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十三‖张老师的《儒服漫谈》，我也说个一二三
“丘不知儒服。”孔子能说得。贾谊宣室夜见之时，何不言“臣不知鬼神”，或者说“陛下呀！这黑更半夜的，臣不敢说啥子那些神神鬼鬼的”。
确实，贾谊怎能和孔子相比。他不能说。所以他说了，所以他详尽鬼神，时至夜半，他在希冀苍生，以期荐疏术治。可孔子周游列国不也为了兴儒复礼，天下施德政，百姓安居齐乐。
同是为了黎民生灵，至圣先师可以，后辈贾谊为何不可？难道为华夏九州，只能古稀花甲岁，不及而立便是稚气？才调之论实然，但读书人，真正心怀天下之际，无有高低。此刻的贾谊，与圣人游说国君时没有区别，他在等待文帝改论的煎熬，并不比列子困于陈蔡之所容易丝毫。
怎不能比?
何谓君主？君者，国之正位；主者，臣之所忠。姬将为君，首乱礼失礼，不知国情，便欲一举定“三桓”；失国失民之际，企以异国相持，引狼入室。孔子在世时，却置之不用，如何臣忠?谥哀，恰且不过，春秋乱世，却怎一个哀字了得。
如此算不上君主的领导，孔子上门来，却问一句“你今个儿穿的是儒服吧？”又怎可被奉为圭臬，引以君主笑儒服。
这确实是孔子遇到的，但孔子遇到的不是君主。不是可以耐得住帝王雄心，轻徭薄赋，励精图治，与民生息的圣明君主。孔子不会抱怨遇人不淑，因为他知道所求之艰难，虽千万人，亦往矣，更是朝闻道，夕死可以。同样的，贾谊自知帝之贤明，否则也不会穷尽其力，呕心沥血。他只想做大汉朝一块普普通通的砖瓦，垒盛世明台，遮蔽暮时寒雨。这一切都源于他对于这君主，这天下有信心。否则一次次的失意落魄，怕早已心灰意冷，他大可以南山悠然，此后就不再是陶潜采菊东篱下。
但他没有，但是这世道负了他。可就是因为这样，他只会不解，他不解为何所求无果，却也会三省其身。
这就是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行君子之道，为社稷生民，殚精竭虑，矢志不渝，奋不顾死。这也是儒道脊梁所在。
汉文帝刘恒生于公元前203年，年长贾谊三岁。宣室问对时，两者年龄相仿，何有“小毛孩”一说，如果从地位上讲，确实是殊若云泥，那这一朝天子，怕就只有区区一人可作“大人”。
至于坊间所言“人靠衣装马靠鞍”，确确实实是今日追捧时装缘由，可就算再为潮流，终究也只是服表外相。他就算不着儒饰，七分内里，也足以安倾天下。
试问能写出“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这样的人岂是心胸狭隘之辈，这分明是丈夫英豪，凌压霄汉。
而文中所谈意在贾谊，被谪长沙，好似咎由自取，可真是这样吗？
贾谊少年得志，深得帝心，又才华横溢，针砭时弊之际不免受人嫉妒。又因上策削藩，触及权贵，众人诽谤。帝取舍之际，贬之离京。留在京城内的贾谊，如此耿直忠言，势必会遭受权臣打压，甚至有性命之忧，再者周勃之人尚有扶龙之功，两相竟择下，不如下放贾谊，锤炼政绩。因而贾谊的贬谪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妥协，更是为了蛰伏以待契机，等待一个可以推施《治安策》的良机。后者景帝之时，七国共乱，皆因削藩之策，可晁错被景帝处以腰斩，作为牺牲掩饰，后拜将周亚夫，兵出细柳，平定叛乱。两代帝王的执着，最终成功削藩，贾谊所念念不忘的，难道错了？
可遗憾的是贾谊似乎没能明白。就算如此，对待周勃下狱，他第一时间上疏《阶级》，希望文帝礼待大臣，这怎会是无容人之量？南方湿热，又因政治不快，久居之下，自然身体每况愈下，可《吊屈原赋》也明心志；有不详之兆，《鹏鸟赋》以泄不平。梁怀王刘揖坠马而死，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稻草。他罪责自己，照料不周顾，时常掩泣，最后因病而终。
到底是什么让这位西汉大儒英年早逝，“说活该缺德，到底胸襟窄小”。怎么听都极为偏颇，十分不妥。这已不是这个可作鸿风大赋的读书人所能承受的了。除非他放弃他所追求的，放弃所一贯坚持的，可他忘不了读书人的微言大义，放不下儒道济施天下之求，所以他不可能苟安一隅，不管不顾，倘若断了那份心气儿，前路就真的会杳无光亮，所以在临终前的那一刻，他还在坚持，他在坚持儒仕的风流。可即便是文帝守静，若他能多熬一些时日，以其王佐之材，总有那么一天，时来天地皆同力。
历史欠贾谊一个道歉，这是儒道对他的愧怍，因为儒服所缚，他早早凋零。写儒服，离不开贾谊，更不该以其为反例，这是读书人的前辈，当不得半点污蔑。
有时候在想，古人之于现人，或褒或贬，全在事功学问一念之间，只是下笔需谨慎，切不得马虎，妄自非议。至于什么可以一吐为快，像秦桧慈禧之辈，史书明鉴恶名，大可以依马千言。做学问，既要可打破先哲枷锁，却也不能失了敬畏之心。否则，与声声快又有何异。
小子唐突，实是心中难耐不快，望前辈海涵。
作者简介：柳十三，原名柳诗君，山阳县户家塬镇人，年18，现就读于山西太原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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