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雅中正、神气充腴——近300年清代皇室书法家纵览
清代自皇太极以来，为巩固统治，提高皇族文化素质，对皇子暨近支各宗室及六七岁以上子弟进行正规的教育，形成非常严格的学习教育制度，对读书地点、教学内容、师资来源均有定制，所教授的内容主要是满文、汉文以及骑射等。雍正时期，为方便皇子们学习，特设尚书房（道光朝改为上书房）。乾隆时期，这一制度又与“秘密建储”皇子继承相结合，形成了清代对皇子完整的教育制度。据乾隆四十三年（1778）上谕可知，皇子（孙）年满 6 周岁即就尚书房读书，择满汉词臣朝夕进讲，教学内容仍然是满文、汉文、骑射，等等。
顺治 临苏轼武侯庙记语
皇子们的书法学习就穿插在汉文教学中，是每天必备的重要课程内容，其教学程序一般先从基础唐楷描摹、写仿格入手。上书房讲习主要分为师傅和谙达两种职位。上书房师傅向来由皇帝在善书对翰林官僚群体中选拔，代表了清代官方所承认的书法名家的整体水平。他们的书法审美要求能直接影响诸皇子的书法学习。
为了方便帝王研习书法，有清一代还设立了专门内廷机构——南书房，并以制度的形式将书法提到“事属经筵”的政治高度，明确提出善书者方可入值。清代帝王们在南书房影响下崇尚正宗书学，并力推南书房来宣扬自己的书学观念，推动了皇室宗亲乃至全国范围内的书法学习热潮。
康熙 行书七绝扇面
此外，历代皇室书家群体还有普通士人无法比拟的条件，就是内府大量的历代法帖名迹收藏，特别是成为皇帝后只要有兴趣凡宫中所藏，都可通临阅览，对于其书法审美和学习都带来直接的影响。加上清初前几位皇帝是身体力行，广搜古代法帖名迹，不废笔墨，给后世子孙留下了极好的榜样，最终促成了一个相对出色的皇室书家群体。在这个群体中较为突出的帝王书家有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室书家则以乾隆之子永瑆影响最大，成就最高，而清末民初的没落皇孙溥儒也较为突出。
清代皇室自建国之初，对汉文化始终都保持着敏锐的观察力，高瞻远瞩地看到了汉文化对于治国安邦的积极作用，主动积极学习，并逐渐融入汉文化，振兴文教。书法在帝王及皇室中的大力弘扬与这样宏大的文化视野相关，同时与清初诸位皇帝的孕育与积淀关系密切。但是，客观地说，他们学习书法的目的多着眼于实用，着眼于书法在汉文化中的政治价值，此外，他们的身份决定了它们比一般士人多了些闲适淡雅之风，故而在文化审美上追求平正、典雅的中和之致。楷法谨严的永瑆书法成为了清代皇室书风的代表，这一点和清代主流画坛对“四王”的推崇，本质上都是这种审美关照下的必然结果。
顺治 行书卷轴
清初第一位擅长书法的人物是皇太极的小儿子福临，也就是后来的顺治皇帝，其书法遗存 15 件，内容涉及佛经、语录、诗词以及临摹作品等，书体涉及楷书、行楷、行书，尤其以楷书居多。从为数不多的顺治书法来看，显示其对魏晋书法传统的深厚情结，且一定意义上，他绝对称得上是清代诸皇帝之中最具艺术家气质的一位，书法风格多样，很多作品随性所致，与其落拓不羁的性格非常契合。
康熙 行楷书于成龙碑文轴
康熙 草书临董其昌书宋自逊词轴
康熙皇帝和其父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从小受到了非常系统的汉文化教育，对传统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他清醒地意识到文化统治对政治稳定的积极作用，万几之余，耽心翰墨。其书法早年以颜楷为宗，但纵其一生于董其昌用力最勤，临习不倦。他专情于董其昌及与董有着密切关系的来自江浙一带的学董书家群，同时应该看到，他崇尚董其昌是希望通过对董书的学习，倡导自其父顺治以来倡导的正统的书法风格，进而建立其文化正统观。
胤禛 行书苏轼词轴
雍正 行书晏月旧作
康熙诸子由于受到良好而严格的教育，大多善书，水平也旗鼓相当，置身其中的雍正很难说出类拔萃。但是，雍正在清代诸帝中出了名的勤奋，且对书法有着浓烈的兴趣，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也留下了数量可观的书作，只是绝大部分藏在故宫，外人很难窥其全貌。
乾隆 麦色诗
前人对乾隆的文化修养及艺术品位褒贬不一，但和其他诸位皇帝相较，他是对汉文化最为痴迷，最为勤勉，且有着极深文化情结的一位。应该客观地看到作为一位文韬武略的帝王，书画毕竟在其生活中是不折不扣地末事，将其书法置于历史大家的地位加以评论是有失公允的，其水平高低与否，文化格调如何都影响了此后整个清代书法的发展，从这一点看意义非凡。
永瑆 韩愈进学解卷
永瑆 草书临帖轴
永瑆，系乾隆皇帝第十一子，封成亲王，为清中期最为著名的书法家，与翁方纲、刘墉、铁保并称为“翁刘成铁”四大家。永瑆自幼就显示出非凡的书法天赋，其父乾隆皇帝对其书法颇为赞许，多次幸其府第。永瑆学书早年受其父亲影响初学赵孟頫、后追欧阳询及唐代诸家，中年以后又涉猎宋人书法，尤对米芾书法用力颇深并被米芾书法欹侧多姿所折服。嘉庆皇帝也甚爱永瑆书法，命他自择书迹，将之刻成《诒晋斋帖》，并御制序文，将之颁赏诸臣，一时馆阁诸贤及宗室、八旗子弟竞相临习。
溥儒 松风楼观扇页
溥儒堪称近现代书画的奇才，诗书画三绝，其书法功底扎实，坚守帖学传统，远追魏晋风流。举凡旗人学书，多以成亲王永瑆作为入门的不二选择，溥儒也概莫能外。此外，他又将楷书学习集中于柳体一路，特别是对裴休《圭峰禅师碑》的精准把握，其楷书创作都以此为基调，在诸家之间相互揉合，结构以平正为基调，单字中宫紧收，端凝紧密处似欧，温雅舒展处似褚，瘦硬清寒而神气充腴。
纵观清代近 300 年历史，历朝皇帝和皇子在严格而又全面的教育制度下，均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具备全面的文化素养，在书法造诣上也非常突出，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皇室书家群体，并受到后世关注。当前，研究者对于清代帝王及皇族诸书家的成就褒贬不一，但我们还是应该保持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当然，作为皇室书家有其天然的优越条件：良好的皇族教育，丰富的宫廷内府收藏，以及与文化硕儒、书法大家的近距离交往等等，远非一般文人士子所能奢望。但反过来看，这些对他们来说与生俱来的优越性，恰恰成为了制约他们书法艺术创作上发展、超越的局限：首先，他们的身份注定了书法只可能是万几之余的末事，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书法艺术。其次，皇家的收藏既是学书的优势，也是他们对书法审美认知的经典审美范式，但也是制约他们书法创作难以突破的桎梏。其三，他们天生贵胄的身份，使得他们缺乏传统文人那般丰富的人生阅历，致使他们追求的定是具有庙堂气息的书法艺术理想。于是，清代皇室书家们很难在经典范式下寻求新的突破，但如果我们以满汉民族不断融合去看待这个事情，其意义远不是一个书法的小视角所能涵盖的。（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