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是一种自发的欲望，而临摹则是出于理性的选择。在创作中遇到的困惑可以在临摹的过程中寻求解悟，而在临摹中得到的感受自然也会用以指导创作。善于学习的人，就在于能在二者之间的关系上找到结合点，相互推动，以渐进的方式得到共同提高。并且这又是因人而异的，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介于临摹和创作之间的是摹仿。创作是从摹仿开始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摹仿已经是创作的一种初级形态。而且，即便是成熟的印人，在创作中也还免不了要摹仿汉印。历史上的许多大篆刻家，都把自己的一些创作称之为“仿汉印”。例如丁敬，直到晚年，还在许多印作的边款上标明为“仿汉”，实际上，这些作品已经是成熟的浙派风格了。古人和今人，在观念上很不相同。今人崇尚创新，从古人那里抄袭一点皮毛，也能标榜为创新之作。古人重视学有渊源，所以创新之作也贴上“仿汉”的标签。当然，古人所说的“仿汉”更多的是对汉印风格的传承与借鉴，这与初学者对汉印形式的摹拟是有区别的。清人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记述著名印人董洵刻印的情况：“余观其奏刀，却无时习，辄以秦汉为宗。然必依傍古人，如刻名印，必先将秦汉印谱翻阅数四，而后落墨。”在刻印之前反复翻阅汉印谱，不单是寻找篆法、章法方面的参考，更多的应该是感受汉印的精神和气息，让汉印的风骨、汉印的神采潜入自己的创作。这就是前人摹仿汉印的方法。从对汉印形迹的追摹进入到对汉印意象的感悟，从着眼于搬用汉印的文字，套用汉印的章法，进入到气息精神上的与古相通，这是由摹仿进入创作的一种质的变化。在摹仿与创作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界限。能在摹仿中融入自己的个性，或在技法上有所创造，在作品面貌上有独特的风格特征，这便是一种创新之作。完全绝去摹仿，一切出于心造，这固然是一种创新。但利用汉印的程式、旧瓶装新酒，也未尝不能实现创新。即便是在艺术成熟以后，也不必完全拒绝对汉印的摹仿。运用之妙，存乎其人，关键在于其作品能不能为人们提供艺术上的享受。最近，笔者为扬州画家王涛先生刻了一方印，文曰“广陵王涛”。广陵是扬州的古称，著名的“广陵王玺”（如最上图）金印就出土于扬州。笔者在这方印中摹仿了“广陵王玺”中的三个字，只将“玺”字换成了“涛”字，但两方印的整体趣味并不相同。这是一种摹仿，也是一种创作，笔者认为，更是一种有趣的游戏，因此附录于此，供读者批评。在中国，印章有着几千年历史，从事篆刻艺术创作的印人们总是在传统与创新之间徘徊。现在的人们更看重的是创新。但创新的作品多了，回过头来看看，就会发现，我们这个时代的篆刻艺术所缺失的，其实并不是创新的意识，而是创新的本领。和许多传统艺术一样，创新的本领是在对经典的反复摹拟中磨炼出来的。因此，创新不要操之过急，更不要认为摹仿都没有意义。历史上许多在艺术创新上很有成就的篆刻家，总还是在叨念着“仿汉印”，这对我们或许是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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