由于长联的出现，使得清代的对联在我国楹联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晚清时期，出现了谭嗣同、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杨度、严复、王闿运、林则徐、张之洞、钟云舫等楹坛高手。随着对联的兴盛和发展，还出现了一些汇集、记叙对联的专家学者，梁章钜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写的《楹联丛话》等几本专著，给后人留下最宝贵的资料，其他如梁恭辰、袁枚、王渔洋、谭嗣同、俞正燮等人也都有专著传世。民国在大陆的历史只有短短38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从1911年到1927年为北洋政府时期，1927年到1937年为国民政府时期，1937年到1949年为抗战和内战时期。民国对联文化承晚清的流风余韵，总体还是比较繁荣的。相对而言，前期兴盛于中后期，特别是抗战和内战时期，相较前期略显凋零。民国对联创作给人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挽联创作，很多重要人物去世后都会收到数量可观的挽联，例如孙中山去世后，全国各地在各种哀悼仪式上所送挽联据说达十万副以上。另一个成就是实用楹联的新发展，例如辛亥革命胜利后，坊间就马上推出了民国新春联，之后实用楹联的创作和整理出版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例如1946年上海学生书局就出版过一本《时代楹联一万副》。民国对联在1949年之后留有一个尾巴，这就是台湾的对联文化，于右任、张大千、张佛千、成惕轩、伏嘉谟等人构成了这一支对联文化余脉的几座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