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殿邦“附逆案”述评
吴殿邦是晚明潮州名宦，但顺治、康熙两朝之《潮州府志》均未立传，至康熙·金一凤《海阳县志》“人物列传·补遗”乃谓：
吴殿邦，字尔达，号海日，海阳人，博学能文，工诗赋、善书法，才名藉甚。年三十中万历壬子解元、癸丑进士，官通政司参议，时附魏党革职，历升尚宝司正卿。所著有《古制堂集》、《匏谷诗集》、《浮云吟》三十首，一时脍炙人口。离合诗十二字勒之石屏，自注藏诗二百二十四首，无能解之者。每刻咸即自焚其板，故诗文罕存。其品行为人所鄙。
其后，雍正·张士琏《海阳县志》始为其正式列传，但删去“时附魏党革职”、“其品行为人所鄙”诸语。乾隆《潮州府志》又将其从列传中剔除，而于卷三十二《宗万化传》中补入数语：“乡宦吴殿邦以魏忠贤余党，凌轹士民，万化庭叱之，手批其颊。”光绪《海阳县志》人物传，殿邦又重行阑人，但文字更简略，且谓其著述系《古懽堂集》而非“制堂”。
像这样一位“才名藉甚”的解元名士、官至正卿的朝官，历代地志为何在对他是否入传上取舍不一？看来，其主要原因正如饶锷先生在《潮州艺文志》殿邦著述后按语所说的：“胡恂《府志》载海日……附魏党革职，与《钦定逆案录》……语正合”，“是海日虽以文辞书法见长，而品行卑迂，在当时实为士林所不齿。”（1）那么，吴殿邦与魏忠贤党究竟有何瓜葛？其“附逆”程度有多深？名列“逆案”的罪名及原因是什么？“附逆”后的境况又如何？
……
对此，作者不揣浅陋，仅就管窥所及，试加考述。
一、钦定逆案之始末
天启七年（1627）八月乙卯，明熹宗朱由校崩，由其弟、十八岁的信王朱由检嗣位，是为明思宗，翌年改元崇祯。
当魏忠贤窃政时，思宗在信邸“善自戢晦，忠贤心慑之，故不敢奸顾命。”（2）即位之后，神明自操，“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3）初，“忠贤党盛，莫发其奸。杨维垣首纠崔呈秀，始相携贰，犹未刺忠贤也。陆澄源，钱元悫直罪忠贤，至钱嘉徵十大罪乃详尽。忠贤不胜愤，哭诉于上，上不动。”十一月初一，思宗下谕斥“忠贤不报国酬遇，专逞私植党，盗弄国柄，擅作威福……本当寸磔，念梓宫在殡，姑置凤阳。二犯（按，指忠贤与客氏）家产，籍没入官。其冒滥宗戚，俱烟瘴永戍。”七天后，忠贤知其罪不必免，遂于赴凤阳途中的阜城尤氏旅舍中自缢。十一月十七，“（熹宗）乳媪客氏赴浣衣局掠死。”十二月丙辰（廿三）“命定逆案，先命“五虎”、“五彪”下法司议罪。”（4）至此，魏党之首要分子均告伏法。但思宗意犹未尽，准备全面清理逆案。
崇祯二年（1629）正月庚辰（廿四日），思宗召大学士韩、李标、钱龙锡，吏部尚书王永光定逆案，谕曰：“朕欲定附逆入罪，必先正魏、崔、客氏首逆，次及附逆者……卿等数日内确定，不许中书参预。”阁臣“不欲广搜树怨，仅列四五十人以请。上大不悦，再令广搜，且云皆当重处，轻则削籍。阁臣又以数十人呈进。上怒其不称旨”，因严斥阁臣“岂皆不知，特畏任怨耳！”隔天，复召阁臣入，指桌上的几个黄缎包袱曰：“此皆红本（按，即由皇帝用朱笔批示的奏本），珰实迹也，宜一一按入之。”（5）阁臣知帝意难回，势难遗漏，于是又广为搜列。
二月壬子，思宗又“召阁臣及刑部尚书乔允升、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于平台，问张瑞图、来宗道何不在逆案？阁臣云：'无事实。’上曰：'瑞图善书，为珰所爱；宗道祭崔呈秀母，文称“在天之灵”，其罪者矣。’问贾继春何以不处？阁臣言：'其请善待选待（按，指光宗宠姬李氏），不失厚道，后虽改口觉反覆，其持论亦多可取。’上曰：'惟反覆故为小人。’于是发原奏并前红本未入各官六十九人，各令酌定。于是案列甚广，几无一遗。”（6）
三月辛未（十五日），“钦定逆案”正式颁布。涉案人员定为六等，计：首逆凌迟者二人：魏忠贤、客氏；首逆同谋决不待时者六人；交结近侍，秋后处决者十九人；交结近侍次等、充军者十一人；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续为民者一百二十九人；交结近侍减等、革职闲住者四十四人。又，忠贤亲属及内官党附者五十余人，合共三百二十余人。后又增“逆案漏网”者三十六人。（7）
综观上述“逆案”钦定经过，其中似有几点可引起注意者：
1、“逆案”有扩大化倾向。
思宗青年继祚，宸机独断，亟望扭转颓局，实现中兴，故于逆珰一党，力求一网打尽。他坚信“忠贤一人在内，苟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因此，外臣对逆珰只要有称颂、赞导、谄附之迹象者，概不宽贷；“其内臣同恶，亦当入之。”（8）以致逆案名单从阁臣初拟的数十人增至定案时的三百多人。但因其践祚未久，缺乏相应的执政经验，加上刚愎自用的性格弱点，故在除恶务尽的同时，难免给“逆案”的拟定带来了扩大化的倾向。
2、“逆案”的拟定有很大的随意性。
拟定“逆案”之初，思宗对附逆者的界定标准曾作过相对细致、合理的规定，在对阁臣的谕旨中说：
欲分附逆，又须有据。今发下建祠、称颂诸疏，卿等……在内阁评阅，如事本为公而势非得已，或素有才力而随人点缀，须当原其初心，或可责其后效……据法依律，不枉无徇。（9）
但是，当阁臣开列出只有四五十人的初拟名单后，思宗大不悦，认定阁臣“特畏任怨”，于是把“不枉无徇”的初衷置诸脑后，乾纲独断，无限上纲，从而使不少“附逆者”蒙上不白之冤。
崇祯元年十一月癸未，山阴监生胡焕猷上书“论大学士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李国当魏忠贤专权，不能匡救，且揣摩意旨，专事逢迎，浙直建祠，各撰碑称颂，今宜俱罢。”十二月辛丑，诸阁臣联名上奏曰：“臣等实未尝为忠贤作碑文也……以忠贤之势，取旨如寄，而谓臣等敢惜其微衔以撄嵎虎之怒乎？至取旨褒赞，则亦往日一二文书官称上命便依票拟之（明代阁臣在各种奏疏上草拟处理方案，称“票拟”），一言不合，则令改票，甚则严旨切责，此事从来俱在。臣未承乏之先，为日已久。臣等不尽受罪，但票拟不能尽其职，计惟有见几之作，而彼且操虺蝎之毒以随臣等之后，盖彼不惟视臣等之去就轻，而视臣等之生死亦轻也。且夫以去就、生死争之而有益于国，犹若可为也。虎狼之性，愈触则愈怒。今四年来乳虎苍鹰，罗钳罟网，毒遍天下，去就生死之争，其效可见于此矣。不得已徘徊其间，冀有毫发之益于国，则亦稍尽臣等区区之心耳。”此奏本之立意当然是在为自己辩解，但其中所陈述的阁臣在忠贤得势之日，形同傀儡，朝不保夕的境况却绝非向壁虚造之词。黄道周后来曾在奏本后加评语曰：“其不得已之情，亦昭昭可见。观黄、施、张、李四公之辩胡焕猷，则当日之情事可得其概矣。”（10）
对此，青年天子却充耳不闻，既不“原其初心”，也不“责其后效”，完全不顾“事本为公而势非得已”的定逆准则，把上述四阁臣全都划人逆案名单之内！
天启六年四月，浙江巡抚、右佥都御史潘汝桢到任前，兼管织币的杭州通判唐登已在清波门外建魏忠贤生祠。太监李实嫌其隘陋，更创于北山，嘱汝桢题祠额。其时织币财政拮据，拟采云雾山木，汝桢想借工程甦民困，遂疏请建祠。熹宗许之且赐额曰“普德”。为此，潘汝桢落下一个“首开谄附”建逆祠的罪名，成为逆案中“结交近侍次等充军者”之一员。
在明代，为官员建生祠之事层出不穷，毫不足怪。就在同年正月丙辰，就有官员上奏“请毁李三才、张云翼、毛士龙生祠”之事。只要思宗肯对汝桢上疏的背景稍事了解，真相便可大白。然而，至尊却不屑于此，一味重处，以致时人赵维寰要愤激地说：生祠“成于唐登，遂于李实，事在乙丑（天启五年）秋冬间，而潘抚莅浙在丙寅（六年）四月，固风马牛不相及也。矧意在为民请命，与他省之无因献媚者绝相远，乃庙堂不深惟本末，竟似首倡重处。”（11）
司礼监监丞（正五品）刘若愚，于天启元年被魏忠贤斥退至御马监外厂，因其善书、好学多文，后被司礼监秉笔太监李永贞调派至内直房经营文书缮写。刘目击逆党所为而无可奈何，乃改“时敏”之名为“若愚”，寓“苦心”二字以自儆。定逆案时，李永贞被斩决，刘则因有廷臣诬参“暗地运筹者，刘若愚也”，竟和李永贞一样，名列逆案第二等：“首逆同谋决不待时”，被处斩监候！而魏党司礼太监王体乾、涂文辅等则以黄金买命得以漏网（后来才补入“谄附拥戴”第五等）。若愚在监中不断申冤，有语曰：“以外衙门譬之，逆贤、体乾大堂也，永贞、石（元雅）、涂（文辅）司官也，累臣不是逆贤掌家、掌班名下，不过在永贞直房充抄誊之役，即同司房之书办耳。今因大堂有罪而波及司中疏贱之吏，反纵舍大堂心腹荣贵之人如王体乾、涂文辅、王朝用等高枕无事，谓非孔方之力，谁其信哉？廉吏又安可为也？”（12）
经过十几年反覆上诉、推鞠，刘若愚终于获释。但逆案颁布之日，将魏党心腹轻轻放过而将贱吏列为“首逆同谋”（只有六人）的事实，已充分说明了“钦定”过程的率意与粗疏。南明抗清志士夏允彝云：“钦定逆案，其不安者，如杨维垣首参崔呈秀，不宜入也，以其力扼韩、文震孟之出，遂处以谪戍；虞廷陛曾参孙居相耳，于赵南星原无弹章，以纠南星误处之；吕纯如虽有颂珰之疏，疏至熹庙已宾天，霍维华取其疏稿削去之矣，竟据邸报亦入之。此何等事，而草草罗入，致被处者屡思翻局，持局者日费提防，纠缠不已。至南都再建，逆案翻而宗社墟矣，此则当局者之咎也。”（13）
3、逆案名单中有浓烈的党争色彩。
明代之党争，由来已久。至万历年间，已有东林、秦、齐、楚、浙、宣、崑诸朋党，而以东林势力最盛。有相忤者，即目为邪党，废斥殆尽。天启初，忠贤势成，诸党争附忠贤以谋报复，遂假汪文言、熊廷弼二案屡兴大狱，必欲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又造“天鉴录”、“同志录”、“点将录”等，加以恶名，并颁“党人榜”于全国，凡榜上有名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夺。客、魏既诛，东林又复起用。思宗欲定逆案，参与议拟者为韩、李标、钱龙锡、曹于汴、乔允升（先期尚有吏部尚书王永光，后被劾为阴附逆者，遂辞不入）五人，其中曾入“东林点将录”者三人：天微星九纹龙大学士韩、天贵星小旋风右都御史曹于汴、天牢星病关索刑部尚书乔允升。（14）李标则曾师事赵星，列名“东林同志录”中。钱龙锡系松江人，名虽未入“录”，与东林之关系亦非同一般。
由这样的“专案组”来定案，当然很难做到“一碗水端平”。故谈迁在编完《国榷》有关逆案的段落后，亦忍不住要发一番感慨：“闻阁议主于钱龙锡，而姚希孟出龙锡之门（按：姚是“东林点将录”中四方打听邀接来宾头领十二员之一，喻称为“地阔星摩云金翅翰林检讨姚希孟”），效笔为多，故姑苏人独不预。虽罗人吕纯如，原非苏人所归也。古人云：受尧之诛，不能称尧，彼曹子有次骨之怨。其后龙锡中祸，亦此案酿之矣。”（15）
党系之倾轧纷争，使魏忠贤坐收渔利，窃取权柄。钦定逆案虽清算了魏党，却启开新一轮的衅端。终崇祯十七年，逆案坚挺难动，至南明马士英、阮大铖当国，其案始翻。一年之间，党争大起，终于导致明祚之覆亡。
综上所述，“钦定逆案”之颁示，虽然“上以副圣天子错枉之权，下以昭千万世人臣之戒”，（16）让人看到了整肃朝纲的一缕曙光，“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加之崇祯君臣举措失当，制置乖方，使逆案带有极大的随意性，呈现出明显的扩大化和门户报复倾向，未能取得更大的效果。刈除奸逆以后，“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懒”的局面依然如故，以致思宗不久复信任宦官，终使“祚讫运移，身罹祸变。”（17）因此，对“钦定逆案”的评价固宜慎重，而对于“逆案”中人，尤须据实分析、分别对待，不宜简单地以“附逆”二字论定。
二、吴殿邦“附逆”辩析
在“钦定逆案”中，吴殿邦名列第五等“交结近侍又次第”第61名（第五等共128名），罪名是：
赞导———媚珰劾樊王家追赃，通参改尚宝卿破例。（18）
关于“劾樊王家追脏”事，《大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天启五年十二月乙亥（初一日）］中有较详细记载：
尚宝司卿吴殿邦疏参原任潮州府知府樊王家、巡按广东御史陈保泰。先是，王家守潮时，以吴殿邦族亲僮仆多不法，申呈保泰逮捕吴耑一、蔡明虞等，置之法，株连多人。王家既察外，保泰亦年例外转。至是殿邦具疏言：臣以力议淮抚李三才，为邪党邹元标、房可壮等所嫉。樊王家则房可壮之同年死友也；陈保泰则投拜邹元标之门生也。朋谋害臣，用门子李荣、塘报吴光等，采访臣家戚属姓名，非刑拷掠，系累淹禁，一案而拟一绞、四斩、九军、五十八徒，异究异惨。今奉恩诏，臣族属所罹正与赦款相合，统乞概与矜赦。因讦樊王家私抽广济桥商税三年共十万余两，李荣等索诈良民各有万金，乞行追究。得旨：樊王家逢迎权党，诬害乡绅，借名窝访，打死多命，故入人罪，究惨异常。且尝违禁抽税至十万余两，好生贪纵，著削籍为民，仍行广东巡按御史，并衙蠹李荣、吴光提问，追赃具奏。其无辜罗织诸人，遵恩诏即与查释。陈保泰著该部议处。（19）
为便于对上述事件作出允当评析，有必要对其中所涉及的一些细节先作些了解：
1、关于“力议淮抚李三才”事。
《明史》卷二百三十二［李三才传］谓：“三才挥霍有大略，在淮久，以折税监得民心……会内阁缺人，建议者谓不当专用词臣，宜与外僚参用，意在三才……工部郎中邵辅忠遂劾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列具贪伪险横四大罪，御史徐兆魁继之。三才四疏力辩，且乞休。”“天启元年，辽阳失。御史房可壮连疏请用三才。有诏廷臣集议。通政参议吴殿邦力言不可用，至目之为'盗臣’。”“三才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
天启五年正月，左副都御史乔应甲上疏言时局门户时，又追述当年三才谋入阁事：“嗣是议论纷起。有保三才，复有参三才；有保而参，即有参而复保，此门户之所由分也。后三才赃私难掩，又匿陈增税银，出一奇策，借势顾宪成投阁、部、院三书。”“科臣傅魁临去疏，有李三才托汪文言行贿谋升，房可壮特荐取旨如寄。可壮之荐三才云：'人言三才奸雄，吾特患不奸雄。’一时正气直臣交章参劾。王德完、吴殿邦、徐扬先、周宗建皆参三才。”（20）
显然，在天启元年魏党尚未窃得权柄之前，围绕李三才是否入阁的问题，朝廷上下，人言汹涌，“议论纷起”。不管是保的一方还是参的一方，各有各的理，很难以邪正、是非的单一标准去简单地划线。在“交章参劾”的官员中，王德完在万历中曾因谏立太子事“受廷杖百，除其名”，“直声震天下。及居大僚，持论每与邹元标异。”（21）而《东林点将录》中的“天伤星行者左都御史邹元标”其时虽“欲举用李三才，因言路不与，元标即中止。王德完讥其首鼠，元标亦不较。”（22）可见他碍于李三才“性不能持廉”，故保举时亦自觉底气不足，不敢坚持到底。李三才是东林党魁，《点将录》喻他为“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名列榜首。其麾下的左右先锋是“天暗星青面兽浙江道御史房可壮”、“地周星跳涧虎福建道御史周宗建”。但在是否举荐三才的问题上，两位先锋却一保一参，态度截然不同。房可壮迫不及待地举荐，周宗建却站在王德完的一边，与邹元标对着干。（尽管他跟邹有师友之谊。“元标建首善书院，宗建实司其事。元标罢，宗建乞与俱罢。”（23））由此可见，反对三才入阁的呼声，在当时是舆论的主流，即使是在东林党人内部，亦有不少人持否定态度。
吴殿邦时任通政参议。明代的通政使司，除“掌受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外，“凡议大政、大狱及会推文武大臣，必参预。”（24）因此，当“有诏廷臣集议”时，殿邦参予对李三才的会推，纯属正常履行职责的行为。他在会议上慷慨陈辞，“力言（三才）不可用，至目之为'盗臣’”，不依违两可，观点明确，旗帜鲜明，无论态度是否过激，应该说亦是尽职尽责的表现。为此，他得到不少人的赞赏，像“直声震天下”的王德完“因荐顺天府丞邵辅忠、通政参议吴殿邦，以两人尝力攻李三才也。”（25）但亦因此而招致了举荐派特别是房可壮等东林党人的怨恨，从而埋下了“附逆”的祸根。
2、关于“劾樊王家追脏”事。
据上引吴殿邦《疏》：樊王家系“房可壮之同年（按，即同榜进士）死友”。樊于天启元年至三年出任潮州知府。（26）他裁抑殿邦的族亲僮仆的“不法”行为，当在此期间。吴府家人吴耑一、蔡明虞等究犯何法，违法的情节有多严重？我们今天已很难了解，但非“十恶不赦”者，应无疑义。（27）而一桩普通的民事案件，樊竟指使家人且借助塘报人员进行窝访，大造舆论，又“非刑拷掠”，最后“拟一绞、四斩、九军、五十八徒”，株连达七十二人！难怪吴殿邦要认定这是“朋谋害臣”、挟党争之嫌以图报复的事件。因借天启五年“冬十月……庚子，以皇子生，诏赦天下”（28）的机会，上疏“乞与矜赦”，并反戈一击，讦劾樊王家私抽广济桥商税十万余两。
晚明因辽东战事及剿定“流寇”所需，军饷急剧膨胀，各地特别是富庶地区的官衙人等，借筹饷之名而上下其手、中饱私囊之事时有发生且屡禁不止。天启七年二月，巡按广东的晏春鸣在经过调查以后向熹宗上奏，“题述地方利病。得旨：据奏粤中搜刮抵饷，其实摊派杂税，抽扣兵饷，挪移赋额种种，累害及太平厂税，额外加派，商人困苦，情弊昭然甚悉。着即与改归田亩，照地征输，以抵辽饷。俟辽事平日另议。”（29）潮州广济桥在古代历来是沟通闽赣粤的枢杻，商税收入非常可观，故当地官员巧立名目，私抽商税之事，原非空穴来风。惟主事者与侵吞数额，是否果如殿邦奏疏中所言，寡陋如笔者，尚难断定。但在当时，最高当局还是认可吴氏所奏，樊因此被“削籍为民”，“追赃具奏”，巡按陈保奏亦被“著该部议处”。
3、关于“劾樊媚珰”与“破例升职”。
吴殿邦“劾樊王家追脏”事，已如前述。在这一事件中，樊失当惩处吴之族亲僮仆在前，吴疏告樊与陈“朋谋害官”在后，整个过程与魏党毫无干连。至于攻讦樊氏“私抽桥税”一事，如抛开其中可能夹杂的个人恩怨成分而就事论事的话，更是肃纪纠贪、利国利民的行为，又与“媚珰”何涉？
退一步说，如果“劾樊”的本意确实是为了“媚珰”，那么，在参劾取得成效，“献媚”成功之后，按说就该“取宠”了，就像《钦定逆案》中的不少人一样：张文郁，“谄附。主事骤躐侍郎”，由正六品骤升为正三品；单明诩，“谄附。主事三年，躐跻巡抚”，由部司属吏直升地方大员；李春煜，“颂美。例转给事，躐升尚书”，按常例应升转七品的给事中，一下子提为正二品的尚书（30）……然而，殿邦的情况却截然不同。
给殿邦定罪的依据是“媚珰劾樊王家追赃，通参改尚宝卿破例。”这两句隐约其辞的话，易使人生发这样的联想：因媚珰劾樊而破例升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前引《熹宗实录》的第一句话是“尚宝司卿吴殿邦疏参原任潮州府知府樊王家”，时在天启五年十二月初一日。显然，在此之前，殿邦已在尚宝卿任上。换句话说，他由通政参议改任尚宝卿，与劾樊一事无涉。至于他何时改任，依笔者管见，或许就在王德完“因荐顺天府丞邵辅忠、通政参议吴殿邦，以两人尝力攻李三才”之后，时在天启元年五月，因王德完其时为左佥都御史，不久即“请出受南京”。（31）而天启元年熹宗方践祚，魏忠贤尚未得势，故殿邦改官，与“媚珰”全不沾边。
明代之通政使司，设“通政使一人，正三品。左、右通政各一人，正四品。左、右参议各一人，正五品。”（32）而“尚宝司，卿一人，正五品。少卿一人，从五品……”“以侍从儒臣、勋卫领之，非有才能不得调。”（33）故通政参议改尚宝卿，属同品平调。当然，同品位之官员改调，还有班次序列与考满之讲究，但尚宝卿既然“非有才能不得调”，而吴殿邦系由王德完特荐而改任，故即使“破例”，亦是因为在“力攻李三才”时表现出特殊才干而得到赏识和信任，根本构不成罪行，与“媚珰”更难挂上钩。何况，“劾樊”后不久，殿邦不但没升迁，反而落职。
“天启六年闰六月癸亥（廿三日）……职方郎中郑履祥及吴殿邦削夺官诰。”（34）按《国榷》记录之惯例，某官员之黜陟，一般均标明前后改动之官衔，此处将吴与郑并列，知其时殿邦已任职方郎中。兵部职方司郎中与尚宝卿虽同为正五品，但一为部之下设机构，一为独立行使职权之部门，其地位、份量有明显的差别。吴殿邦这一次改任的原因难于确知，但《熹宗实录》中的一条记载亦许可为我们提供思考的线索：“（天启六年七月癸未〈十三日〉）勒原任广东按察司副使史孔吉闲往……吏部推孔吉尚宝司卿，以（王）继曾陪。上谓史孔吉系高攀龙邪党，如何谋干京堂？遂有是命。”原来，在殿邦改任后，吏部曾推荐史孔吉、王继曾出任尚宝卿与少卿，但前者遭否决，所以在“七月壬午，王继曾为尚宝司卿”，（35）而史孔吉却连副使的头衔都保不住，原因是他乃“高攀龙邪党”。天启六年是魏珰擅权的巅峰期，上述之“上谓”，不管是熹宗亲口所言还是秉笔太监代拟之“批红”，总之都表明了最高当局的用人准则：凡与“邪党”沾边者均不得在京堂中任要职。尚宝卿“掌宝玺、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宝（玺）二十有四……凡请宝、用宝、捧宝、随宝、洗宝、缴宝，皆与内官尚宝监俱。”“凡金牌之号五……亲王之藩及文武出镇抚、行人通使命者，则给之。御史出巡察则给印，事竣，咸验而纳之。稽出入之令，而辨其数。其职至迩，其事至重也。”（36）像这样重要的，直接参予“掌印把子”的职位，自然不能让“邪党”或不听话的人染指。吴殿邦不是“邪党”中人，如果他肯俯首贴耳、刻意“媚珰”的话，又怎会在魏珰已成为“九千岁”的时刻，丢了尚宝卿的要位并落了个“削夺官诰”的下场呢？他与魏党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难道还不足于发人深省，从而重加审视吗？
“钦定逆案”颁示之日，吴殿邦已削籍家居近三年，但他依然难逃已逐步扩大化了的政治罗网，成为党争的陪祭品。在“劾樊”的奏疏中，他已清醒地意识到当年“以力议淮抚李三才”会“为邪党邹元标、房可壮等所嫉”，而出他意表之外的是，当以东林党人为主的“专案组”在“秋后算账”时，却颇有心计地绕开这个十分敏感、且易授人以柄的话题（在所有的“附逆”者的定案勘语中均无片言只语涉及李三才），而是给他定了一个“媚珰劾樊王家追赃”的罪名———一句深文句纳、含糊不清的判词。
明代的官员之间互相攻讦、参劾，甚至“风闻上奏”之事，可谓司空见惯。问题是，“劾樊”有无依据，“追赃”应不应该？如果抛开这条最关键的判定是非的标准，“劾某人某事”的陈述语又焉可成为定罪的依据？对此，我们无妨参看一些与殿邦案由相类似，同列“逆案”第五等者的勘语：“徐复阳，赞导。诬郝土膏追赃”；“张汝懋，赞导。诬参樊尚璟、房可壮、杨嘉祚，追赃”；“阮鼎铉，颂美。诬参吕坤并郑三俊三案”；“岳骏声，赞导。诬王之寀受赃，竟至逮死”（37）……上述勘语中，一个“诬”字，严于斧钺。但对于殿邦，“诬”字却改成“媚珰”二字。略同此例的还有《钦定逆案》附“逆案漏网”三十人中的王时英，其勘语是“疏参唐晖……樊王家……削夺”（38）。可见，参劾王家的，原非殿邦一人，王家等人确有可参之劣迹，所以不得不小心地避开“诬”字。这一看似巧妙高明的改动，其实是欲盖弥彰，反而使定案者纠缠旧账、睚眦必报的阴暗心理和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技俩暴露无遗。
由于魏阉恶名昭著，其倒行逆施、窃国弄权的行径已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因此，凡是与魏党沾边的、特别是“逆案”中人，在史家文士的心目中，无不先入为主地罩上一重令人憎恶的阴影；而曾与魏党对峙过、矛盾过的人，则程度不同地都闪现出耀眼的光环。“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的李三才，因为“其后击三才者，若邵辅忠、徐兆魁辈，咸以附魏忠贤名丽逆案。而推毂三才，若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刘宗周，皆表表为时名臣。故世以三才为贤。”（39）相反地，耿直的王德完因推荐过邵辅忠、吴殿邦，“其后辅忠、殿邦以党逆败，佥为德完惜之。”（40）在这里，褒贬的标准是以人划线而不问事件的原委、是非。而违禁抽税、被追赃削籍的樊王家，在雍正《广东通志》中却被誉为“廉正执法，裁抑豪右，民赖安辑”的名宦。但令人费解的是，《通志》在这段话之后，紧接着又说：“其后李栻（按，天启四年接樊王家任）治尚简，尤精醝政，不致于繁苛扰民。一严一宽，皆有功于潮郡。”（41）盐税是潮州广济桥税中第一大户，既然李栻握篆期间“不致于繁苛扰民”，那么他的前任该是什么样子，不是昭然若揭吗？又有什么“有功于潮郡”、“民赖安辑”之可言？实际上，不管是严苛还是宽易，可谓“宽严皆误”，而真正使潮州商税得到较好治理的，应是天启七年接李栻任潮州知府、后升海北道的马鸣霆。崇祯年间建于郡城义安路铺巷尾的“千里棠荫”坊上的石刻匾文，可为我们提供一段可贵的为历代地志所漏载的资证：
“广济桥盐商永思钦差海北道爷马鸣霆前守潮州德政。颂语：于乐我公，古之龚黄。关心民瘼，亦恤恫瘝。膏敷雨泽，蠹消霜寒。无损瘠，国有余藏。商享公德，思之莫忘。垂之绰楔，以永庚桑。”（42）
民心如镜长相映。为百姓办好事的人，百姓将永远怀念他。广济桥盐商自发地为马鸣霆立石坊，正是对此前那些“繁苛扰民”、使商民“捐瘠”的“官蠹”们的无声抗议。这一举措亦正好从另一侧面印证吴殿邦之“劾樊追赃”，绝非诬告以“媚珰”。
可叹的是，由于吴殿邦在“劾樊”奏疏中直斥邹元标、房可壮等为“邪党”，触犯了东林党人的大忌，于是仍被不分青红皂白地罗织入“钦定逆案”之中。对于心志高傲的殿邦来说，这不啻是再一次的而且是更致命的政治打击！当年，他在乡试夺魁后曾踌躇满志地在书斋花园中刻下金文“鼎魁”二字，坚信自己一定能够在大比之年独占鳌头、名满京华。（43）不料在历经十七年的宦海浮沉之后，竟坠入一个“削籍、附逆”的深渊之中。愤懑之余，他只能无奈地赋诗明志：“耕牛无宿草，仓鼠有余粮。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44）除了归咎于噩运之外，他还能说什么呢？
三、“品行为人所鄙”辨
康熙《海阳县志·吴殿邦传》谓吴“时附魏党革职，历升尚宝司正卿……其品行为人所鄙。”前两句之自相抵牾且不合事实，已如前述。后一句虽然只有七字，却字字千钧，有如恶谥一般，几乎置吴殿邦于万劫不回之境地。但吴之品行究竟有何可鄙之处，除了“附魏党”之外，在本传文字中并无踪迹可寻。
乾隆《潮州府志·宗万化传》谓“乡宦吴殿邦以魏忠贤余党，凌轹士民，万化庭叱之，手批其颊。”算是有了一些“为人所鄙”的细节。对此，道光《广东通志》有更具体之描述：“万化摄篆时试士，裁抑魏党通政使吴殿邦，至庭叱之，批其颊。”（45）原注云，此段记载出自《魏叔子集》，看来，乾隆《府志》所据者应与此同。但该段记述之漏洞颇多：宗万化于“崇正改元，起补潮州同知，摄府篆”，（46）其时殿邦已削籍家居近二年。府官试士，是指对本府生员进生考核。殿邦原是朝廷命官，当然不会在被考核者之列，因此，“裁抑”云云，不知何从说起。其次，殿邦削籍时之官衔是职方司郎中，稍前则为尚宝卿，宗同知为何要舍近而求远，而且给吴安上一个他从未任过的通政使（三品）的高位？亦许是魏叔子（名禧，江西宁都人，康熙间曾应博学宏词试）的这段话实在太离谱了，所以乾隆《府志》才改为“乡宦……凌轹士民”。但不管后人怎么润色，若从其源头处分析，其记述之可信性原就大可置疑。
因此，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看吴殿邦在回乡之后都做过什么事。
康熙《潮州府志》卷十“寺观”载：“长寿庵，在城北金山之麓、凤城驿之东……傍有三官堂，明天启间郡人吴殿邦所建。辛丑（按，即顺治十八年）堂像更新。”以“三官”为名的庙、庵、堂、殿，遍布全国。三官即天官、地官、水官，其信仰源于对天、地、水的自然崇拜。道教称：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如此，怀有不同希望的人，都可以在三官那里找到精神寄托。（47）吴殿邦削籍后在家乡建此堂，主观上或许正怀有此三种意愿，但客观上无疑是为乡人提供了一个消灾祈福的宗教场所。可以想象，当年该堂之香火一定相当兴旺，因此在仅仅过了三十来年以后，就必须更新堂像。而他之不为烧香许愿者“所鄙”，不言自明。天启六年正是魏珰一手遮天，为他建生祠之谀风吹遍全国的时刻。其时，战功显赫的名将袁崇焕尚且要跟风邀宠，遑论他人？（袁后来亦名附“逆案”末等即“亦俱建祠，但与诸奸宜减等论”，事见《先拨志始》卷下）吴殿邦倘亦趁机在潮州建魏祠，说不定能因此而改变削籍乡居的尴尬处境，但他却不屑于此而创建三官堂以利己利人，真欲“媚珰”者，宁如是乎？
殿邦曾于家乡枫溪建“吴氏家庙”，并于正座东西墙上撰书“念修堂八发”：孝弟忠敬礼义廉节。每字径大2.1×1.54米，下各书四言八句之发文（手迹尚存庙中）。像“忠发”：“率土皆臣，况食其禄。出则分忧，为世造福。处在草莽，太平是祝。乐事勤功，皆以报国。”敬发：“君子敬身，无时敢懈。失意增修，快心防败。谨事慎言，三畏三戒。惟无不敬，全身远害。”节发：“节有二义，俭约不侈。乾坤之贞，人心根柢。实见得是，可齐天地。大节不夺，精昭乘史。”念修堂八发既是对后代子孙之规诫，其实亦是殿邦之夫子自道。观其“处在草莽，太平是祝”；“失意增修，快心防败”；“大节不夺，精昭乘史”诸言，可知他在逆境之中，仍心忧庙堂，坚信自己大节无亏。实际上，当时粤东各地修建之家庙、宗祠，都以能求得殿邦大书匾额为荣，显然，众多的索书者亦不认同他的品行可鄙。
殿邦乡居期间，常至匏谷（今登塘白水岩）幽居，潜心研读之暇，时亦寄情吟咏。清初潮州诗坛之领军人物陈衍虞在为叶白也的《龙桥诗集》作序时说：“万、泰、启、祯间，郡人讳言诗，塾师授徒，父史训子弟，皆云此道与制举相左。自吴海日先生居林下，始好为诗。”（48）乃知殿邦在推动晚明潮州诗界发展方面，功不可设。当年他还曾邀集同好者在匏谷结社，“壮岁即弃诸生服”的杨闱获悉后，特意从大埔到匏谷“与吴冏卿殿邦，徜徉山水，酬唱无虚日。”（49）殿邦留有《暮秋匏谷结社有赋得园字》二首以志盛，其七律云：
海门东去听潮喧，落得便宜五石樽。
旅雁相过排晚字，群鸥坐对领卮言。
清狂我辈簪原合，懒拙畸人薜自扪。
生计只今诗酒在，未应萧瑟此山园。（50）
第四句言诗友相约来践鸥盟，而由殿邦领头定出自然随意之话题，也就是说，众人皆以他为首领。可见，在高层次的诗文群体中，亦不存在“其品行为人所鄙”的问题。
潮州太平路原有“齿高德邵、百岁乡宾”之石牌坊，下款镌“为明吴卜高之父吴信建”，上二人系殿邦之父、祖。明制：“七品以上皆得推恩其先……曾祖、祖、父皆如其子孙官。”（51）吴卜高、吴信皆无移封官衔，可知此坊系殿邦削籍后所建。建坊须逐级申报，其时之府官肯准其所请，说明他们亦不尝因殿邦落职而有所鄙视或刁难。
“三世尚书、四朝大老”坊系崇祯元年潮州知府马鸣霆等为赠太常卿林瓒、子林乔樌、孙户部侍郎赠尚书林熙春建。乾隆年间，大书法家翁方纲之《粤东金石录》谓：“诸郡邑志所载石坊极多，无足录者。潮城石坊字尤多，佳独崇祯元年三世尚书坊……字皆迳尺外，遒逸绝伦，合苏、黄、米之能，不著书人姓名。”翁方纲眼界极高，于书家少所称许，独于此坊字推崇备至，可知其字极佳。故老相传，字系吴殿邦所书，若与今存吴书手迹相较，可谓确凿不移。崇祯元年殿邦已削籍乡居，故与“百岁乡宾”坊一样，坊额“不著书人姓名”。知府马鸣霆在任时曾整饬盐政，深知前任樊王家等之弊，对吴殿邦“劾樊”之是是非非洞若观火，故于主持建坊时仍请殿邦书匾，顺理成章。吴殿邦与林熙春、林益封父子曾同朝为官，吴任尚宝卿，熙春为大理寺卿，益封以父荫任太常簿升上林苑监，（52）彼此之间相当了解。天启四年四月熙春以户部左侍郎致仕，六年闰六月殿邦削籍返乡，至七年熙春逝前，两人仍有交往机会。熙春向以忠直称，“丁卯（天启七年）以前，闻朝端有一举动，未尝不当食废箸。”“考终而逝，以当道题请，蒙恩祭葬。而郡邑绅庶奔哭几前者，至庭不容拜。”（53）因此，为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立坊，倘延请一个刻意“媚珰”、“品行为人所鄙”的人来书写坊匾，岂不大煞风景？林益封等林氏后裔以至社会舆情又岂能容忍？
吴殿邦才质卓异，“离合诗十二字勒之石屏，自注藏诗二百二十四首，无能解之者。”可惜的是，该石屏已不存，不然的话，由12个字而离合变化出224首诗来，将是诗坛的一大奇观。而且，其诗文稿“每刻成即自焚其板”。为什么要这样做？当然有多种原因，主要有：明代印刷术发达，只要舍得钱，便可刻书，尤其是当官的，可利用职权刻自己的诗文或编纂各种名目的专集以附庸风雅。到后来，官场行贿风气愈盛，按规矩送钱时一定要配以书，特别是新刻的书，还美其名曰“书帕”，（54）挖空心思地用书卷气来掩盖铜臭气。“才名藉甚”的吴殿邦不愿让自己的文集沦为他人的“书帕”，故用自焚书板的行动以表示对世风的抗争。其次，作为削籍并“名丽逆案”的文士，吴殿邦当然知道“白纸黑字”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纠缠不清且防不胜防的麻烦，因此，他明智地采用了尽量缩小文集传播面的措施，借以远祸避害。可惜的是，“人算不如天算”，由于传播太狭，导致其“诗文罕存”，终于给我们留下了难以更深入地了解、品鉴其为人为文的遗憾。
结论
1、“钦定逆案”有明显的扩大化、随意性倾向，有浓烈的党争报复的色彩。对“逆案中人”应具体分析、分别对待，不应简单化地以“附逆”为由而“一棍子打死”。
2、吴殿邦名列“钦定逆案”第五等是不争的事实。但给他定案的“媚珰劾樊王家追赃，通参改尚宝卿破例”的罪名难以成立，而且他是在魏忠贤窃国弄权的巅峰期间被削夺官诰，对其“附逆”的实质须重加审视。
3、吴殿邦削籍居乡期间，建“三官堂”，结匏谷社，为各地庙、祠题匾，为其祖请建“百岁乡宾”坊，为乡贤林熙春“三世尚书”坊题额，借“念修堂八发”以明志。凡此种种，均足以说明其品行未必“为人所鄙”，志籍中对他的某些“定评”，不宜盲从。
4、吴殿邦是潮州文学艺术史上的杰出人物。对其政治态度、思想品德、宦绩官风等可进一步研讨，但对其诗文书画作品，应大力发掘、整理，并妥加保护，深入研究，广为弘扬。
癸未中元节前夕毕稿于拙庵
注释：
（1）（48）饶锷、饶宗颐《潮州艺文志》4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4.
（2）（4）谈迁著，张宗祥校点《国榷》卷八十八“天启七年”，中华书局，1988.6.
（3）（17）《明史》卷二十四《庄烈帝本纪·赞》，岳麓出版社，1996.2.
（5）（6）（8）（9）（13）（15）《国榷》卷八十九“崇祯二年”。
（7）（14）（16）（18）（30）（37）（38）参见明·文秉《先拨志始》卷下，上海书店据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复印本，1982.12.
（10）《国榷》卷八十九“崇祯元年”。
（11）（34）（35）上揭书，卷八十七“天启六年”。
（12）刘若愚《酌中志》卷二十三《累臣自叙略节》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5.
（19）李国祥、杨昶主编《明实录类纂·广东海南卷》“司法监察”引《熹宗实录》卷66，武汉出版社，1993.9.
（20）《国榷》卷八十七“天启五年”。
（21）（25）（31）（40）《明史》卷二百三十五“王德完传”。
（22）《明史》卷二百四十三“邹元标传”。
（23）《明史》卷二百四十五“周宗建传”。
（24）《明史》卷七十三“职官二”。
（26）乾隆《潮州府志》卷三十一“职官表”。
（27）《明史》卷九十四“刑法二”：“凡有大庆及灾荒皆赦，然有常赦，有不赦，有特赦。十恶及故犯者不赦。”殿邦疏上后，“得旨：其无辜罗织诸人，遵恩诏即与查释。”是可惟知吴氏族亲之“罪”。
（28）《明史》卷二十二“熹宗本纪”。
（29）《明实录类纂·广东海南卷》引“熹宗实录”卷81。
（32）《明史》卷七十三“职官二”。
（33）（36）《明史》卷七十四“职官三”。
（39）《明史》卷二百三十二“李三才传”。
（41）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雍正广东通志潮事选》，引《通志》卷41“名宦志”，2003.4.
（42）陈森凯、张志尧《关于潮州古城牌坊的分类及其式微》所附“刘逸少先生抄录资料影印件”，见潮州市政协主编《潮州文史资料》第十辑，1991.6.
（43）参见拙作《吴殿邦的金文手书》，载《潮州日报》副刊，2003
（44）该诗之草书大中堂手迹，现藏澄海市博物馆，参见《枫溪吴氏族谱》2003
（45）（46）道光《广东通志》卷251“宦绩录”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3.
（47）参见马书田《华夏诸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2.
（49）同治《大埔县志》卷十七“文苑传”，转引自《潮州艺文志》P.474。
（50）康熙《潮州府志》卷十六“艺文”。
（51）《明史》卷七十二“职官一”。
（52）雍正《海阳县志》卷七“人集·人物”。
（53）郭之奇《赠户部尚书林忠宣公传》，据《潮州耆旧集》卷三十四《郭忠节集》。
（54）参见吴晗《灯下集·唐顺之论明代刻书》，三联书店，1960.6.
摘自《第五届潮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作者单位：潮州市政协曾楚楠）吴殿邦是晚明潮州名宦，但顺治、康熙两朝之《潮州府志》均未立传，至康熙·金一凤《海阳县志》“人物列传·补遗”乃谓：
吴殿邦，字尔达，号海日，海阳人，博学能文，工诗赋、善书法，才名藉甚。年三十中万历壬子解元、癸丑进士，官通政司参议，时附魏党革职，历升尚宝司正卿。所著有《古制堂集》、《匏谷诗集》、《浮云吟》三十首，一时脍炙人口。离合诗十二字勒之石屏，自注藏诗二百二十四首，无能解之者。每刻咸即自焚其板，故诗文罕存。其品行为人所鄙。
其后，雍正·张士琏《海阳县志》始为其正式列传，但删去“时附魏党革职”、“其品行为人所鄙”诸语。乾隆《潮州府志》又将其从列传中剔除，而于卷三十二《宗万化传》中补入数语：“乡宦吴殿邦以魏忠贤余党，凌轹士民，万化庭叱之，手批其颊。”光绪《海阳县志》人物传，殿邦又重行阑人，但文字更简略，且谓其著述系《古懽堂集》而非“制堂”。
像这样一位“才名藉甚”的解元名士、官至正卿的朝官，历代地志为何在对他是否入传上取舍不一？看来，其主要原因正如饶锷先生在《潮州艺文志》殿邦著述后按语所说的：“胡恂《府志》载海日……附魏党革职，与《钦定逆案录》……语正合”，“是海日虽以文辞书法见长，而品行卑迂，在当时实为士林所不齿。”（1）那么，吴殿邦与魏忠贤党究竟有何瓜葛？其“附逆”程度有多深？名列“逆案”的罪名及原因是什么？“附逆”后的境况又如何？
……
对此，作者不揣浅陋，仅就管窥所及，试加考述。
一、钦定逆案之始末
天启七年（1627）八月乙卯，明熹宗朱由校崩，由其弟、十八岁的信王朱由检嗣位，是为明思宗，翌年改元崇祯。
当魏忠贤窃政时，思宗在信邸“善自戢晦，忠贤心慑之，故不敢奸顾命。”（2）即位之后，神明自操，“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3）初，“忠贤党盛，莫发其奸。杨维垣首纠崔呈秀，始相携贰，犹未刺忠贤也。陆澄源，钱元悫直罪忠贤，至钱嘉徵十大罪乃详尽。忠贤不胜愤，哭诉于上，上不动。”十一月初一，思宗下谕斥“忠贤不报国酬遇，专逞私植党，盗弄国柄，擅作威福……本当寸磔，念梓宫在殡，姑置凤阳。二犯（按，指忠贤与客氏）家产，籍没入官。其冒滥宗戚，俱烟瘴永戍。”七天后，忠贤知其罪不必免，遂于赴凤阳途中的阜城尤氏旅舍中自缢。十一月十七，“（熹宗）乳媪客氏赴浣衣局掠死。”十二月丙辰（廿三）“命定逆案，先命“五虎”、“五彪”下法司议罪。”（4）至此，魏党之首要分子均告伏法。但思宗意犹未尽，准备全面清理逆案。
崇祯二年（1629）正月庚辰（廿四日），思宗召大学士韩、李标、钱龙锡，吏部尚书王永光定逆案，谕曰：“朕欲定附逆入罪，必先正魏、崔、客氏首逆，次及附逆者……卿等数日内确定，不许中书参预。”阁臣“不欲广搜树怨，仅列四五十人以请。上大不悦，再令广搜，且云皆当重处，轻则削籍。阁臣又以数十人呈进。上怒其不称旨”，因严斥阁臣“岂皆不知，特畏任怨耳！”隔天，复召阁臣入，指桌上的几个黄缎包袱曰：“此皆红本（按，即由皇帝用朱笔批示的奏本），珰实迹也，宜一一按入之。”（5）阁臣知帝意难回，势难遗漏，于是又广为搜列。
二月壬子，思宗又“召阁臣及刑部尚书乔允升、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于平台，问张瑞图、来宗道何不在逆案？阁臣云：'无事实。’上曰：'瑞图善书，为珰所爱；宗道祭崔呈秀母，文称“在天之灵”，其罪者矣。’问贾继春何以不处？阁臣言：'其请善待选待（按，指光宗宠姬李氏），不失厚道，后虽改口觉反覆，其持论亦多可取。’上曰：'惟反覆故为小人。’于是发原奏并前红本未入各官六十九人，各令酌定。于是案列甚广，几无一遗。”（6）
三月辛未（十五日），“钦定逆案”正式颁布。涉案人员定为六等，计：首逆凌迟者二人：魏忠贤、客氏；首逆同谋决不待时者六人；交结近侍，秋后处决者十九人；交结近侍次等、充军者十一人；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续为民者一百二十九人；交结近侍减等、革职闲住者四十四人。又，忠贤亲属及内官党附者五十余人，合共三百二十余人。后又增“逆案漏网”者三十六人。（7）
综观上述“逆案”钦定经过，其中似有几点可引起注意者：
1、“逆案”有扩大化倾向。
思宗青年继祚，宸机独断，亟望扭转颓局，实现中兴，故于逆珰一党，力求一网打尽。他坚信“忠贤一人在内，苟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因此，外臣对逆珰只要有称颂、赞导、谄附之迹象者，概不宽贷；“其内臣同恶，亦当入之。”（8）以致逆案名单从阁臣初拟的数十人增至定案时的三百多人。但因其践祚未久，缺乏相应的执政经验，加上刚愎自用的性格弱点，故在除恶务尽的同时，难免给“逆案”的拟定带来了扩大化的倾向。
2、“逆案”的拟定有很大的随意性。
拟定“逆案”之初，思宗对附逆者的界定标准曾作过相对细致、合理的规定，在对阁臣的谕旨中说：
欲分附逆，又须有据。今发下建祠、称颂诸疏，卿等……在内阁评阅，如事本为公而势非得已，或素有才力而随人点缀，须当原其初心，或可责其后效……据法依律，不枉无徇。（9）
但是，当阁臣开列出只有四五十人的初拟名单后，思宗大不悦，认定阁臣“特畏任怨”，于是把“不枉无徇”的初衷置诸脑后，乾纲独断，无限上纲，从而使不少“附逆者”蒙上不白之冤。
崇祯元年十一月癸未，山阴监生胡焕猷上书“论大学士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李国当魏忠贤专权，不能匡救，且揣摩意旨，专事逢迎，浙直建祠，各撰碑称颂，今宜俱罢。”十二月辛丑，诸阁臣联名上奏曰：“臣等实未尝为忠贤作碑文也……以忠贤之势，取旨如寄，而谓臣等敢惜其微衔以撄嵎虎之怒乎？至取旨褒赞，则亦往日一二文书官称上命便依票拟之（明代阁臣在各种奏疏上草拟处理方案，称“票拟”），一言不合，则令改票，甚则严旨切责，此事从来俱在。臣未承乏之先，为日已久。臣等不尽受罪，但票拟不能尽其职，计惟有见几之作，而彼且操虺蝎之毒以随臣等之后，盖彼不惟视臣等之去就轻，而视臣等之生死亦轻也。且夫以去就、生死争之而有益于国，犹若可为也。虎狼之性，愈触则愈怒。今四年来乳虎苍鹰，罗钳罟网，毒遍天下，去就生死之争，其效可见于此矣。不得已徘徊其间，冀有毫发之益于国，则亦稍尽臣等区区之心耳。”此奏本之立意当然是在为自己辩解，但其中所陈述的阁臣在忠贤得势之日，形同傀儡，朝不保夕的境况却绝非向壁虚造之词。黄道周后来曾在奏本后加评语曰：“其不得已之情，亦昭昭可见。观黄、施、张、李四公之辩胡焕猷，则当日之情事可得其概矣。”（10）
对此，青年天子却充耳不闻，既不“原其初心”，也不“责其后效”，完全不顾“事本为公而势非得已”的定逆准则，把上述四阁臣全都划人逆案名单之内！
天启六年四月，浙江巡抚、右佥都御史潘汝桢到任前，兼管织币的杭州通判唐登已在清波门外建魏忠贤生祠。太监李实嫌其隘陋，更创于北山，嘱汝桢题祠额。其时织币财政拮据，拟采云雾山木，汝桢想借工程甦民困，遂疏请建祠。熹宗许之且赐额曰“普德”。为此，潘汝桢落下一个“首开谄附”建逆祠的罪名，成为逆案中“结交近侍次等充军者”之一员。
在明代，为官员建生祠之事层出不穷，毫不足怪。就在同年正月丙辰，就有官员上奏“请毁李三才、张云翼、毛士龙生祠”之事。只要思宗肯对汝桢上疏的背景稍事了解，真相便可大白。然而，至尊却不屑于此，一味重处，以致时人赵维寰要愤激地说：生祠“成于唐登，遂于李实，事在乙丑（天启五年）秋冬间，而潘抚莅浙在丙寅（六年）四月，固风马牛不相及也。矧意在为民请命，与他省之无因献媚者绝相远，乃庙堂不深惟本末，竟似首倡重处。”（11）
司礼监监丞（正五品）刘若愚，于天启元年被魏忠贤斥退至御马监外厂，因其善书、好学多文，后被司礼监秉笔太监李永贞调派至内直房经营文书缮写。刘目击逆党所为而无可奈何，乃改“时敏”之名为“若愚”，寓“苦心”二字以自儆。定逆案时，李永贞被斩决，刘则因有廷臣诬参“暗地运筹者，刘若愚也”，竟和李永贞一样，名列逆案第二等：“首逆同谋决不待时”，被处斩监候！而魏党司礼太监王体乾、涂文辅等则以黄金买命得以漏网（后来才补入“谄附拥戴”第五等）。若愚在监中不断申冤，有语曰：“以外衙门譬之，逆贤、体乾大堂也，永贞、石（元雅）、涂（文辅）司官也，累臣不是逆贤掌家、掌班名下，不过在永贞直房充抄誊之役，即同司房之书办耳。今因大堂有罪而波及司中疏贱之吏，反纵舍大堂心腹荣贵之人如王体乾、涂文辅、王朝用等高枕无事，谓非孔方之力，谁其信哉？廉吏又安可为也？”（12）
经过十几年反覆上诉、推鞠，刘若愚终于获释。但逆案颁布之日，将魏党心腹轻轻放过而将贱吏列为“首逆同谋”（只有六人）的事实，已充分说明了“钦定”过程的率意与粗疏。南明抗清志士夏允彝云：“钦定逆案，其不安者，如杨维垣首参崔呈秀，不宜入也，以其力扼韩、文震孟之出，遂处以谪戍；虞廷陛曾参孙居相耳，于赵南星原无弹章，以纠南星误处之；吕纯如虽有颂珰之疏，疏至熹庙已宾天，霍维华取其疏稿削去之矣，竟据邸报亦入之。此何等事，而草草罗入，致被处者屡思翻局，持局者日费提防，纠缠不已。至南都再建，逆案翻而宗社墟矣，此则当局者之咎也。”（13）
3、逆案名单中有浓烈的党争色彩。
明代之党争，由来已久。至万历年间，已有东林、秦、齐、楚、浙、宣、崑诸朋党，而以东林势力最盛。有相忤者，即目为邪党，废斥殆尽。天启初，忠贤势成，诸党争附忠贤以谋报复，遂假汪文言、熊廷弼二案屡兴大狱，必欲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又造“天鉴录”、“同志录”、“点将录”等，加以恶名，并颁“党人榜”于全国，凡榜上有名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夺。客、魏既诛，东林又复起用。思宗欲定逆案，参与议拟者为韩、李标、钱龙锡、曹于汴、乔允升（先期尚有吏部尚书王永光，后被劾为阴附逆者，遂辞不入）五人，其中曾入“东林点将录”者三人：天微星九纹龙大学士韩、天贵星小旋风右都御史曹于汴、天牢星病关索刑部尚书乔允升。（14）李标则曾师事赵星，列名“东林同志录”中。钱龙锡系松江人，名虽未入“录”，与东林之关系亦非同一般。
由这样的“专案组”来定案，当然很难做到“一碗水端平”。故谈迁在编完《国榷》有关逆案的段落后，亦忍不住要发一番感慨：“闻阁议主于钱龙锡，而姚希孟出龙锡之门（按：姚是“东林点将录”中四方打听邀接来宾头领十二员之一，喻称为“地阔星摩云金翅翰林检讨姚希孟”），效笔为多，故姑苏人独不预。虽罗人吕纯如，原非苏人所归也。古人云：受尧之诛，不能称尧，彼曹子有次骨之怨。其后龙锡中祸，亦此案酿之矣。”（15）
党系之倾轧纷争，使魏忠贤坐收渔利，窃取权柄。钦定逆案虽清算了魏党，却启开新一轮的衅端。终崇祯十七年，逆案坚挺难动，至南明马士英、阮大铖当国，其案始翻。一年之间，党争大起，终于导致明祚之覆亡。
综上所述，“钦定逆案”之颁示，虽然“上以副圣天子错枉之权，下以昭千万世人臣之戒”，（16）让人看到了整肃朝纲的一缕曙光，“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加之崇祯君臣举措失当，制置乖方，使逆案带有极大的随意性，呈现出明显的扩大化和门户报复倾向，未能取得更大的效果。刈除奸逆以后，“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懒”的局面依然如故，以致思宗不久复信任宦官，终使“祚讫运移，身罹祸变。”（17）因此，对“钦定逆案”的评价固宜慎重，而对于“逆案”中人，尤须据实分析、分别对待，不宜简单地以“附逆”二字论定。
二、吴殿邦“附逆”辩析
在“钦定逆案”中，吴殿邦名列第五等“交结近侍又次第”第61名（第五等共128名），罪名是：
赞导———媚珰劾樊王家追赃，通参改尚宝卿破例。（18）
关于“劾樊王家追脏”事，《大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天启五年十二月乙亥（初一日）］中有较详细记载：
尚宝司卿吴殿邦疏参原任潮州府知府樊王家、巡按广东御史陈保泰。先是，王家守潮时，以吴殿邦族亲僮仆多不法，申呈保泰逮捕吴耑一、蔡明虞等，置之法，株连多人。王家既察外，保泰亦年例外转。至是殿邦具疏言：臣以力议淮抚李三才，为邪党邹元标、房可壮等所嫉。樊王家则房可壮之同年死友也；陈保泰则投拜邹元标之门生也。朋谋害臣，用门子李荣、塘报吴光等，采访臣家戚属姓名，非刑拷掠，系累淹禁，一案而拟一绞、四斩、九军、五十八徒，异究异惨。今奉恩诏，臣族属所罹正与赦款相合，统乞概与矜赦。因讦樊王家私抽广济桥商税三年共十万余两，李荣等索诈良民各有万金，乞行追究。得旨：樊王家逢迎权党，诬害乡绅，借名窝访，打死多命，故入人罪，究惨异常。且尝违禁抽税至十万余两，好生贪纵，著削籍为民，仍行广东巡按御史，并衙蠹李荣、吴光提问，追赃具奏。其无辜罗织诸人，遵恩诏即与查释。陈保泰著该部议处。（19）
为便于对上述事件作出允当评析，有必要对其中所涉及的一些细节先作些了解：
1、关于“力议淮抚李三才”事。
《明史》卷二百三十二［李三才传］谓：“三才挥霍有大略，在淮久，以折税监得民心……会内阁缺人，建议者谓不当专用词臣，宜与外僚参用，意在三才……工部郎中邵辅忠遂劾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列具贪伪险横四大罪，御史徐兆魁继之。三才四疏力辩，且乞休。”“天启元年，辽阳失。御史房可壮连疏请用三才。有诏廷臣集议。通政参议吴殿邦力言不可用，至目之为'盗臣’。”“三才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
天启五年正月，左副都御史乔应甲上疏言时局门户时，又追述当年三才谋入阁事：“嗣是议论纷起。有保三才，复有参三才；有保而参，即有参而复保，此门户之所由分也。后三才赃私难掩，又匿陈增税银，出一奇策，借势顾宪成投阁、部、院三书。”“科臣傅魁临去疏，有李三才托汪文言行贿谋升，房可壮特荐取旨如寄。可壮之荐三才云：'人言三才奸雄，吾特患不奸雄。’一时正气直臣交章参劾。王德完、吴殿邦、徐扬先、周宗建皆参三才。”（20）
显然，在天启元年魏党尚未窃得权柄之前，围绕李三才是否入阁的问题，朝廷上下，人言汹涌，“议论纷起”。不管是保的一方还是参的一方，各有各的理，很难以邪正、是非的单一标准去简单地划线。在“交章参劾”的官员中，王德完在万历中曾因谏立太子事“受廷杖百，除其名”，“直声震天下。及居大僚，持论每与邹元标异。”（21）而《东林点将录》中的“天伤星行者左都御史邹元标”其时虽“欲举用李三才，因言路不与，元标即中止。王德完讥其首鼠，元标亦不较。”（22）可见他碍于李三才“性不能持廉”，故保举时亦自觉底气不足，不敢坚持到底。李三才是东林党魁，《点将录》喻他为“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名列榜首。其麾下的左右先锋是“天暗星青面兽浙江道御史房可壮”、“地周星跳涧虎福建道御史周宗建”。但在是否举荐三才的问题上，两位先锋却一保一参，态度截然不同。房可壮迫不及待地举荐，周宗建却站在王德完的一边，与邹元标对着干。（尽管他跟邹有师友之谊。“元标建首善书院，宗建实司其事。元标罢，宗建乞与俱罢。”（23））由此可见，反对三才入阁的呼声，在当时是舆论的主流，即使是在东林党人内部，亦有不少人持否定态度。
吴殿邦时任通政参议。明代的通政使司，除“掌受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外，“凡议大政、大狱及会推文武大臣，必参预。”（24）因此，当“有诏廷臣集议”时，殿邦参予对李三才的会推，纯属正常履行职责的行为。他在会议上慷慨陈辞，“力言（三才）不可用，至目之为'盗臣’”，不依违两可，观点明确，旗帜鲜明，无论态度是否过激，应该说亦是尽职尽责的表现。为此，他得到不少人的赞赏，像“直声震天下”的王德完“因荐顺天府丞邵辅忠、通政参议吴殿邦，以两人尝力攻李三才也。”（25）但亦因此而招致了举荐派特别是房可壮等东林党人的怨恨，从而埋下了“附逆”的祸根。
2、关于“劾樊王家追脏”事。
据上引吴殿邦《疏》：樊王家系“房可壮之同年（按，即同榜进士）死友”。樊于天启元年至三年出任潮州知府。（26）他裁抑殿邦的族亲僮仆的“不法”行为，当在此期间。吴府家人吴耑一、蔡明虞等究犯何法，违法的情节有多严重？我们今天已很难了解，但非“十恶不赦”者，应无疑义。（27）而一桩普通的民事案件，樊竟指使家人且借助塘报人员进行窝访，大造舆论，又“非刑拷掠”，最后“拟一绞、四斩、九军、五十八徒”，株连达七十二人！难怪吴殿邦要认定这是“朋谋害臣”、挟党争之嫌以图报复的事件。因借天启五年“冬十月……庚子，以皇子生，诏赦天下”（28）的机会，上疏“乞与矜赦”，并反戈一击，讦劾樊王家私抽广济桥商税十万余两。
晚明因辽东战事及剿定“流寇”所需，军饷急剧膨胀，各地特别是富庶地区的官衙人等，借筹饷之名而上下其手、中饱私囊之事时有发生且屡禁不止。天启七年二月，巡按广东的晏春鸣在经过调查以后向熹宗上奏，“题述地方利病。得旨：据奏粤中搜刮抵饷，其实摊派杂税，抽扣兵饷，挪移赋额种种，累害及太平厂税，额外加派，商人困苦，情弊昭然甚悉。着即与改归田亩，照地征输，以抵辽饷。俟辽事平日另议。”（29）潮州广济桥在古代历来是沟通闽赣粤的枢杻，商税收入非常可观，故当地官员巧立名目，私抽商税之事，原非空穴来风。惟主事者与侵吞数额，是否果如殿邦奏疏中所言，寡陋如笔者，尚难断定。但在当时，最高当局还是认可吴氏所奏，樊因此被“削籍为民”，“追赃具奏”，巡按陈保奏亦被“著该部议处”。
3、关于“劾樊媚珰”与“破例升职”。
吴殿邦“劾樊王家追脏”事，已如前述。在这一事件中，樊失当惩处吴之族亲僮仆在前，吴疏告樊与陈“朋谋害官”在后，整个过程与魏党毫无干连。至于攻讦樊氏“私抽桥税”一事，如抛开其中可能夹杂的个人恩怨成分而就事论事的话，更是肃纪纠贪、利国利民的行为，又与“媚珰”何涉？
退一步说，如果“劾樊”的本意确实是为了“媚珰”，那么，在参劾取得成效，“献媚”成功之后，按说就该“取宠”了，就像《钦定逆案》中的不少人一样：张文郁，“谄附。主事骤躐侍郎”，由正六品骤升为正三品；单明诩，“谄附。主事三年，躐跻巡抚”，由部司属吏直升地方大员；李春煜，“颂美。例转给事，躐升尚书”，按常例应升转七品的给事中，一下子提为正二品的尚书（30）……然而，殿邦的情况却截然不同。
给殿邦定罪的依据是“媚珰劾樊王家追赃，通参改尚宝卿破例。”这两句隐约其辞的话，易使人生发这样的联想：因媚珰劾樊而破例升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前引《熹宗实录》的第一句话是“尚宝司卿吴殿邦疏参原任潮州府知府樊王家”，时在天启五年十二月初一日。显然，在此之前，殿邦已在尚宝卿任上。换句话说，他由通政参议改任尚宝卿，与劾樊一事无涉。至于他何时改任，依笔者管见，或许就在王德完“因荐顺天府丞邵辅忠、通政参议吴殿邦，以两人尝力攻李三才”之后，时在天启元年五月，因王德完其时为左佥都御史，不久即“请出受南京”。（31）而天启元年熹宗方践祚，魏忠贤尚未得势，故殿邦改官，与“媚珰”全不沾边。
明代之通政使司，设“通政使一人，正三品。左、右通政各一人，正四品。左、右参议各一人，正五品。”（32）而“尚宝司，卿一人，正五品。少卿一人，从五品……”“以侍从儒臣、勋卫领之，非有才能不得调。”（33）故通政参议改尚宝卿，属同品平调。当然，同品位之官员改调，还有班次序列与考满之讲究，但尚宝卿既然“非有才能不得调”，而吴殿邦系由王德完特荐而改任，故即使“破例”，亦是因为在“力攻李三才”时表现出特殊才干而得到赏识和信任，根本构不成罪行，与“媚珰”更难挂上钩。何况，“劾樊”后不久，殿邦不但没升迁，反而落职。
“天启六年闰六月癸亥（廿三日）……职方郎中郑履祥及吴殿邦削夺官诰。”（34）按《国榷》记录之惯例，某官员之黜陟，一般均标明前后改动之官衔，此处将吴与郑并列，知其时殿邦已任职方郎中。兵部职方司郎中与尚宝卿虽同为正五品，但一为部之下设机构，一为独立行使职权之部门，其地位、份量有明显的差别。吴殿邦这一次改任的原因难于确知，但《熹宗实录》中的一条记载亦许可为我们提供思考的线索：“（天启六年七月癸未〈十三日〉）勒原任广东按察司副使史孔吉闲往……吏部推孔吉尚宝司卿，以（王）继曾陪。上谓史孔吉系高攀龙邪党，如何谋干京堂？遂有是命。”原来，在殿邦改任后，吏部曾推荐史孔吉、王继曾出任尚宝卿与少卿，但前者遭否决，所以在“七月壬午，王继曾为尚宝司卿”，（35）而史孔吉却连副使的头衔都保不住，原因是他乃“高攀龙邪党”。天启六年是魏珰擅权的巅峰期，上述之“上谓”，不管是熹宗亲口所言还是秉笔太监代拟之“批红”，总之都表明了最高当局的用人准则：凡与“邪党”沾边者均不得在京堂中任要职。尚宝卿“掌宝玺、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宝（玺）二十有四……凡请宝、用宝、捧宝、随宝、洗宝、缴宝，皆与内官尚宝监俱。”“凡金牌之号五……亲王之藩及文武出镇抚、行人通使命者，则给之。御史出巡察则给印，事竣，咸验而纳之。稽出入之令，而辨其数。其职至迩，其事至重也。”（36）像这样重要的，直接参予“掌印把子”的职位，自然不能让“邪党”或不听话的人染指。吴殿邦不是“邪党”中人，如果他肯俯首贴耳、刻意“媚珰”的话，又怎会在魏珰已成为“九千岁”的时刻，丢了尚宝卿的要位并落了个“削夺官诰”的下场呢？他与魏党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难道还不足于发人深省，从而重加审视吗？
“钦定逆案”颁示之日，吴殿邦已削籍家居近三年，但他依然难逃已逐步扩大化了的政治罗网，成为党争的陪祭品。在“劾樊”的奏疏中，他已清醒地意识到当年“以力议淮抚李三才”会“为邪党邹元标、房可壮等所嫉”，而出他意表之外的是，当以东林党人为主的“专案组”在“秋后算账”时，却颇有心计地绕开这个十分敏感、且易授人以柄的话题（在所有的“附逆”者的定案勘语中均无片言只语涉及李三才），而是给他定了一个“媚珰劾樊王家追赃”的罪名———一句深文句纳、含糊不清的判词。
明代的官员之间互相攻讦、参劾，甚至“风闻上奏”之事，可谓司空见惯。问题是，“劾樊”有无依据，“追赃”应不应该？如果抛开这条最关键的判定是非的标准，“劾某人某事”的陈述语又焉可成为定罪的依据？对此，我们无妨参看一些与殿邦案由相类似，同列“逆案”第五等者的勘语：“徐复阳，赞导。诬郝土膏追赃”；“张汝懋，赞导。诬参樊尚璟、房可壮、杨嘉祚，追赃”；“阮鼎铉，颂美。诬参吕坤并郑三俊三案”；“岳骏声，赞导。诬王之寀受赃，竟至逮死”（37）……上述勘语中，一个“诬”字，严于斧钺。但对于殿邦，“诬”字却改成“媚珰”二字。略同此例的还有《钦定逆案》附“逆案漏网”三十人中的王时英，其勘语是“疏参唐晖……樊王家……削夺”（38）。可见，参劾王家的，原非殿邦一人，王家等人确有可参之劣迹，所以不得不小心地避开“诬”字。这一看似巧妙高明的改动，其实是欲盖弥彰，反而使定案者纠缠旧账、睚眦必报的阴暗心理和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技俩暴露无遗。
由于魏阉恶名昭著，其倒行逆施、窃国弄权的行径已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因此，凡是与魏党沾边的、特别是“逆案”中人，在史家文士的心目中，无不先入为主地罩上一重令人憎恶的阴影；而曾与魏党对峙过、矛盾过的人，则程度不同地都闪现出耀眼的光环。“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的李三才，因为“其后击三才者，若邵辅忠、徐兆魁辈，咸以附魏忠贤名丽逆案。而推毂三才，若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刘宗周，皆表表为时名臣。故世以三才为贤。”（39）相反地，耿直的王德完因推荐过邵辅忠、吴殿邦，“其后辅忠、殿邦以党逆败，佥为德完惜之。”（40）在这里，褒贬的标准是以人划线而不问事件的原委、是非。而违禁抽税、被追赃削籍的樊王家，在雍正《广东通志》中却被誉为“廉正执法，裁抑豪右，民赖安辑”的名宦。但令人费解的是，《通志》在这段话之后，紧接着又说：“其后李栻（按，天启四年接樊王家任）治尚简，尤精醝政，不致于繁苛扰民。一严一宽，皆有功于潮郡。”（41）盐税是潮州广济桥税中第一大户，既然李栻握篆期间“不致于繁苛扰民”，那么他的前任该是什么样子，不是昭然若揭吗？又有什么“有功于潮郡”、“民赖安辑”之可言？实际上，不管是严苛还是宽易，可谓“宽严皆误”，而真正使潮州商税得到较好治理的，应是天启七年接李栻任潮州知府、后升海北道的马鸣霆。崇祯年间建于郡城义安路铺巷尾的“千里棠荫”坊上的石刻匾文，可为我们提供一段可贵的为历代地志所漏载的资证：
“广济桥盐商永思钦差海北道爷马鸣霆前守潮州德政。颂语：于乐我公，古之龚黄。关心民瘼，亦恤恫瘝。膏敷雨泽，蠹消霜寒。无损瘠，国有余藏。商享公德，思之莫忘。垂之绰楔，以永庚桑。”（42）
民心如镜长相映。为百姓办好事的人，百姓将永远怀念他。广济桥盐商自发地为马鸣霆立石坊，正是对此前那些“繁苛扰民”、使商民“捐瘠”的“官蠹”们的无声抗议。这一举措亦正好从另一侧面印证吴殿邦之“劾樊追赃”，绝非诬告以“媚珰”。
可叹的是，由于吴殿邦在“劾樊”奏疏中直斥邹元标、房可壮等为“邪党”，触犯了东林党人的大忌，于是仍被不分青红皂白地罗织入“钦定逆案”之中。对于心志高傲的殿邦来说，这不啻是再一次的而且是更致命的政治打击！当年，他在乡试夺魁后曾踌躇满志地在书斋花园中刻下金文“鼎魁”二字，坚信自己一定能够在大比之年独占鳌头、名满京华。（43）不料在历经十七年的宦海浮沉之后，竟坠入一个“削籍、附逆”的深渊之中。愤懑之余，他只能无奈地赋诗明志：“耕牛无宿草，仓鼠有余粮。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44）除了归咎于噩运之外，他还能说什么呢？
三、“品行为人所鄙”辨
康熙《海阳县志·吴殿邦传》谓吴“时附魏党革职，历升尚宝司正卿……其品行为人所鄙。”前两句之自相抵牾且不合事实，已如前述。后一句虽然只有七字，却字字千钧，有如恶谥一般，几乎置吴殿邦于万劫不回之境地。但吴之品行究竟有何可鄙之处，除了“附魏党”之外，在本传文字中并无踪迹可寻。
乾隆《潮州府志·宗万化传》谓“乡宦吴殿邦以魏忠贤余党，凌轹士民，万化庭叱之，手批其颊。”算是有了一些“为人所鄙”的细节。对此，道光《广东通志》有更具体之描述：“万化摄篆时试士，裁抑魏党通政使吴殿邦，至庭叱之，批其颊。”（45）原注云，此段记载出自《魏叔子集》，看来，乾隆《府志》所据者应与此同。但该段记述之漏洞颇多：宗万化于“崇正改元，起补潮州同知，摄府篆”，（46）其时殿邦已削籍家居近二年。府官试士，是指对本府生员进生考核。殿邦原是朝廷命官，当然不会在被考核者之列，因此，“裁抑”云云，不知何从说起。其次，殿邦削籍时之官衔是职方司郎中，稍前则为尚宝卿，宗同知为何要舍近而求远，而且给吴安上一个他从未任过的通政使（三品）的高位？亦许是魏叔子（名禧，江西宁都人，康熙间曾应博学宏词试）的这段话实在太离谱了，所以乾隆《府志》才改为“乡宦……凌轹士民”。但不管后人怎么润色，若从其源头处分析，其记述之可信性原就大可置疑。
因此，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看吴殿邦在回乡之后都做过什么事。
康熙《潮州府志》卷十“寺观”载：“长寿庵，在城北金山之麓、凤城驿之东……傍有三官堂，明天启间郡人吴殿邦所建。辛丑（按，即顺治十八年）堂像更新。”以“三官”为名的庙、庵、堂、殿，遍布全国。三官即天官、地官、水官，其信仰源于对天、地、水的自然崇拜。道教称：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如此，怀有不同希望的人，都可以在三官那里找到精神寄托。（47）吴殿邦削籍后在家乡建此堂，主观上或许正怀有此三种意愿，但客观上无疑是为乡人提供了一个消灾祈福的宗教场所。可以想象，当年该堂之香火一定相当兴旺，因此在仅仅过了三十来年以后，就必须更新堂像。而他之不为烧香许愿者“所鄙”，不言自明。天启六年正是魏珰一手遮天，为他建生祠之谀风吹遍全国的时刻。其时，战功显赫的名将袁崇焕尚且要跟风邀宠，遑论他人？（袁后来亦名附“逆案”末等即“亦俱建祠，但与诸奸宜减等论”，事见《先拨志始》卷下）吴殿邦倘亦趁机在潮州建魏祠，说不定能因此而改变削籍乡居的尴尬处境，但他却不屑于此而创建三官堂以利己利人，真欲“媚珰”者，宁如是乎？
殿邦曾于家乡枫溪建“吴氏家庙”，并于正座东西墙上撰书“念修堂八发”：孝弟忠敬礼义廉节。每字径大2.1×1.54米，下各书四言八句之发文（手迹尚存庙中）。像“忠发”：“率土皆臣，况食其禄。出则分忧，为世造福。处在草莽，太平是祝。乐事勤功，皆以报国。”敬发：“君子敬身，无时敢懈。失意增修，快心防败。谨事慎言，三畏三戒。惟无不敬，全身远害。”节发：“节有二义，俭约不侈。乾坤之贞，人心根柢。实见得是，可齐天地。大节不夺，精昭乘史。”念修堂八发既是对后代子孙之规诫，其实亦是殿邦之夫子自道。观其“处在草莽，太平是祝”；“失意增修，快心防败”；“大节不夺，精昭乘史”诸言，可知他在逆境之中，仍心忧庙堂，坚信自己大节无亏。实际上，当时粤东各地修建之家庙、宗祠，都以能求得殿邦大书匾额为荣，显然，众多的索书者亦不认同他的品行可鄙。
殿邦乡居期间，常至匏谷（今登塘白水岩）幽居，潜心研读之暇，时亦寄情吟咏。清初潮州诗坛之领军人物陈衍虞在为叶白也的《龙桥诗集》作序时说：“万、泰、启、祯间，郡人讳言诗，塾师授徒，父史训子弟，皆云此道与制举相左。自吴海日先生居林下，始好为诗。”（48）乃知殿邦在推动晚明潮州诗界发展方面，功不可设。当年他还曾邀集同好者在匏谷结社，“壮岁即弃诸生服”的杨闱获悉后，特意从大埔到匏谷“与吴冏卿殿邦，徜徉山水，酬唱无虚日。”（49）殿邦留有《暮秋匏谷结社有赋得园字》二首以志盛，其七律云：
海门东去听潮喧，落得便宜五石樽。
旅雁相过排晚字，群鸥坐对领卮言。
清狂我辈簪原合，懒拙畸人薜自扪。
生计只今诗酒在，未应萧瑟此山园。（50）
第四句言诗友相约来践鸥盟，而由殿邦领头定出自然随意之话题，也就是说，众人皆以他为首领。可见，在高层次的诗文群体中，亦不存在“其品行为人所鄙”的问题。
潮州太平路原有“齿高德邵、百岁乡宾”之石牌坊，下款镌“为明吴卜高之父吴信建”，上二人系殿邦之父、祖。明制：“七品以上皆得推恩其先……曾祖、祖、父皆如其子孙官。”（51）吴卜高、吴信皆无移封官衔，可知此坊系殿邦削籍后所建。建坊须逐级申报，其时之府官肯准其所请，说明他们亦不尝因殿邦落职而有所鄙视或刁难。
“三世尚书、四朝大老”坊系崇祯元年潮州知府马鸣霆等为赠太常卿林瓒、子林乔樌、孙户部侍郎赠尚书林熙春建。乾隆年间，大书法家翁方纲之《粤东金石录》谓：“诸郡邑志所载石坊极多，无足录者。潮城石坊字尤多，佳独崇祯元年三世尚书坊……字皆迳尺外，遒逸绝伦，合苏、黄、米之能，不著书人姓名。”翁方纲眼界极高，于书家少所称许，独于此坊字推崇备至，可知其字极佳。故老相传，字系吴殿邦所书，若与今存吴书手迹相较，可谓确凿不移。崇祯元年殿邦已削籍乡居，故与“百岁乡宾”坊一样，坊额“不著书人姓名”。知府马鸣霆在任时曾整饬盐政，深知前任樊王家等之弊，对吴殿邦“劾樊”之是是非非洞若观火，故于主持建坊时仍请殿邦书匾，顺理成章。吴殿邦与林熙春、林益封父子曾同朝为官，吴任尚宝卿，熙春为大理寺卿，益封以父荫任太常簿升上林苑监，（52）彼此之间相当了解。天启四年四月熙春以户部左侍郎致仕，六年闰六月殿邦削籍返乡，至七年熙春逝前，两人仍有交往机会。熙春向以忠直称，“丁卯（天启七年）以前，闻朝端有一举动，未尝不当食废箸。”“考终而逝，以当道题请，蒙恩祭葬。而郡邑绅庶奔哭几前者，至庭不容拜。”（53）因此，为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立坊，倘延请一个刻意“媚珰”、“品行为人所鄙”的人来书写坊匾，岂不大煞风景？林益封等林氏后裔以至社会舆情又岂能容忍？
吴殿邦才质卓异，“离合诗十二字勒之石屏，自注藏诗二百二十四首，无能解之者。”可惜的是，该石屏已不存，不然的话，由12个字而离合变化出224首诗来，将是诗坛的一大奇观。而且，其诗文稿“每刻成即自焚其板”。为什么要这样做？当然有多种原因，主要有：明代印刷术发达，只要舍得钱，便可刻书，尤其是当官的，可利用职权刻自己的诗文或编纂各种名目的专集以附庸风雅。到后来，官场行贿风气愈盛，按规矩送钱时一定要配以书，特别是新刻的书，还美其名曰“书帕”，（54）挖空心思地用书卷气来掩盖铜臭气。“才名藉甚”的吴殿邦不愿让自己的文集沦为他人的“书帕”，故用自焚书板的行动以表示对世风的抗争。其次，作为削籍并“名丽逆案”的文士，吴殿邦当然知道“白纸黑字”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纠缠不清且防不胜防的麻烦，因此，他明智地采用了尽量缩小文集传播面的措施，借以远祸避害。可惜的是，“人算不如天算”，由于传播太狭，导致其“诗文罕存”，终于给我们留下了难以更深入地了解、品鉴其为人为文的遗憾。
结论
1、“钦定逆案”有明显的扩大化、随意性倾向，有浓烈的党争报复的色彩。对“逆案中人”应具体分析、分别对待，不应简单化地以“附逆”为由而“一棍子打死”。
2、吴殿邦名列“钦定逆案”第五等是不争的事实。但给他定案的“媚珰劾樊王家追赃，通参改尚宝卿破例”的罪名难以成立，而且他是在魏忠贤窃国弄权的巅峰期间被削夺官诰，对其“附逆”的实质须重加审视。
3、吴殿邦削籍居乡期间，建“三官堂”，结匏谷社，为各地庙、祠题匾，为其祖请建“百岁乡宾”坊，为乡贤林熙春“三世尚书”坊题额，借“念修堂八发”以明志。凡此种种，均足以说明其品行未必“为人所鄙”，志籍中对他的某些“定评”，不宜盲从。
4、吴殿邦是潮州文学艺术史上的杰出人物。对其政治态度、思想品德、宦绩官风等可进一步研讨，但对其诗文书画作品，应大力发掘、整理，并妥加保护，深入研究，广为弘扬。
癸未中元节前夕毕稿于拙庵
注释：
（1）（48）饶锷、饶宗颐《潮州艺文志》4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4.
（2）（4）谈迁著，张宗祥校点《国榷》卷八十八“天启七年”，中华书局，1988.6.
（3）（17）《明史》卷二十四《庄烈帝本纪·赞》，岳麓出版社，1996.2.
（5）（6）（8）（9）（13）（15）《国榷》卷八十九“崇祯二年”。
（7）（14）（16）（18）（30）（37）（38）参见明·文秉《先拨志始》卷下，上海书店据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复印本，1982.12.
（10）《国榷》卷八十九“崇祯元年”。
（11）（34）（35）上揭书，卷八十七“天启六年”。
（12）刘若愚《酌中志》卷二十三《累臣自叙略节》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5.
（19）李国祥、杨昶主编《明实录类纂·广东海南卷》“司法监察”引《熹宗实录》卷66，武汉出版社，1993.9.
（20）《国榷》卷八十七“天启五年”。
（21）（25）（31）（40）《明史》卷二百三十五“王德完传”。
（22）《明史》卷二百四十三“邹元标传”。
（23）《明史》卷二百四十五“周宗建传”。
（24）《明史》卷七十三“职官二”。
（26）乾隆《潮州府志》卷三十一“职官表”。
（27）《明史》卷九十四“刑法二”：“凡有大庆及灾荒皆赦，然有常赦，有不赦，有特赦。十恶及故犯者不赦。”殿邦疏上后，“得旨：其无辜罗织诸人，遵恩诏即与查释。”是可惟知吴氏族亲之“罪”。
（28）《明史》卷二十二“熹宗本纪”。
（29）《明实录类纂·广东海南卷》引“熹宗实录”卷81。
（32）《明史》卷七十三“职官二”。
（33）（36）《明史》卷七十四“职官三”。
（39）《明史》卷二百三十二“李三才传”。
（41）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雍正广东通志潮事选》，引《通志》卷41“名宦志”，2003.4.
（42）陈森凯、张志尧《关于潮州古城牌坊的分类及其式微》所附“刘逸少先生抄录资料影印件”，见潮州市政协主编《潮州文史资料》第十辑，1991.6.
（43）参见拙作《吴殿邦的金文手书》，载《潮州日报》副刊，2003
（44）该诗之草书大中堂手迹，现藏澄海市博物馆，参见《枫溪吴氏族谱》2003
（45）（46）道光《广东通志》卷251“宦绩录”2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3.
（47）参见马书田《华夏诸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2.
（49）同治《大埔县志》卷十七“文苑传”，转引自《潮州艺文志》P.474。
（50）康熙《潮州府志》卷十六“艺文”。
（51）《明史》卷七十二“职官一”。
（52）雍正《海阳县志》卷七“人集·人物”。
（53）郭之奇《赠户部尚书林忠宣公传》，据《潮州耆旧集》卷三十四《郭忠节集》。
（54）参见吴晗《灯下集·唐顺之论明代刻书》，三联书店，1960.6.
摘自《第五届潮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作者单位：潮州市政协曾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