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丘专栏(242 )| 露白：夏先生 / 开普饭

沈丘专栏主编 / 露白（鹿斌）

沈丘专栏副主编 / 张杰民刘彩珍王倩倩

文：露白 / 图：堆糖

一

今沈丘县城，旧称槐坊镇，曾是春秋时期项子国的国都，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一条穿城而过、老百姓称之为大沙河的颍水，更使它拥有了许多不同寻常的故事。

在镇子西南角，紧靠颍水故道的南岸上，有一座两丈多高的大墓，叫华骨冢，埋葬的乃是三国神医华佗的骨骸。当年，华佗在许昌为曹操所杀，他的家人和弟子把他的尸体以船载之，计划沿颍水、淮河一路东南，然后在安徽怀远转涡河，再一路西北，归葬于他的故里亳州。但因为正值伏天，到了此处，尸体已经腐化，无奈之下，家人和弟子只好把他安葬于此处。

后来，华佗墓成了一个地名，当地人叫做冢子，范围包括现在沈丘县城西南角以及与之毗邻的属于项城市的几个村庄。

话说在冢子上有一个夏庄，除几户姓张的人家外，其余都姓夏。

夏姓在沈项一带是大姓。传说，从前祖上有一位老先生——我们无法弄清他是哪个朝代的——与人打官司，见了县太爷，立而不跪。县太爷呵斥他，他说，我有八个儿子。县太爷笑了，说，要是我也有八个儿子，难道见了皇帝就不用跪了吗？好啊，你要想不跪，也成，除非你这八个儿子个个也都有八个儿子。

这回，轮到夏老先生笑了。他似乎等的就是这句话。

从那以后，在沈项一带，就流传着一句歇后语：夏老先生见官——不拜。

这夏庄，就是八八六十四夏的一支。

我现在要说的夏先生正是夏庄人，生于1929年，虽然已近米寿，发白如雪，但骨坚神腴，耳聪目明，一米八几的个头，往哪儿一站，腰板挺直，让人认为他至多也就七十来岁。

夏先生是冢子上的名人。他会看“好”（乡村流行的说法，指吉日良辰），会写“吉书"（谁家举办婚礼，需要注意的事项），会制“大帖”（旧式婚礼中的一种请帖），至今沈项淮三县仍有不少人远道而来向他请教。

除此，夏先生是有故事的人，就像他屋后滔滔不息的流水。

夏先生上过私塾，老师是一位叫李公臣的举人，家是许昌灵井的，学东（聘请者）是槐坊镇之西大王楼的地主张老慎。

张老慎原名张玉成，字慎之，有地一百多亩，这在槐坊镇周边的地主中原本数不着。但他有学问，有见识，能说会写，是一个乐善好施且行侠仗义的人，经常帮助一些弱小之户写个状子、打个官司，为此，也远近闻名。这一点，据说他依仗的是曾任河南省督军的张镇芳——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的嗣父。

张老慎请李公臣，是通过一个叫石洪轩的人。

石洪轩也是灵井人，在槐坊镇经营皮张。有一天，他与张老慎闲聊，说，灵井得名于一口古井。那口井涝不溢，旱不涸，祈之，要雨得雨，要风得风，喝过灵井之水的人，经商能发财，求学能当官……又说，灵井有一个叫李公臣的举人，学问是如何如何的好，授徒是怎么怎么地严。这带有传奇色彩的话，让张老慎动了心，就备了厚礼把他请了过来。

夏先生的家也是殷实之家，这使夏先生在十岁的时候，有机会成为李公臣的七名弟子之一。

夏先生回忆说，李先生确实有学问，《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童蒙须知》《幼学琼林》《四书》《五经》，讲起来一字一板。他脾气也大，如果讲过的文章，你背不上来，就得捧着书跪在地上，再背不上来，那好，别人放了学，你留下，往屋里一锁，等他吃过午饭休息一个时辰后检查，若还是背不上来，得，等着挨板子吧。

那板子不叫板子，叫戒尺，黑檀木的，一尺三寸长，三指宽，半指多厚，一戒尺下去，手面肿得就像个气蛤蟆。即便如此，先生打你的时候，你的手不能蜷，一蜷手，得补上两次。张老慎的儿子就挨过这样的打。那天，村子里有一家人娶媳妇，吹起了喇叭，张老慎的儿子才六七岁，出于好奇，在下课的时候，将手卷成一个喇叭状，乌拉乌拉地吹了起来……

“张蘼芜，我教你读书写字，教你学吹喇叭了吗？”

只这一问，张蘼芜吓得脸立刻变了色。

“啪”，一戒尺落了下来，张蘼芜疼得不由自主地把手往后一蜷。这一蜷，坏，又一戒尺落了下来时，他的大拇指正在桌棱上……

李先生马上找到张老慎，说：“令郎的大拇指？”

张老慎忙不迭地说：“李先生，没事，没事，只要给犬子留一口气，打得再狠，我不说别的。”

晚上，张老慎备了一桌酒席，请了四五个学东作陪，再一次安慰李先生。

七年后，也成了手拿戒尺的夏先生遇到了相同的事，但却改变了他的人生。

二

夏先生念了七年私塾。1946年，他去了界首，在一家木器店里当学徒。在那里，他用二十块钢洋，买了两辆日本人留下的自行车。

那车子是富士山牌的，七十年了，除了十年前换了外胎，其它都是原装，至今还可以骑。五年前，有一个人找到家里，左缠右磨，以八百元买走了一辆。

但这两辆车子——夏先生出于纯粹的爱好所买下的——后来却差一点给他带来灭顶之灾。

夏先生只当了一年学徒，就被杨庄（与夏庄比邻）的几户人家请回去教私塾。这时，他的老师李公臣先生已经回故乡了，大王楼的学馆也撤了。

夏先生教了三年书。期间，社会发生了大变革，张老慎被镇压了……他拥有一百多亩地，被划入罪大恶极的一类，这多少有点对他“爱管闲事”的惩罚。他的女人改嫁他人，儿子也远逃他乡。

夏先生短暂的教书生涯几乎平淡无奇，让他放弃这一职业的本是一件小事：他用戒尺打了一个学生。次日，那学生在吃饭时肿胀的左手被父亲看见了。这位父亲，与今天大多数心疼孩子且有着相同认识的家长一样，去了学堂。

“夏先生，孩子不知道犯了什么错，惹您……？”

夏先生脸立时挂不住了，说：“你把孩子领回去吧，我也卷铺盖走人。”

学东闻讯赶来，但夏先生态度坚决：“我要在杨庄再教一天，就不姓夏！”

晚上，学东备了酒席，找了四五个人作陪，那位惹下大祸的家长也来了，低着头跪在一旁。

结果，夏先生答应再教到春节，年后让他们另请高明。除此，为了给夏先生前面说过的话留一个台阶，学堂改到了附近的杨营。

过了春节，夏先生纵横辞了，从此远离教书的生涯。这时，他才二十一岁。

他被人请到一个铸件厂当会计。

三

如果不是因为那两辆自行车和祖上所收藏的一些字画，夏先生或许会平常得与一个乡下读过几年私塾的人没什么区别。

1966年，是一个以“破四旧”为肇始的十年浩劫的第一年。因为两辆自行车是日寇用过的，带有原始的罪恶，夏先生成为“破四旧”的对象。所有的物件，要么上缴，要么销毁，别无选择。

夺他心爱之物，无异是要他的命。面对着屋后的大沙河，想一死了之的夏先生有了主意，他把两辆自行车“投”入一个水窝里。那水窝处有一截杨树桩，正好可以挂住两辆自行车而又不被人发现。

他无法向“红卫兵”做出合理的解释。

作为惩罚，夏先生戴着一顶纸糊的高帽游街半个月。没人知道，性格一向倔强的他怎么忍受了这般屈辱。

风头过后，夏先生偷偷地将车子捞上来——车子还完好无损——转移到地窖里。

1978年，两辆自行车重见天日。屈指一算，二十二年过去了。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自行车还不多，一家有两辆的更少。就这样，曾让夏先生受尽屈辱的它们，又给夏先生挣足了面子。

但这点找回远远不能弥补夏先生另外一种损失。

四

让夏先生真正感到心痛的是那些字画。

夏先生说，他们是书香门第，收藏了不少字画，有董其昌的，有王铎的，有苏轼的，有林则徐的，有谷元斌的——谷是上了《沈丘县志》的一位举人。还有一幅，是傅山的。当然，这些我们已无法考证。

红卫兵最初搜出的只是藏书——除了四经五书和《千家诗》《诗品》《鉴略》《杂字》《幼学琼林》《龙文鞭影》之外，还有《封神榜》《荡寇志》《东周列国志》之类的，也有《诸神由来》《木经书》《集古录》等。

三大木箱，在一个秋风初肃的下午，被火点着了。大沙河近在咫尺，夏先生却无法借诸一掬，去浇灭那熊熊燃起的火焰，任由一堆子曰诗云化为灰烬，随风飘逝。

还好，想到把最为珍贵的几幅字画及时地做了处理，夏先生心里这么安慰自己。

那几幅画，他把画轴去掉，小心地折叠起来，用一块棉布包好，放在床单下面……这是那个年代的人普遍认为最为安全的地方。何况，夏先生想，并没有几个人知道他有这些东西。

正是这一天真的想法使他铸成大错。

经人推荐，他被“请” 去写标语。他拿出一支斗笔，问来人：“这，是不是‘四旧’啊？要是，我就用手指来画。”

这话听起来有些调侃的味儿。那人眼一瞪，说：“你的手指头能当笔使？要这样，今天先写十个墙面！”

一句话唬住了夏先生。

一连几天，他在那人的“陪同”下，在县城大大小小的街道，一手提着白灰桶，一手挥笔，在残破的墙壁上，在光滑的电线杆上，在粗糙的大榆树上，在桥栏杆上，反反复复地写那几句话：“破除……破除……破除……”

“一只斗笔，一下午就用坏了。后来才想起用布条……”夏先生后来回忆说。

一天上午，就在夏先生像油漆匠一样在大街小巷里忙活的时候，有两个人来到他家。

“有人举报，你们还有东西没交出来！”

夏先生的女人一脸惊恐。

“知道这是什么罪吗？反革命！”

“我交出来，我交出来。这不怪夏先生，是我留下铰鞋样子用的。”女人的智慧就像她的一双小脚，被裹脚布缠得变了形，少了拐杖，连站也站不稳了。

薄暮时分，夏先生回来了。“啥？被人拿走啦？”夏先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听了女人的话，夏先生还有些不信，待冲进屋里，看到一床零乱，方知道一切都完了。霎时，他的整个身子如同没了灵魂、没了血液一样……

“没人知道啊！没人知道啊！”半天方回过神的夏先生喃喃自语。

“两个年轻人，个头差不多，有一个长着红鼻子……”女人在一旁陪着小心说。

“红鼻子？”夏先生想起一个人，但他没有说出口。

随后，“文革”开始了，夏先生就像一块木板、一片树叶，被时代的浪潮飘荡着、裹挟着，度过了不堪回首的日子，到风平浪静的时候，那些书、那些字画，早被他忘得干干净净。

五

没有了书读，没有了笔写，虽然没有被洪流吞没，失魂落魄的夏先生，再也找不回他的精神了。他所有的学问，只表现在给人摘“好”、给人写“帖”、给邻居写个春联上。唯一让他与众不同的是，他的女人和冢子上一些上岁数的人，还喊他“夏先生”。

到九十年代，他学会了打麻将，以消磨漫长的余生。华佗寺旁的麻将场里几乎每天都有他的身影。

2004年，也就是“非典”发生后的第二年，在麦收时节——这时候，城里人最闲——突然有几个学生来看他。这让他有了一些小小的激动。

“快六十年了！老师，您教我们的时候，您还没结婚呢。您看，现在我们几个也是一头杂毛了。”一个坐在夏先生对面、穿一件墨绿色丝织T恤的，以手指指众人说。

“那时啊，学生的年龄相差也大。张经武上学的时候，儿子都几岁了。有一次，他没背会书，他儿子去喊他吃饭，到那一看，他爹在屋里锁着呢！”一个戴眼镜的笑着扶了扶镜框说。

“夏老师，听说您有一本《梅花铁板数》，这书还在不在啊？”又一个问。

“老师，您不知道，徐观礼现在研究易经呢，是咱县有名的半仙。那时，我们都去过您家。您在家里晒书、晒那些字画，他好奇得眼珠子都冒绿光儿。”旁边的一个补充说。

“哪里还会有啊！”夏先生呷了一口茶，无悲也无喜地答道。

“那个年代，也真让人不可思议。什么‘亨得利’眼镜店是‘资’；‘东来顺’涮羊肉属‘封’；‘养民’理发店的老郭，叫‘郭养民’，是‘反’——得改成‘郭民养’。后来，有人打趣他，说，到你这理发，也不知道你用的啥洗头膏，老是过敏，一痒就得挠几天。”一个“稀顶”话没说完，自己已笑个不止。

“哎，我问一下，”夏先生待众人止住笑，说，“有一个红鼻子的叫个什么来着？”

“红鼻子？”“稀顶”说，“沈少卓啊。”

“对，是沈少卓。”夏先生道。

“老师怎么想起他了？”

“没什么，随便问问。”

“当时，我们学生中就他家远一些，他是住在他姑家，才到我们那里上学的……他八八年就从沈丘调走了，回项城在一家什么贸易公司当经理。不过，现在过得不太好。”“丝织T恤”显然比“稀顶”了解得清楚。

“出啥事了？”夏先生关切地问道。

“他爱打麻将，虽说赌得不大，但输得多赢得少。手头一急，挪用了公司的卖地款。其实也没几个钱，却被查出来了……这是三四年前的事。临退休了，弄个不舒坦，尽管没判几年，但公职没了。”还是“丝织T恤”说。

夏先生本来想多问两句，听了这话，便默然不语了。

沈少卓就是那个红卫兵吗？他怎么会做这种事啊？几个学生走后，夏先生一腹的疑惑。

六

2007年，因写一手大篆，夏先生被推荐加入了“县老年书画研究会”，随后，又被“挖掘”出来，当上了县政协文史委员，一时成了当地的文化名人。

2015年，有一个喜爱大篆的年轻人——又因为长相滑稽，说话幽默，做事随便，人称“大篆”——慕名拜夏先生为师。他有个朋友，驻马店的，姓卞，年纪也三十五六岁，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小的企业，人称卞总，除了喜欢玩车以外，热衷字画收藏，得知夏先生拥有过诸多名人大家的真迹，对夏先生钦佩得只差五体投地叫一声姥爷了。

一天，卞总驾了他的“道奇”，和“大篆”一起，到家里请夏先生。

“夏老师，有件东西，您帮我掌掌眼。”卞总与夏先生已熟识了，开门见山地说。

“好呀，我也没什么事。只是怕帮不上你……乡野之人，谈什么鉴宝啊？”夏先生从屋里找了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一边穿一边说。

卞总拉着车门，“大篆”搀着夏先生的胳膊，将夏先生请上了车。

车子从冢子向西，驶入G329国道。一路上，“大篆”与夏先生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

“恶竹直须斩万竿，”望着杨花历乱的窗外，“大篆”有些感触地道，“听说政府有计划要把所有的杨树砍掉，我真赞成。这杨絮简直成了灾害了。但又一想，没有了这些杨树，鸟也就没有了栖宿之处。因为啊，好多鸟总是喜欢卧在高树上的。”这时的“大篆”像换了一个人，显得既文雅又有见识。

夏先生未置可否。

但两个小时后，他突然对这句话有了新的理解。

七

约五公里，他们下了国道，一折向南，驶入一条县道，随后，驶过一段新铺的水泥路上——两边是碧绿的、一望无际的麦田，再驶过一段的窄窄的土路——两边依然是碧绿的、一望无际的麦田，又一折进入了一个绿树葱茏、楼舍错落的村子。

一路上，夏先生心情格外舒畅。他住在城乡结合处，已多年没到过这么广袤的田野了。

与外围给人印象不同的是，村子内有着平原上难得一见的景致（这是许多空心村共有的现象）：一个长满了蒲苇和杂草的坑塘，接连一片地势起起伏伏的、东倒西歪地长着泡桐、楝树、楮树、柘树、槐树的冈子。

车子绕着冈子，七折八拐地来到东南角一个普通的瓦屋前。瓦屋虽有院落，但大门还是老式的那种鸡架门楼，一边的墙还用一个碗口粗细的木棍从外向里顶着。看得出，一旦抽去木棍，那墙便会顷刻倒下。

“我先看看谁在家。”“大篆”下了车，一边说一边去推门。

“夏老师，您不知道。”卞总说，“我们来过几次了。以前由村主任老沈领着。现在熟悉了，直接可叫门。”

“他女人在家里。打过电话了，老沈马上就回来。”“大篆”从院子里出来，招呼道。

卞总麻利地拉开后门，又双手做了搀扶状，请夏先生下了车。

三人进了院子。

院子不小，青砖漫地。前面，在用旧砖头垒起来的、高度只有一尺左右的矮墙内，种着荆芥、蒜苗、蚕豆、番茄之类的蔬菜。

“进来吧，先喝杯水。”一个中等个头、头发灰白的女人站在门口礼貌地招呼道。屋里除了一个老式的条几一个方桌，没什么家具。夏先生瞟了一眼女人。女人上身穿着一件暗蓝色的毛呢褂，还算干净。

小折叠桌上，三个玻璃杯已倒满了开水，丝丝地冒着热气。

待先生在一个小木凳子上坐好，女人说：“老沈马上就回来，你们先看着。”说完，女人从桌子上拿起一个画轴，递给“大篆”。

“大篆”小心翼翼地抽下灰不灰白不白的布套，又小心翼翼地与卞总一起上下着展开画轴。

夏先生站了起来，凑近去看。

在画轴展开三分之二的时候，夏先生突然像被一股强烈的电流冲击了一般，浑身为之一震，眼睛睁得眼珠儿就要掉了下来。但其他三人的注意力都在画上，没有发现他这异常的表情。

八

画是一幅山水中堂，颜色枯枯黄黄的，但除了几道细细的裂痕，还算完整。

对这幅纸本水墨《溪山对弈图》，夏先生那是太熟悉了。画中间的茅草亭子下，有两个对弈的隐士，其中一人的两只眼睛是黑的，而且各有一个小小的破洞。那是二儿子小时候用一根燃着的火柴头戳的。当时，夏先生都心疼得要命。

老沈，想必就是沈少卓了，夏先生几十年的疑惑顿时有了答案。但他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甚至像一个不大懂画的人，依然不动声色地只是看。

这时，随着推门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者——一条腿明显受中风后遗症的影响——一点一跛地进了院。

“卞总，上周你们驻马店收藏家协会的宓主席还来过。绝对是傅山的真迹！”“跛脚”没进门，就冲着屋里的人说到。

等“跛脚”一进屋，卞总一手指了指夏先生，向他介绍道：“这是夏老师。”“跛脚”这才注意夏先生，上下打量了一遍，喃喃地说：“您老是？”

但夏先生还没开口，“跛脚”已经跪在了地上，将一个头发稀疏的脑门举给了夏先生。此外，他那泛着油光的红鼻子更让夏先生觉得格外地刺眼。原来，这人正是沈少卓，也就是那位红鼻子红卫兵。

“老师，我对不起您。我不是人。”声音不高，但却让卞总、“大篆”和女人怔住了。

“起来，起来!”夏先生俯身去搀，但却拉不动。

“老沈，你们认识？”卞总和“大篆”把画放在方桌上，过来搀扶沈少卓。

“老师，我——”沈少卓趔趄着在一个凳子上坐好，不一会儿，眼里已滚出了泪珠。

“过去的事，不讲啦。”夏先生也坐了下来。

但沈少卓就像一个在外受了委屈的孩子见了娘，仍旧低着头，一边用手拭着眼泪，一边叙说，将一个鉴宝活动生生地弄成一个悲情满满的故事会。这让卞总和“大篆”感到非常意外。

“当时，我和周子清——我们一个组的，后来任了南郊革委会主任。正是他逼我去的——从师母手中把九幅字画诈出来，一人留了两幅，剩下的都上交了。周子清的两幅，都让他换官当了。我的那一幅是王铎的字，我出事后，为了少判两年，也给人送礼了……报应啊，我五年前得了中风，就落成这个样子……我儿子，因酒后开车，撞死了人，也被判了刑；我闺女，自小娇生惯养，得理不让人，几年前也因为外甥的事，两人闹离婚了。闺女离了婚没地方待，就住在我城里的房子里。没办法，俺老两口就回这老家来了……这房子，还是我在咱县物资局工作的时候盖的。”沈少卓抹着脸上的泪，叙说着。屋子里很静。女人坐在旁边，也是不停地抹泪。

沉默了一会儿，沈少卓突然仄楞着身子站起来，对夏先生说：“老师，您把这幅画拿走吧。”

几人愕然。

“十年前，有人出二十万，后来，都说这不可能是傅山的真迹，最高只出十五万。何况，我心虚，也不敢张扬。”沈少卓走到方桌前，以手托起起那幅《溪山对弈图》，说：“我只想换几个钱，留着养老，可看的不少，真要的也没有。”

九

“这的确是赝品。但这是清人摹的，而且应该是一个与傅山时隔不远的高手摹的，与傅山的风貌并无二致，连题款的字都一模一样。”夏先生这时的表现绝对像一个鉴宝大师。他们不知道，夏先生这时想的是“大篆”那几句话：恶竹应须斩万竿……可是，没有了这些杨树，鸟也就没有了栖宿之处。

“这样，小卞，你要是真的想要，我做主，十五万。钱我不要一分，全部给他们。”夏先生看出来，两位年轻人对自己刚才的话有了极大的兴趣。

“老师，您？！”沈少卓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身体好好的，生活又不是过不去，要钱干啥！”夏先生道，“我就说一句话，以后这件事与我无关，提都不要提我。”

次日，卞总和“大篆”带了一个十五万的卡，与沈少卓夫妇一起去银行办了转款，带回了那幅《溪山对弈图》。

2015年9月

后记：

2019年，我遇到“大篆”，与他又聊起这件事。“大篆”说，老沈哪里会想到俺俩会认识夏先生啊！后来，他拿十万给夏先生送来，夏先生横竖不要。夏先生真是一个大善人，现在九十岁了，身体还是好好的，上午在家写写字，下午去华佗寺打打牌。至于那幅画，卞总也找几个收藏界的专家看了，有说是真迹，有说是赝品，但不管如何，他觉得值。

202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