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伍德：《萨义德的〈开端〉》 | 西东合集

章乐天 译

　　“惟一漫长的工作，”波德莱尔写道，“是你不敢开始的工作。”几乎每个人都体会过对开始的恐惧，而这也正是眼前这部严肃而不失激情的著作的主题之一。单单爱德华·萨义德所用的比喻就可以讲出一个有趣的故事：浪游者、道路、文本空间、弃儿、孀妇、王朝、折磨、苦恼的批评家、魔鬼般的图书馆、“混乱不堪、不会消停的残酷现实”。但是《开端》主要不止是一个心理学或自白型的研究，恐惧和对恐惧的克服只是整个故事的一部分。
　　最近的几个时代总是很难书写的，更难书写的是仍在延续之中的当下历史，而这正是《开端》所属的时代。萨义德在1967年撰写这本书最早的一些篇章，到1975年此书出版，在这期间，文学研究被认为是进入了一段危机，以英国和美国最严重，其他许多国家也有同样的情况发生。有必要多举几个日期：1967年，罗兰·巴尔特出版了《写作的零度》、《神话学》以及《论拉辛》，但还没有写出《S/Z》、《恋人絮语》或《卡梅拉·路西达》；米歇尔·福柯出版了《疯癫与文明》和《词与物》，但《规训与惩罚》和《性史》还在风中飘；雅克·德里达于1967年出版了《论文字学》和《书写与差异》，但很长一段时间里，英语世界几乎只知道他有一篇名叫“结构、符号和游戏”的文章。结构主义要么被看作是一次了不起的思想冒险，要么就是一桩巨大的欺诈，完全取决于你的口味和倾向。那时还没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虽然已在空中若隐若现，但还远未进入人们意识的中心。人们对雅克·拉康有点兴趣，但瓦尔特·本雅明和特奥多尔·W·阿多尔诺之类学者掀起的热潮，则尚无影踪。有必要在“结构”一词上停留片刻，这个词在《开端》一书、事实上也在萨义德此后的作品中地位极高。这一点并未把萨义德变成一个结构主义者（巴尔特曾说，他怀疑是否每个人都是或已经是结构主义者了），但这已经预示了一种偏好、一种论证方式。对萨义德来说，一个结构代表着一种对“必然的因果联系”的拒绝。这是一个会改变的形象；一个被选择的而非继承下来的形象。这是一种发明或发现，而不是传统或一脉世系。这是一个世俗的、非王朝式的开端理念所揭示的东西，也是一个开创性的宗教起源试图隐瞒的东西。单单几个书名就能扼要地说明问题：和萨义德一样，我们可以想到的不仅有列维-施特劳斯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还有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
　　这一文学研究的危机引来了各种各样的口号和诊断，但是许多人都认为它是此前长期众口一词的结果，或者更精确些说，是那种大规模、低水平的众口一词引来的针对性回应。这一长期共识产生了许多分支，各自都自视为一种进路：文本的、传记的、形式主义的、历史的、反历史的、政治的、非政治的。但是，各方都赞同文学本身的崇高价值。一部现代主义经典牢牢把持着自己的位置，对雄心勃勃的新来者别过脸去。文学有着不痛不痒的庄严性，且小心谨慎地与其他形式的文化活动划江而治，井水不犯河水。文学的目的严重脱离了它的价值而从未受到质疑，即便我们已经忘记了文学是为了什么，我们也不觉得有提问的必要。这种情况不该（如我们中的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持续下去，幸而它也没有持续下去。文学的价值和目的成了一个争论的话题。经典受到了拷问，文学被与其他高低不等的文化模式和媒介联系了起来。那些最后被称为大写的“理论”的东西（就仿佛只有一个理论存在，又仿佛这人所周知的理论本质上并非一种实践）并不是对这些问题的一个回答。相反，理论是一种在一个文化世界里提出这些问题的途径——而这个世界似乎一本正经地把它们列为非法。
　　萨义德研读了巴尔特、福柯和德里达，从他们（尤其是巴尔特和福柯）那里受益良多，他在把他们和其他欧洲思想家引介给英美读者这方面厥功至伟。但是《开端》的思想渊源还要往前多推一点点：要推到像埃里希·奥尔巴赫这样的学者这里，要推到保尔·瓦雷里和R. P. 布莱克默尔这样的诗人和批评家这里，要推到如乔治·卢卡契、莫里斯·梅洛-庞蒂这样的批评家—哲学家这里。我们可以把这份名单进一步延长（因为萨义德总是对他的思想资源亲切和蔼、礼数周全），但是，关键不在于这些名字，而在于它们代表的心智付出的艰苦劳作，以及萨义德通过对这些人的解读所做的当代批评。我们已经很熟悉鉴赏性、纪念性、分析性、评价性、描述性的批评了，萨义德当然没有、也不可能对这些指手画脚。但是，这些批评并非他的使命所在，他的使命是作为积极性思想的批评，是正面追求可付诸实际的知识。这种知识要在书面语词的反复组织中发现，这才叫文学批评，而不是对哲学的效法。但是，萨义德没有将批评同哲学或历史或政治或其他世界性的活动割裂开来，他把他的研究置于“一个尽可能宽广也尽可能相关的现代知识框架下”，这体现了他作为思想家的实力。瓦雷里同样提出过此种训诫，萨义德引之为格言：“事实是这样的：我们无法就任何东西形成一个清晰的概念，除非我们把它创造出来。”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是否创造了它。批评就是一种生活的形式，不是对生活的某种替代。
　　现代主义文学是个既英勇无畏又躁动不安的时代，在《开端》里，萨义德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双重的新解读，他称这个时代是始于1875年前后的“一个为时约五十年的时期”。首先，它是对一个常被看作阴郁、哀婉而消极的演进过程的积极解读。艾略特或许在《荒原》中的废墟前堆起了碎片，但是他也给现代诗立下一个开端。碎片本身并非仅仅是关于一个更崇高时代的破碎记忆，它们也曾经、且仍然充盈于未来的生活之中。萨义德的现代主义和旧的现代主义一样烦躁不安、争战不休，但是它比过去更不受往日灾难的影响，更少怀旧习气，对世界更具开放性。其次，这种对现代主义的解读，不止让现代主义回到它鲜活的文本里，还让它回归于其激情的思想抱负。现代主义，如今常被看作一种在文学纪念碑之间神经质的、焦虑的往来踯躅，它对物理学、哲学和人类学热情高涨，迫切地要从发展中的人文科学里汲取养分并对其有所献益。在选读了几位小说家之外，萨义德还解读了勒南、尼采和弗洛伊德，他并未放弃文学，而是在文学的一次次旅程中与它相伴。那个世纪之交的世界，在萨义德笔下正是它当初的样子：一片狂乱无羁的思想喧嚣。
　　萨义德在他1984年写的再版序里说，对这本书立论所依托的“从现代主义向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转变”，他“不完全清楚”，但是“转变”却着实是他手头所为之事的根本。现代和后现代固然是松散而简易的标签，但它们若被作为线索而非结论，我们即可从中看到一种演进中的历史；一个开端，在严格的萨义德的意义上，从来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新东西，毋宁说，它是思想和研究的状况中出现实质性变化的端倪。萨义德的批评属于活力充沛的后现代，不仅仅是因为它来自现代主义，更是因为在其之中，现代主义得到了全面的再检讨和更新。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等人曾说，后现代是处于现代之中的一股思潮，是发现于现代，而非作为现代的追随者或反对者而出现的，然而，这便意味着后现代只有在我们发现它时才能浮出水面。因此可以说，后现代的普鲁斯特一直在等待我们的垂顾，但只有当现代的普鲁斯特开始困扰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找到他。还有更要紧的：我们只有在为这样一种解读研制出批评工具后才能去解读他，所以，在《开端》一书中靠后的几部分内容里，萨义德陈示了我们现有的几种工具。
　　后现代性成了一种途径，让我们活在现代性未尽事业的笼罩之下，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悠哉游哉地踵我们祖先之后而行。恰恰相反。“作为典范的不确定性”是萨义德最值得铭记的术语之一。他就是典型的让人不安的批评家，他深深相信一切真正的思想都是危险的，他也有意去冒那些思想的风险。“激进的”（radical）一词，在这些篇章中和“工作”（work）与“禁欲的”（ascetic）享有同一类别的威望。但是，萨义德是激进分子中最不同寻常的一个，因为他知晓保守主义的诱惑。我们可以说，其他任何形式的激进主义都是不值一提的，无法掌握它企图改变的体制的威力，因此也只能急着丢掉它不想要的东西，但若真是这样，我们大概也剩不下多少激进主义了。萨义德积极地寻查思考可能引发的麻烦，但他绝不会消灭麻烦。想一想他在谈到康拉德《诺斯托罗莫》里的银矿矿主查尔斯·高尔德时写下的这个妙句：“和所有人一样，高尔德拥有的是这样一种保守主义，由于思考可能会产生破坏正受保护之物的想法，而从自身存在中把思考驱除出去。”——和所有人一样。高尔德的保守主义是灾难性的，却又与其对思考的恐惧相吻合。萨义德所实践的批评不是对这一恐惧的否定，而是正面它进行的思考，从他对极端保守、陷入歧途的高尔德的同情之中，我们看到某种复杂的理解，萨义德在他后来的著作《东方主义》和《文化和帝国主义》中将这种理解引入了对思想的政治使用和其他各类型的利用之中。不过，跟那些选择更方便的路径——反对什么就斥骂什么——的批评家相比，萨义德的激进程度毫不逊色。
　　再多说两句：萨义德在他的致辞里说到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汉密尔顿楼第四层每每营造的智慧和友爱的杰出环境”，哥伦比亚也是莱昂内尔·特里林的大学，而《开端》荣获了首届莱昂内尔·特里林纪念奖。可是，萨义德所说的那让人浮想联翩的环境，要比“智慧和友爱”这一特殊的联系中所包含的更加光明，更加自由。在那时，在那个地方，几乎一切都是可思考的，每个人都在读一本不同的书。在那里，交谈无休无止：趣味横生、面红耳赤，不顾一切习惯的繁文缛节。然而，这个能量和开放性十足的时期是短暂的，我们由衷感怀的或许不是旧时代有多么美好，而是好时代总是如白驹过隙，取决于运气和人品的神秘巧合。新版《开端》问世的那天，一个年轻同事来到我的办公室，忿忿地晃着他手里的这本书说：“他说的是同一个汉密尔顿楼吗？”他问得对，那时的环境又回到了某种类似正常的大学英语系的样子——我想说，是表面和气和背后猜疑的混合，好在那时我是个乐观主义者。只是早年的环境的确存在过，那不是一个幻觉，一个溯及既往的白日梦，就像即便在保守的时代，激进批评也不一定就是幻想一样；它也不一定只能到记忆里去寻找——这本书与当代的相关性即可证明。批评是一个需要抓住的机遇，而爱德华·萨义德继续在呈现它的魅力及其酬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