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伦坡与波德莱尔

在文学史上，文学家们的契合是常事，但像波德莱尔和爱伦坡这样的却属少数。一个是诗人，一个是小说家（也有诗名），一个是歌唱生活之恶的人人喊打的诗人，一个是惯写怪诞故事的天天醉酒的小说家；一个被尊为现代诗始作俑者，一个开了日后侦探小说的滥觞；一个备受谣言攻击索性自己也散播了最为骇人那一部分，一个被斥为“没有道德的人”和精神病最后竟真的被生活逼成了精神病；一个的因为自己的诗集被告上法庭，一个不得不一天到晚跟人打笔仗；一个整天流离失所，四处租房，一个经济拮据，居无定所；一个“过着波希米亚人式的“浪荡生活，一个“以一种完全美国式的迅速和时间的节省”酗酒；一个曾整天站在腐尸前观察写成了《腐尸》一诗，一个曾眼看着妻子死在自己的怀里便把大量的血带进自己的作品；一个参观比利时圣·卢教堂时突然跌倒后半身不遂后死掉，一个40岁在从里士满去北方中途不省人事地倒在巴尔底摩市街头，四天后去世。一个疯子，一个精神病，共同开创了现代文学的最重要的两个滩头阵地，他们都死了，但他们留给我们的不止是不朽的作品，还有挥之不去的思考，以及永恒的凭吊。
他们的故事中最有意思的是波德莱尔发现爱伦坡后，干脆不再写诗，而整天写文章介绍爱伦坡，附上其中的一篇：

波德莱尔论爱伦坡

最近，一个不幸的人被带到我们的法庭面前，他的额头上罕见地，奇怪地刺着：倒霉！就这样他的眼睛上方带着他一生的标记，正如一本书带着它的标题，而审判的结果证明了这招贴是严酷的事实。文学史上有类似的命运，真正的巨痛——这些人的额头上弯曲的皱纹里用神秘的字样写着“厄运”这个词。盲目的赎罪天使抓住了他们，用力地鞭打他们以教育其他人。他们的一生表现出才能，美德和优雅，但是没有用，社会对他们有一种特别的诅咒，指责他们的缺点，而这些缺点恰恰是它的迫害给他们造成的。霍夫曼为了制服命运什么没有干过？巴尔扎克为了避免厄运什么没有干过？难道存在着一个魔鬼的上帝吗？他从摇篮中就准备着不幸，预谋把一些有才智的天使般的人投进敌对的环境中，如同把殉道者投进竞技场。难道有一些神圣的灵魂吗？他们注定要被献上祭坛，他们被判定要通过自己的毁灭来走向死亡和光荣吗？《黑夜》的噩梦将永远地包围着这些精选的灵魂吗？他们徒然地挣扎，徒然地形成在人世，一切都在它的预见和诡计之中；他们将慎之又慎，堵住所有的入口，加厚窗户抵御偶然的抛射物，但是，魔鬼会从锁眼里进去。完善将是他们的盔甲的弱点，极度的优点将是他们的巨痛的萌芽。

“为了摔碎它，鹰从天空的高处，
把乌龟丢在他们裸露的额上，
因为他们须不可避免地死去。”
他们的命运写在他们的各种构成成分中，在他们的目光和姿态中闪着阴森的光，跟他们的血细胞一起流在血管中。
……
这死亡几乎是一种自杀，准备已久的自杀。至少，它引起了轩然大波。喧嚣是巨大的，美德自由而快活地放纵它夸张的cant（假正经）。最宽容的悼词也不能不给资产阶级的必不可少的道德留下位置，它是不会放过一个如此美妙的机会的。……在19世纪被智慧那么津津乐道的人权的那么多条款中，有相当重要的两条被忘记了，那就是自相矛盾的权利和自己去死的权利。但是，社会把自己去死的人看做狂人，它很愿意惩罚某些遗骸，就像那个不幸的士兵一样，得了恋尸癖，看见尸体就发疯。然而，人们可以说，迫于某种情势，经过对某种不可调和性的严肃的审视，怀着对某种信条和灵魂转世说的坚定信仰，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而这并非文字游戏：自杀有时是生命的最合理的行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为数众多的幽灵的团体，与我们频繁接触，其中每个成员都向我们夸耀他现在的休息，并将他的信念灌输给我们。

我知道他并不像贪杯者那样喝酒，而是像个野蛮人那样喝酒，以一种完全美国式的迅速和时间的节省，仿佛是在履行一种杀人的职能，仿佛他身上有某种东西要消灭。

诗人学会了喝酒，正如一位细心的搞文学的人练习做笔记一样。他不能抗拒再度发现那些美妙而骇人的幻觉的愿望，即他在前一次风暴中已然碰到过的微妙的观念，即迫切地吸引着他地老相识，他为了重新与它们取得联系，走了一条最危险也最直接的道路。今天使我们愉快的东西的一部分，正是毁了他的那种东西。

总之，这是一首奇特的诗。全诗以一个神秘，深刻，可怕如无限的词为中心，千万张紧绷着的嘴从岁月之初就重复着这个词，不止一位梦幻者出于绝望的积习为了试笔在桌子的角上写过这个词，这个词就是：永远不再！蕴涵着毁灭的无限从上到下充满了这种观念，尚属清醒的人类为了摆脱这句话所包含的不可救药的绝望而情愿接受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