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轶事| 鲁迅的小说史研究

【核心提示】研究鲁迅的小说史观,不但需要加强中国古典文学基础的训练,而且还要对鲁迅有宏观的了解,我以为二者缺一不可。
众所周知,关于鲁迅小说史研究的专门论著历来较少。其原因有多方面:研究者历来关注作家鲁迅,而对于学者鲁迅的重视不够,大家一味地重史实、重文学作品;鲁迅研究者的专业一般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知识相对欠缺。由于研究鲁迅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所涉及的方面太多,因而使得许多人有力不从心之感。
想要理解鲁迅的小说史研究,就得将一些相关的具体细节从资料中钩沉出来。对资料的厘清捋顺是非常细致、繁杂的工作,这需要做大量的案头准备,须从鲁迅的小说史研究入手,进而找出鲁迅写作《中国小说史略》所做的学术准备。此外还要考察版本的流变,这就得找出《中国小说史略》的最早版本,比对再版本以及近年来的新版本订正旧版的错讹。在具体的小说史论述和资料征引上,也存在若干的校订工作。据我所知,在关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研究的过程中,还鲜有人这么做。
小说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历来被视为不入流,长期以来被排斥在所谓“国学”视野之外。正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才使得小说由边缘进入了文学的主流,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四大文体之一。鲁迅曾说,撰写文学史要“先从做长编入手”,他根据自己的知识积累,很早就对36种唐以前的小说佚文进行过收集整理,并辑录了《古小说钩沉》一书,为五四时期的《中国小说史略》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初,北京大学国文系是准备请周作人来讲授“中国小说史”这门课的,周作人考虑到自己不是合适的人选,而鲁迅对此比自己研究得更深,所以向系主任推荐鲁迅,并得到同意。
鲁迅自己编写的讲义,就是后来出版的著名的《中国小说史略》。鲁迅说:“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鲁迅写小说史首开中国人治小说史之先河,是五四学人将新的文学理念贯穿到学术研究中去的实践。鲁迅登上北大讲台,是因为他在中国小说史研究领域中有非凡的造诣。他在讲授这门课以前已经研究了许多年。
《中国小说史略》最初是发给学生的油印本讲义,后来经过鲁迅的反复修改,成为具有学术意义的铅印本,这样就使这本书远远超越了一般的教材功能,而一跃成为重要的学术著作。由此奠定了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同时也奠定了鲁迅在中国文学和中国小说史研究领域的崇高地位。胡适对《中国小说史略》评价很高,他说:“搜集甚勤,取裁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为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可以说,鲁迅在北大的课堂上讲授中国小说史,本身就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除旧革新之举,同时也使具有新思潮背景的学者型作家有了用武之地。
鲁迅的小说史讲义最突出的贡献在于,注重积累丰富的史料和具备独特的学术“史识”眼光。比如,鲁迅根据中国小说的特点创造了“谴责小说”这一学术概念,他还根据文学创作的现象提出了“拟”和“末流”的小说史论断:“拟”就是中断后又盛行的小说创作现象和缺乏独创精神的模拟前人趋向;“末流”就是模仿他人作品,并因袭其创作态度,且失去原来之精神优长者。这些都成为小说史研究理论的重要支柱。最初,鲁迅将《儒林外史》定位为“谴责小说”,而将《孽海花》归类为“狭邪小说”;后来他将《儒林外史》从“谴责小说”中分离,作为“讽刺小说”独立成编,而将《孽海花》归入了“谴责小说”。这些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概念的界定,而实际上则表现出鲁迅小说史研究的概括力和科学性。这就是所谓的“史识”,我们从中可以深切体会出鲁迅所下的扎实功夫,也可以看出他对于那种“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不屑之缘由。
要研究鲁迅的小说史观,必须完整掌握其关于小说史的全部资料。这就需要走乾嘉学派的苦路,扎扎实实地收集、整理第一手资料,考察鲁迅中国小说史研究的系年,总结鲁迅清末民初的小说观。鲁迅说:
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底文章,都很简短,而且当作记事实;及到唐时,则为有意识的作小说,这在小说史上可算是一大进步。而且文章很长,并能描写得曲折,和前之简古的文体,大不相同了,这在文体上也算是一大进步。但那时作古文底人,见了很不满意,叫它做“传奇体”。“传奇”二字,当时实是訾贬的意思,并非现代人意中的所谓“传奇”。
鲁迅认为,汉末大畅巫风,故六朝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并指出:“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所以,他对于《世说新语》有独特的评价,认为这一流的书后来“仿者尤众”,因为那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因此,我们还要细读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文章,分析其中的学术史意义,进而全面研究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与中国小说史学的发生。在研究鲁迅小说史观的时候,我们还应特别注意到鲁迅本人就是当时新文学的著名小说家,他的创作经验和其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真实感悟体会,在当时大概是无人能够望其项背的。这对于我们研究鲁迅的这部特定作品,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小说史略》会从最初发给学生的油印本讲义,经过鲁迅的反复修改,而一跃成为重要的学术著作,并由此奠定了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同时也奠定了鲁迅在中国文学和中国小说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地位。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意味深长的。
《中国小说史略》是学者鲁迅的最初形态的著作,也是具有开创性的国学名著。因而,研究鲁迅的小说史观,不但需要加强中国古典文学基础的训练,而且还要对鲁迅有宏观的了解,我以为二者缺一不可。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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