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野蛮成长的小孩

上期文章：蜗婚：婚姻向左，房子向右

作者：徐俊霞

公众号：齐鲁海风（ID：haishangfeng2016)

01

那天，我和一位朋友一起吃饭，席间谈到从小到大的那些邻居。

我不由地笑：我家的老宅和老乡政府大院斜对门，乡政府大院搬走后，就成了乡中学家属院，我家后来住的房子和新乡政府大院相距100米，我家的邻居都很有趣。

我出生在奶奶家的四合院，乡政府大院就在奶奶家住的胡同斜对面。我一周岁时，乡政府大院来了一个照相师傅，刚刚学会走路的我跌跌撞撞地往镜头前跑。

周围的大人起哄：给这个小姑娘拍张照片！

我站在镜头前，眼睛盯着照相师傅摆弄那台神奇的老式机械相机，妈妈怕我摔倒，伸出一只手，欲从后面扶着我。

这张黑白照片成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张照片，从此揭开了我与乡政府大院的缘分。

那时候的乡政府大院除了办公区，还有公开空间，电视机是面向老百姓公开的，每天傍晚到点就播放节目。

我人小耳朵灵，听见电视响，立刻丢下饭碗，抱起小板凳就往大院跑。

我们家的第一套房子就坐落在乡政府大院斜对面，家里条件有限，房子修起来了，没有院墙，院墙修起来了，没有门。

家里没有钱安装大门，爸爸用几根木头，几根铁丝做了个简易门，这样的简易门一用就是好多年。

那时候马路上没有监控，因为与乡政府大院是邻居，安全着呢！

除了去乡政府大院看电视，我还去大院里扫落叶，捉蝉。大院里有一条笔直的柏油路，路两旁种满杨柳。

秋天的早晨，妈妈让我去大院里扫落叶，喂羊。我背上小筐，带上扫帚，跑到大院里，等小筐装满了树叶，我就在树底下玩，研究蚂蚁搬家，研究树底下的洞。

一位伯伯走过来和我聊天：你在做什么呢？我指给他看蚂蚁运粮食，问他洞里还会不会有蝉。他笑：快回家吧，妈妈该喊你吃饭了。

我记得这个伯伯，他和乡政府另一位伯伯，和我们家有些沾亲带故，逢年过节，都要到我们家吃饭。

他们几个人在我们家卧室的方桌上推杯换盏，我和弟弟坐在坑上玩，爸妈在外间屋的土灶上用大锅炒菜。

伯伯可能觉得我们家的小孩太听话了，在坑上玩，不吵不闹，一顿饭下来，他不知道要给我和弟弟夹多少菜。等他们吃饱喝足，我和弟弟也吃了个七分饱。

大约在我读小学四年级时，乡政府大院搬走了。我家的邻居换成了乡中学家属院，读小学时，我不过是出入几家比较熟的老师家里。

读初中时，我和乡中学的老师熟悉起来。记得当时的英语老师脾气特别好，我在她家做功课，她在一旁织毛衣。我有不会的单词，就问她。

乡政府搬到哪儿，哪儿的地段就升值。

我读五年级时，爸爸在新乡政府附近盖起了第二套房子，这次，更惨，房子的框架是搭起来了，里面没装修，院墙和门市、大门连想都甭想。

随着新房的落成，我的寒暑假“报销”了。暑假里，爸爸安排我在新房对面的树底下练摊，摆一张竹床，卖西瓜。

孩子的天性正是贪玩的时候，我每天练摊都是一心多用，看书，做作业，跳皮筋，跳房子，不能和小伙伴们去玩，一个玩的也怡然自得。

街上人来人往，熟悉我的乡亲路过我的摊位，和我开玩笑：小姑娘，你家西瓜被抱走了。我笑笑，继续看自己的书，玩自己的游戏。

乡政府大院里的人经常来我家买西瓜，一个、两个西瓜，一般不会出什么差错。一次，两个小伙来买西瓜，一下子挑了七八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过的称，竟然称出了80斤。

那会儿，我卖西瓜用的是古老的公斤秤，心算。那个贫穷的年代，哪儿有什么电子秤，计算器。

爸爸回来后，觉得我这帐算的不多，西瓜都不大，一个西瓜不过五六斤，七八个瓜也不过40斤。爸爸带着我去给乡政府退钱，那两个小伙说：公家的事，算了，小姑娘卖瓜，挺有意思。

我挺挺腰板，严肃地说：我不是小孩。可在大人眼里，介于孩童和少女之间的年龄，可不就是小孩。

02

多年后，我和朋友聊起：我上幼儿园时，连100都数不到，我上一年级时，考试不及格。

几乎没人相信。

上个世纪80年代的幼儿园俗称育红班，班上的学生小的四五岁，大的十多岁，年龄参错不齐的孩子混在一个教室里，热闹非凡。

我五岁上的育红班，上了两年，就到了上小学的年龄。

那时候的孩子普遍上学晚，八九岁、十一二岁没有上小学的比比皆是，学校老师不让年龄小的参加考试，我中午放学回到家就哭，爸爸下午就去学校找了校长。

校长找了老师，那个老师极力为自己辩解：我没有不让她考试，我是想她年龄小，跟不上趟，晚一年上一年级也没关系。

我到底还是参加了考试，上了一年级。

我们家没有钟表，每天早晨上学，都是我的同学们从我家门前走，隔着简易门喊我一起上学。有时候到了上学的点，她们喊我上学的时候，我还没有起床。

那会儿，我年龄小，成天贪玩，心思不往学习上放。那个老师教语文，姓赵，因为我告他的状，他对我意见很大，成天对我冷眼相待。

但是赵老师也有优点，他用普通话讲课，这在乡下普遍说方言的老师中间是一个异类，他总是给我们讲：方言要掌握，普通话也要讲好。

期中考试，不知道是语文还是数学，我只考了40分。傍晚放学，我在前面跑，班长在后面追：我去给你家送卷子，一会儿，老师就去你家家访，你就等着你爸揍你吧！

这个讨厌的家伙！

我到家放下书包，就跑出去玩。在外面玩了个昏天暗地才回到家里，看到饭桌一角的试卷，我心里忐忑不安。

没想到爸爸非但没有揍我，还端出一盘油煎小笼包奖励我。爸爸讲了他小时候上学不会写乌龟两个字，画了一只“王八”代替。老师向爷爷告状：你儿子不老实。

原来爸爸小时候和我一样调皮，贪玩！

学校里，我和一个女生玩得好，那女生学习成绩好，每次都拿奖状。赵老师用激将法激我：你看你俩是好朋友，一个考前三名，一个考不及格。

我歪着头想了半天，如果我学习成绩好，就配得上这个好朋友；如果我学习成绩好，就可以拿奖状；如果我学习成绩好，这个老师就得打脸了。

从那以后，我的学习成绩扶摇直上，让赵老师刮目相看。我的好朋友却因为成天臭美，向爸爸妈妈要化妆品，要新衣服，学习成绩直线下滑。

两年后，我迎来了人生中第一次与同学、老师的分离。

原本是一条街两个村的孩子在一起读书，因为种种原因，另一个村的孩子要回去念书，不能在我们街上读书了。

看着一个个熟悉的同学、朋友背着书包依依不舍的走出教室，走出校门，我心里很难过。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早晨喊我一起上学。

我生在这条街，长在这条街，我家坐落在这条街中间，我都说不清自己是哪里人。我从育红班就和他们在一起打打闹闹，我熟悉他们每个人的家，熟悉那里的每一条胡同。

这条街的大人、小孩早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

长大后，我离开家乡，那条街上的很多人认识我，叫得出我的名字，每逢春节，她们到家里来拜年，都会关心地问我回家没有。

我的童年最大的乐趣在冬天，每年冬天，都有全国各地的剧团来街上演出，演出大约一个月左右。

那些演员就住在老百姓家里，我们家就住过一对天津的小夫妻。

街上演戏这段日子，简直是老百姓一年之中的盛宴。剧场里每天都座无虚席，我每天傍晚放了学，放下书包就跑去剧团玩耍。

剧团里常有人问：这是谁家的小孩？这么小就来看戏，她看得懂吗？有人回答：某某的女儿，这孩子可野了。

我年龄小，个头矮，也不需要买票，爸爸在剧团帮忙，我每次都被安排在后台看戏，晚饭是小笼包。散场后，我早已经睡在后台，爸爸忙完就背我回家。

说不清是戏曲的魅力大还是小笼包的诱惑大，我每天都乐此不疲跑很远的路，独自去剧团。

那时候的孩子没有现在金贵，我从三岁起，不管我穿越茂密的树林去养老院看电视，还是穿越空旷的马路去剧团看戏，都是独来独往，从来不需要大人带着。

看戏几乎贯穿了我的整个童年，直到我上了五年级，剧团来的才少了。

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又看到了启蒙老师赵老师的身影，他是另一个班的班主任。

有一天早晨，我和从乡下赶来的赵老师几乎同时到校，校门还没有开。我们站在昏黄的路灯下，赵老师和我推心置腹：你学习成绩很好，还有很大的潜力，你父母供你上学不容易，你要好好读书。

读小学毕业班的时候，因为我们班一位老师家里有事，两个毕业班的学生合在一起上课，赵老师成了我的班主任。

我和班上的同学打架，班长赶来劝架，我用板凳砸伤了班长的手。赵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耐心地做我的思想工作，给我讲“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道理。

当时的我桀骜不驯，让老师、家长头疼不已，话说重了，容易起逆反作用，话说轻了，起不到任何作用。

我在那条街上生活了十五年，说实话，学校里的老师不比我的父母在我的成长中付出的少。

爸妈对我秉承放养，散养政策，相比而言，老师们就用心多了。

临到考试，我感冒发烧，班主任老师上门家访，关切地询问我还能不能参加考试；明明是我惹是生非，在学校里和同学打架，班主任老师上门家访，和我的父母交流我在学校的学习和思想品德情况；我的学习成绩稍有波动，校长都找我谈心。

那个野蛮成长的小孩一路走来，没有长残，没有长歪，凝聚着太多人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