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慨之余（三）

现在要说到一个中国通病的问题，那就是职称问题，如果职称问题仅仅是一种众所周知的政府工作缺陷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在菌业这样的偏门技术领域，如果太把职称当一回事，那就真的是不可救药的问题。

其实职称问题的本质是人才的认定问题。

据说，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基本上没有政府统一的职称管理体系，当然部分原因是人家也没有那么多官府办的机构要统一豢养。而伟大祖国是权力无远弗届的，因此似乎不规定一下统一职称就没有统一的报酬标准。但实际情况是，靠山吃山严重，行业差异地方差异照样大海了，无非是不以工资之名发放而已。

虽然行业纷繁复杂，但职称评定体系却是简单到权力说了算，什么“德能勤绩”，都是海市蜃楼和镜花水月。比如热爱***之类，怎么评价？论文著作的数量很容易清点统计，质量怎么说？工作水平更加莫名其妙，获奖的被揭露为造假都不是什么惊人的新鲜事，而获奖这事又是权力说了算，所以职称能是公平事儿吗？唯一比较公平的是考勤，但考勤与职称的内涵有一毛钱关系吗？上班准时，来了打扫卫生喝茶聊天谈昨天晚上麻将的，会比那些动辄想起什么就要出门找资料想办法半夜不睡早上不起床的迟到早退者更称职？

这样的人才认定体制，对什么人有利，对混日子的最有利！

那么，不混日子的人自行出去干行不？不行！因为第一有些行业不能单干，比如军事、比如大的多学科协调行业。第二，就是为什么会对混日子的有利？答案恰恰是不混日子就不利，包括出去自己搞。创业环境，资本市场，各种许可弄得太过复杂，你搞技术的基本上玩不转这个，清华大学的付林案，浙江大学的褚健案，都证明知识分子创业风险系数太高，搞好了比没搞好还危险。

为什么最近私营企业一下子就惨兮兮？其实是因为私营企业一直被公权力拽在手里，随便一个政策就可以让你死翘翘。

这样的环境，你就是有飞天的本事，也只好赖在官方机构里蹲着。憋屈怎么了，你也只能憋屈！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前几天我写《警惕之五——神笔》里暴露的我的个人经历，那也是没办法。

所以，李晓根本不需要因为没有去进入生产领域而感到有愧，真的去，恐怕不是好事，前面咱也说过产业不仅是技术一方面，现在得加上一句，赚钱不代表技术高明。何况，低端生产的利润空间也就那么点，一个高端的科技人士，自己从业赚钱还是帮助他人赚钱，意义是不一样的。抛开成败说，帮助人赚钱叫社会贡献，自己赚钱叫个人贡献，如果报酬一致，咱们还得选择社会贡献，因为那样的终极影响量更大。

另外，深入生产的方式，全身心从业和不进入但贴近实际工作的模式相比，前者的压力会更大，从个人进步的角度看效果反而不如贴近实际工作。

科技知识分子不是圣人，选择更轻松、更有利于社会，更能够提升自己的模式是没有错误的，错误是光图轻松和好处，完全罔顾有利社会和他人。

在一个职称对能力的代表性不强，而论文基本上是不论之文的今天，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并无标准答案，但共同点是，一定得学有真知，做理论的要能够融会贯通，搞技术的得有适用功夫。

为什么我不用“实用”一词而选择“适用”呢？这是纯粹科技与产业应用的最大区别，即产业追求效用最大化，技术先进而不带来价值增长，那是无意义的事情，在鄢氏语录里这句话是这样说的：“没有经济效益的技术不是技术”。

再拓开些说，李晓那时候还小，都能够理解到这一步，而今天菌业的许多大老板和主管官员，却基本上只认职称职务和论文（这一点也就是点个数，没有多少人能够具备对行业论文的鉴别水平），那是菌业实体的灾难性问题了。还有一些行业高层次的老先生，非常在乎“听话”和师承关系，胳膊肘朝内拐，自己的门内弟子，狗屎都要捧着，外面的人才多好，都不屑一顾。提携业内有能力的非嫡系，在中国菌业是很少的事情，我算是比较幸运的，还是有很多不少老先生额外有所眷顾。

那么冷静的看待人才的使用状况，我们自己只能开发自己的被利用价值，别的事情实在就很难兼顾。但用人者，就得清醒些才好，而只是作为被利用的人才，对此现实就是无能为力的了。

大凡有权有钱的人，没有一点顽固的自负，好像就有失身份了，但恰恰是这种自负做出的奇葩选择，常常就是致命因素。当这种自负被菌业人才认定的实际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就是这些人彻底走向反面的时候，从一个错误极端奔向另一个错误的极端。

所以李晓看到一些“一线”技术人士的参与优势，但李晓忽视了自己理论的优势，有朝一日李晓忽然感到“顿悟”的时候，也许回头看今天的这番表述，就不会是同一个意思了。

根据我对他的了解，现在他在一个瓶颈期了，但很伤脑筋的是，突破瓶颈基本上是一个别人爱莫能助的事情。

突破了，他会是一个全新状况。

最后用张金霞老师一次发言的片段结束这一节：“你们的人才激励政策都冲着院士，教授，中国有几个搞菌业的院士和教授？他们打飞的都忙不过来，你们还是把激励政策对象放低一点吧”！

适用的人才，不太需要考虑职称，而是要称职！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