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医从伤寒入手，始则难，继而大易”
“读伤寒、用经方，以治病为目标，以方剂为核心”的成才之路，不失为一条培养中医临床人才的捷径，可供中医高等教育的领导者、在校学生们以及愿意学习中医的人们参考。
——我的“心得体会”，就是从这里开讲的。
一、从读《伤寒》入手，走进中医之门
我虽然有中医世家的背景，但青年时代并没有立志学中医。高中毕业，又经过几年的动荡生活之后，才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跟随伯父学习中医。当时，已经24岁，用中医的行话来说，已经没有“童子功”了。要强记许多内容，实在难以做到，但理解能力，生活阅历，比一般青年学子要胜过许多。伯父当时是湘雅医学院祖国医学教研室主任，作为一个中医临床家、教育家，在对我的“因材施教”方面，显然是有所考虑的。他不让我读其他中医古籍和现代教材，甚至先不读《黄帝内经》，直接读《伤寒论》。
这是一种取法乎上、高屋建瓴的人才培养方式。伯父的理由很简单：每个人接触新的事物，总是“先入为主”，第一印象是最深刻的。学中医，方向要选对，第一步走好，以后的道路就广阔了。他反复强调陆九芝的名言：“学医从伤寒入手，始则难，继而大易；从杂症入手，始则易，继而大难。”虽然此说与陆九芝的原话有些区别，但经过伯父的改造，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伯父还说：“我从医几十年，到老来才大彻大悟，读《伤寒》、用经方，是学中医最好的捷径。”这种久历沧桑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多么值得后人重视！每年秋天，伯父都要抽出几天时间，虔诚地把《伤寒论》从头到尾温习一遍。这种坚定的信仰对我影响很大，我相信伯父给我指点的是一条中医成才的捷径，只要心无旁骛地走下去，一定能够到达成功的彼岸，不必问“为什么”。
除了熟练背诵《伤寒论》原文之外，与我朝夕相伴的是一部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如果说，近百年来，《黄帝内经》中的理论和观点总是遭到质疑和批判的话，那么，《伤寒论》在近代则处境好得多。因为《伤寒论》是一本临床著作，经方在医生手中天天创造疗效，看得见，摸得着，任何人都不敢信口开河、随意否认。在《伤寒论今释》中，陆渊雷先生运用当时的西医原理，对《伤寒论》大部分原文进行了深入的解释，非常透彻，令人信服。
我第一次感到：中医治病的道理，并非用现代科学语言讲不出一个“为什么”，中医与西医在临床方面，其实有许多共同语言，并非格格不入。在陆渊雷的著作中，除了他本人的精彩论述之外，还引用了大量近代日本汉方医家的观点，多达600多处，近40余家。
我进一步了解到：在日本，在中国，近代有一大批主张中医“科学化”的学者，他们具有渊博的东、西方文化知识，有的出身于西医，有的是中医临床家。他们在阐述《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科学道理，推广、发展仲景学说的临床运用方面，成就斐然。至今为止，我仍然认为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是学习《伤寒》、《金匮》最好的入门著作。
二、学会识证用方，即可临床看病
伯父告诫我读《伤寒论》时，不必陷入原文的争论，不必“死于注下”，一定要掌握“方证对应”这个核心。他说：“古人云'有是证，必用是方’。有'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必用小柴胡汤；有'头痛，发热，汗出，恶风’，必用桂枝汤。使用经方治病，势必如此，要方证对应。”
有“证”就可以用“方”！从这里，我领悟到了西医与中医治病的根本区别：西医之所以要学习人体解剖，熟悉人体的生理结构，一旦患病，则必须了解病理变化，找出致病因子，才能给以有效的治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医是“辨病”为主，以病为核心。中医看病，不必了解身体出现了哪些病理改变，不必查清楚致病因子，医生甚至不必具备解剖、生理学的知识。之所以不需要这些，是因为人一旦有病，身体自然会有反应，多数有证候表现，根据这些证候表现，就可以选择相应治疗的方剂。这个过程，中医叫做“辨证施治”。中医是“辨证”为主，以证为核心。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疾病的方法论。强调学会辨证，而不是辨病，就避免了学中医的人一介入临床，即滑落到西医的知识系统中去，最终被西医体系所俘虏，成为一个徒具虚名的中医，“半吊子水”的中医。毋庸置疑：西医的方法论是科学的，因为解剖学、病理学等，全部都是建立在“还原论”的基础之上，追求清晰，细致入微。
同样，中医的方法论也是科学的，因为辨证施治的本质，是一种信息处理的方法，“辨证”，是用望闻问切，收集人体的信息，“施治”是开方遣药，向人体输入信息。“辨证”的目的，是要分清楚疾病的表里、寒热、虚实；“施治”则要根据辨证的结果，选择恰当的药物组成相吻合的方剂。
因此，中医临床医生的功夫，主要体现在“识证”与“用方”这两个要素上。
不懂得运用望闻问切四诊来全面了解证候、分析病情，只让患者做检查，根据检验报告来开药的医生，决不是真正的中医，那是西医或西医化了的中医；没有掌握大量有效的经方、时方、验方，不善于学习、吸取古今名医的成就，只根据自己有限的经验，将药物随意凑方的医生，决不是好的中医，那是庸医，难以治好病，难以避免医疗事故。
几十年来，我虽然没有学过西医的解剖、生理、病理，却毫不畏怯地上临床，看门诊，疗效颇佳，没有发生过任何重大医疗失误，关键就在于掌握了中医这套“识证”、“用方”的本领。
想来这其实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古代中国哪有西医？不是仍然要治病吗？中医除了有数千年经验积累之外，在于有自己一套独到的、区别于西医的方法论。凭什么说：只有使用“还原论”的方法论，建立在解剖基础之上的西医是“科学”？而通过“信息”交流的方法，动态地认识人体和治疗疾病，就是“伪科学”？中医的方法论，不仅是科学的，而且是超前的，接近21世纪“后现代”的科学方法。
何况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人类社会变化再大，古今疾病谱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换句话说，现代人有的疾病，例如癌症、心脑血管病、糖尿病、流感等，古代都有，古代医家已经掌握了其中一部分规律，积累和总结了不少有效的经验。他们在几千年历史中所创造的成就，并不亚于只有几百年历史的近现代西医。
例如：张仲景不仅堪称全世界“抗击流感第一人”，他所运用的经方，今天仍然有效，而且，我认为：这种思维模式，很值得向全世界推广，替代目前西医运用的这一套非常被动的免疫措施。如果能够这样做，必将对人类卫生保健事业做出新的贡献！我已经撰文论述了这一点。
中医两千多年来所创造的独到的、与西医完全不同的方法论，历代医家积累的丰富的临床经验，是当今中医后继者最宝贵的财富，为什么中医院校在培养中医人才时，不把这些视为重点中的重点，反而舍此他求，要系统学习西医的解剖、生理、病理、生化等内容呢？
说到底，是因为受到近代科学的影响，从骨子里不相信中医能看病，怕出医疗事故。按照这样的教育思想，这样的教学方式，笃定培养出来的中医接班人，不可能成为“铁杆中医”，不可能真正继承和发展中医事业！
中医看病主要靠方剂，方剂是中医的核心。我在央视10台“健康之路”讲解《千古名方》时，表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即中医看病，不光是靠药，更重要的是靠药组成的方，这是中医与西医的又一个重要区别。就像打仗，士兵多，作战勇敢，固然重要，但要赢得一场战争，打人海战术，没有用，要靠将军把士兵组织成一支精锐的队伍，其中，有进攻，有防守，有策应，有迂回，有配合，才能够克敌制胜，发挥整体效益。中医组合的这支队伍，就是方剂。所以古代医家有“用药如用兵论”。
既要懂得每味药的药性和治疗作用，又要善于将各种药物调配成能够发挥整体效益的方。中医师在看病时，如果不察病机，不懂组方的原则，试图选取几味有效的药物拼凑成方，不会有卓越的疗效；同样，在进行中医科研时，如果不去研究方剂，把着重点放在单味药物的研究上，试图找到某种对疾病有效的成分，这仍然是西医的“线性思维”，还原论的方法，即使取得成果，也只是停留在“术”的层面，远远没有达到中医“道”的高度。
因此，方剂是中医临床的核心与精华，组方需要高超的思维技巧，丰富的临床经验，不是一般医生看病时，把几味药随意拼凑起来，就可以美其名曰“方剂”的。早在《汉书·艺文志》中，就有“经方十一家”，那就意味着，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中医就确立了组方治病的原则，然而，直到现在，许多学中医、搞中医科研的人还是不明白：中医的理、法、方、药四个环节，核心是“方”。不是基础理论，也不是药物，而是方剂！要在临床上下真功夫，要在科研上做大文章，都要围绕着方剂，否则，就失去了重点，选错了方向。
在最初通过熟读《伤寒论》，建立了牢固的经方思维之后，几十年来，我按照伯父的教导，把读书的重点始终放在方剂上，包括经方、时方、经验方三大类。十分留意收集和运用古今有效的名方，并遵循伯父的教诲，凡是适合运用经方治疗的病证，尽量使用经方；感到经方不足以解决的，则合用或选用后世所研制的“时方”，以及民间有效的经验方。
时方、验方，是对经方的继承、补充、发展的关系，三者不应当偏废。因此，一个从事中医临床的医生，既要熟读《伤寒》、《金匮》原文，熟练掌握二百余首经方的使用标准和范畴，并不断施用于临床、验之于实践；又要经常阅读后世医家、特别是当代名家的著作，从中收集和储备大量有效的治疗方药；最重要的，还要将时方、验方也纳入到“方证对应”的思维系统中，明确这些后世方所适合的证候与病机，用以丰富自己的临床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总之，在掌握大量古今名方的基础之上，寻求每一首方剂的“方证对应”切合点，大胆运用于临床，而不是把时间和精力耗费在空洞的理论探索方面，我认为这是培养一个中医临床家的重要途径。
三、回归六经辨证，掌握三分思维
迄今为止，历代中医所创制的方剂超过十多万首，经方只有269首，但经方所展示的群体的疗效，是后世方难以超越的。这是为什么？因为《伤寒论》《经匮要略》所载的经方，是东汉以前众多名医集体创造的成果，大多数出自《汉书·艺文志》中的“汤液经”。经方的形成，经历了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锤炼，是数十代医家临床积累的精华，代表了中医学体系形成时期方剂学的最高水平。换言之，张仲景不是经方的创造者，而是经方的收集者、运用者、集大成者。
因此学经方，用经方，不能看着是学习张仲景一个人的经验，而是学习一个相当长历史时期群体医家的经验，经方的疗效与一般形成时间较短、经历临床考验机会较少的后世“时方”相比，显然要高出很多。
张仲景对于经方的贡献，不在于创制了经方，而在于将经方纳入到“六经辨证”体系中，使得269首经方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发挥群体的效用。在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六经辨证的方法，不仅用于辨治伤寒这种外感病，也用于辨治其他各种杂病。这意味着，对所有疾病的治疗，都是采用统一的辨证论治方法。
在王叔和整理的《伤寒论》中，尚保存了六经辨证的方法论，而在800年之后，宋代整理的《金匮要略》中，已经完全见不到六经辨证的踪影，用的是按病归类，分篇论述的方法。当代有的医家认为：“仲景以六经辨伤寒，以脏腑辨杂病”。这是一种误判！在《金匮要略》的各篇中，根本找不到系统的脏腑辨证的证据。宋代在整理《伤寒杂病论》时所造成的历史失误，导致六经辨证的辉煌成就，从此黯然失色！
上个世纪初，日本卓有见识的经方派医家，试图恢复《伤寒杂病论》的原貌，特别是汤本求真编写的《皇汉医学》，1927年一经出版，就在中国就产生了巨大影响。
章太炎曾经感慨地说：“仲景若在，则必曰，我道东矣！”此书最大的贡献，在于把《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的经方合为一体，统一在“六经辨证”之下，这是试图恢复《伤寒杂病论》原貌的一种大胆尝试。汤本求真本来是西医，中年时，因为女儿死于痢疾，痛感西医之无术，乃发奋学习中医，认为：“中医数千年来就亿万人体研究所得之病理及其药能，历千锤百炼之后得出结论，立为方剂，故于实际上每有奇效。”此书直接启迪了近现代众多名医如恽铁樵、胡希恕、刘绍武等人、包括我的伯父彭崇让先生的治学之路。
胡希恕先生说“所阅之书既多，则反滋困惑而茫然不解。后得《皇汉医学》，对汤本求真氏之论，则大相赞赏而有相见恨晚之情，于是朝夕研读，竟豁然开悟，而临床疗效从此大为提高”。汤本求真的工作属于一项开创性的建设，尚不完善，当代著名经方大师胡希恕及其弟子冯世纶等作为承继者，正在努力完成，其中还有许多难关有待突破。
为什么“六经辨证”如此重要呢？因为它来自于一种十分高超的哲学思维：“三分思维”。这是人类认识史的一次飞跃。对于疾病这种“复杂事物”，只有用建立在三分思维基础上的六经辨证，才能准确地把握住其客观规律。
中医同当代西医不同，中医属于自然哲学，哲学思维对于这门学科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一个中医临床医生，必须具有中医哲学的思维头脑，才能创造更高的疗效，否则，一辈子可能停留在一个经验医生的水平。
《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其实应该称之为“三阴三阳辨证”，即在阴阳学说的基础上，再三分阴阳，将疾病的位置、阶段、过程、性质分为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六组概念，太阳、少阴属表，阳明、太阴属里，少阳、厥阴属半表半里。
太阳病属于表证、热证；少阴病属于表证寒证。阳明病属于里证、热证；太阴病属于里证、寒证。少阳病偏于表里不和，厥阴病偏于上下寒热错杂、虚实夹杂。
请注意：这就是“三分思维”！是一种立体思维，显然高过于阴阳学说这种“二分思维”，即平面思维。《伤寒论》能够在1800年以前，对于当时发生的严重的流感，进行有效的治疗，创造了一种与现代医学完全不同的防治流感的模式，至今为止，众多的经方仍然是我们抗击流感的有力武器，与张仲景所采用的哲学思维、科学方法论密切相关。
这种思维方法，不但可以运用于辨治流感，也可以运用于辨治所有疾病。对于生命与疾病这种不断处在变动状态的“复杂系统”，建立在“三分思维”基础之上的“六经辨证”，始终是一种科学的认识方法。
然而，后世却以“八纲辨证”代替了“六经辨证”，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和思维水平的倒退。八纲辨证的雏形，在《汉书·艺文志》中就有了，产生在六经辨证之前。然而，随着《伤寒论》在宋代以后的式微，明代医家重新归纳出了八纲辨证，并且认为：六经辨证也包括在八纲辨证之内。这种认识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八纲辨证只是一种“二分思维”，正如只知道黑与白，不知道黑白之间还有灰一样，缺少了对半表半里、寒热错杂、虚实夹杂这种第三种状态的认识，就会使得临床思维简单化，无法把握住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的复杂规律，导致临床治疗水平下降。
我在临床治病，喜欢使用经方，而经方中的柴胡桂枝汤、半夏泻心汤、乌梅丸等寒热并用的处方，用得特别多，疗效很好，学生觉得不理解。我解释说，因为大部分疾病，特别是慢性病，经常呈现出寒热错杂，虚实夹杂状态，组方必须温凉并用，攻补兼施，才能够取得疗效。这就是得益于“三分思维”的方法论。
四、强调方证对应，经方时方并举
“中医的生命力在临床”！中医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目标，应该是一大批会看病的医生，这是确定无疑的。然而，长期以来，中医教学的内容，过于庞杂，课程繁多，抓不到要点，始终没有一条主线，没有一条清晰的思路，告诉学生将来怎么看病。大部分学生读书五年、七年，脑子里塞满了各种中医知识，毕业后一到临床，茫然失措，不知道从何处着手看病，不知道怎么选方。开出的处方毫无章法可言，自然治不好病。他们因此对中医失去信心，觉得中医的疗效靠不住，最后选择改换门庭，投奔西医。现在全国许多中医院的中医师，还是以西医为主，以中医为次，没有在中医临床方面练出过硬的本领。这不能不归咎于中医教育的失误。
中医治病的辨证体系，在最初建立的阶段，主要有两套，一个是来自于《伤寒杂病论》的“六经辨证”，一个是来自于《黄帝内经》的“脏腑经络辨证”。
作为一部临床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六经辨证，是知行合一的，即“方证对应”，每个证有相应的方。作为一部基础理论著作，《黄帝内经》的脏腑经络辨证，是知行脱节的，即《内经》只有辨证理论，并没有相对应的方剂。所有治疗脏腑经络疾病的方剂，都是后世所补充的。
如宋代的钱乙，就根据五脏的寒热虚实，创制了二、三十首补泻方。而李东垣、朱丹溪、张介宾等医家，每人创方都在数十、上百首。他们都是引领一个学派的医学大家，由于对《黄帝内经》的脏腑经络学说有不同的理解，其所创制的名方，呈现出斑斓驳杂、百花齐放的局面。历代医家所创制的方剂，更多达十万计，多数出自其人的临床体会，有一定的价值。多，固然是好事，但也给后人留下雾里看花，无从选择的难题。
六经辨证中“方证对应”的好处，是其确定性，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一个萝卜一个坑”，这样就保证了临床疗效的可靠，学者也容易掌握。脏腑辨证的弊端，是其不确定性，因为《黄帝内经》只有证候、病机，并无方剂，后世补充的大量方剂，呈现多元化倾向，犹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没有统一标准，使人盲无所从。即使辨证对了，也不知道该选何方、何药？初学者一旦接触临床实践，就昏了头，会产生“多歧亡羊”的迷乱。
显而易见，重视《黄帝内经》的“脏腑辨证”，忽略了更加重要的“六经辨证”和经方思路教育，这是导致学生临床思维混乱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两千多年以来，“脏腑辨证”一直作为中医临床认识疾病的主导方法，自宋代以降，“六经辨证”，已经式微，从温病学派出现之后，“六经辨证”则更被局限到只用于外感病中的伤寒病，降格到与“卫气营血三焦辨证”的同等位置，几乎被搁置不用。《温病条辨》则上升到与《伤寒论》同等的位置，成为现代中医教育新的“四大经典”。其实，前者只是对后者的补充，在写作体例上模仿后者，但就思维水平而言，《温病条辨》是远不能同《伤寒论》相比的。
源于《黄帝内经》的“脏腑辨证”固然重要，但源于《伤寒杂病论》的“六经辨证”，则直接来自临床，更加切合实际，更加重要。将两者相比较，在对疾病证候的动态观察方面，在整体联系的把握方面，在对疾病发展趋势和预后的判断方面，“脏腑辨证”不及“六经辨证”深刻和灵动。更何况《伤寒论》是采取“方证对应”的原则，所谓“有是证必有是方”，见到什么证，该用什么方，有极其严格的规定。而脏腑辨证则在“辨证”和“用方”之间，缺乏定向思维，有着多元选择，导致了临床疗效的不确定性。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今天大力提倡掌握《伤寒论》的六经辨证思维和方证对应的学习方法，虽然极其重要，但并非要否定《黄帝内经》的脏腑辨证，否定后世创制的数量庞大的时方、验方。当今有许多“经方派”医家，在努力提倡经方思维和在继承、拓展经方的运用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令人钦佩。但有的人自诩只用经方治病，不屑使用后世方，这种观点似乎流于片面、狭隘，会对初学者起到误导作用。
《伤寒杂病论》的“六经辨证”，达到古代思维方法的巅峰，经方创造的临床疗效，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但张仲景必然有历史的局限性，他的成就不可能终结中医临床的发展。不能笼统地说“时方”一定比“经方”差，而且也不应该在临床中只用经方、不用时方治病，这无异于作茧自缚。
优秀的时方、验方，是对经方的补充和发展。大部分“经方”之所以在“时方”面前能够显示出较大的优势，除了本身构方精炼和合理之外，更在于每一首经方，都处在六经辨证纲领的统一指导之下，与其他经方前后联系、互相呼应，形成一个有机的链条，发挥的是群体效应之下的个体效应。而时方往往只是孤立的个体，只适合于辨证论治的一个断面，这是“后天不足”所造成的。
然而，许多时方与经方同样，也具有高超的构思技巧，也具有不错的临床疗效。我们在学习和运用时方的时候，如果有意识地将其纳入到“六经辨证”的思维方法中，采取同经方一样的“方证对应”的原则来理解和使用，则能够大大丰富和补充经方的不足，创造更加广泛、卓越的疗效。从我自己几十年来读书临床之路来看，这种学习方法是切实可行的。
还要指出的是：一个优秀的临床医生，绝不能轻视单方、验方。这些具有简、便、廉、验的处方，往往出自民间和名医的经验积累，非常珍贵，每方多数只有一、两味药，以辨病为主，不必辨证，容易掌握。本草著作中对每一种中药治病效果的认识，其实就是从单方、验方的使用开始积累的。俗话说：“单方气死好郎中”，“一招鲜，吃遍天”，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伤寒杂病论》中不仅有269首经方，还有好几十首单、验方。我国现存最早的验方集，是东晋葛洪的《肘后救卒方》，这本书，相当于一部古代危急重症的救疗手册，历代医家都很重视。我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健康之路》节目中，介绍感冒和流感初起，可以不辨寒热阴阳，只要发热、无汗，统统可以使用一首“千古名方”，哪怕高烧40°C，一碗药喝下去，往往“一汗而愈”，指的就是《肘后救卒方》中的“葱豉汤”。这首方只有两味药：葱白，豆豉。
用青蒿一味药治疗疟疾病，也是《肘后救卒方》最早记载的。根据今年9月12日的报道，中国中医科学院屠呦呦教授因为发明青蒿素，获得美国2011年度临床医学拉斯克奖，这是中国医药界迄今获得的至高荣誉，30多年前，她从《肘后救卒方》中，找到几首治疗疟疾病的单方，最后选择了青蒿做试验。试验了许多年，总是无法从青蒿中提取出青蒿素，后来又从《肘后救卒方》中的记载“青蒿一握，绞汁”中领悟出，青蒿素需要低温提取，不能加热。现在有人说：“这不是中医的成果！”如何看待？
客观地说，这种从天然植物中提取生物碱或某种有效成分的方法，的确是西医使用了两百多年的常规手段。比如治疗疟疾病最早的原生药物，是金鸡纳树皮，这是南美洲印第安人在遥远的时代，从当地的猴子那里学来的，用于治疗疟疾病发高烧。17世纪，欧洲人学会了用这种药，后来从中提炼出金鸡纳霜，弄清楚了其化学结构之后，利用大规模工业生产，制作出了奎宁，奎宁的名称就是从金鸡纳霜的印加语翻译过来的。奎宁曾经是治疗疟疾病的王牌药，使用了两百多年，如今产生了耐药性，而疟疾病仍然没有被消灭。
屠呦呦从青蒿中提取青蒿素，从方法论来看，当然与从金鸡纳树皮从提炼奎宁碱，如出一辙，至于青蒿素今后是否也会像奎宁一样出现耐药性和副作用吗？我认为：这是必然的。因为这仍然是建立在对抗治疗之上的线性思维方法。不断否定，又不断创新，就是西医和当代科学的特征。不管今后如何，青蒿素的发明，目前毕竟挽救了数百万疟疾患者的性命，这是最现实的。但在青蒿素的发明过程中，是从中医古籍《肘后救卒方》中找到根据、受到启发，也是不可否定的事实！
中医治病的思维层次，有“术”和“道”的不同：如果只会用几个单方、验方治病，哪怕是号称所谓“祖传秘方”，尽管也可能有效，充其量是停留在“术”的水平，范围狭窄，疗效有限；如果懂得辨证论治，用方得当，就可以上升至“道”的高度，治病的范围广阔，能够获得普遍的疗效；如果能够把“道”和“术”有机结合起来，既会“识证”、“用方”，又能够精选一、两味对治疗某种病有特殊疗效的单方、验方，融入对证的方剂中，则可以达到至高的境界。
许多古今名医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当代科学，仅仅在“术”的水平，对单味中药的研究，就能够让屠呦呦教授获得最高临床医学奖，如果当代科学，在方法论上进一步提升、发展，上升至“道”的水平，对中医的方剂甚至整个中医药体系，进行突破性的研究，将为人类的医疗卫生保健事业创造出何等伟大的奇迹呢？我们憧憬着这一天！
更要指出的是：为了培养一个全面的中医人才，中医的各门课程，都应当学好，包括医学史、医古文、中医基础、中医诊断、中药、方剂、经典著作、各家学说、临床各科、针灸推拿、养生保健，也包括必备的西医知识等等。但作为高等院校的教育管理者，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我们培养的对象，是未来的医生。为了使受教育者毕业后，能够开方治病，迅速在临床上站稳脚跟，在安排各门课程时，必须突出重点，必须给学生指出一条临床成才的正确方向，让他们能够充分发挥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沿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不至于被各种知识充塞了脑子，将来一到临床，就晕头转向，找不到治病的方向。
因此，强调《伤寒论》对于中医临床的指导作用，强调学习和运用经方的价值，以方剂为重点，把经方、时方、验方统一在《伤寒论》“六经辨证”、“方证对应”的方法论之下，在全面学习其他中医知识的同时，突出中心，抓住要害，善于引导，不失为培养中医临床人才的一条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