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本土时代的生存策略”。
2020年5月17日，我坐着一辆重型卡车，跟着两位司机从山东淄博一起到了武汉，因为我想看一看中国的物流网络。
晚上10点以后，高速公路上基本上就没有私家车了，都是大大小小的货车——在大家已经入睡之后，中国经济的脉搏依然在跳动。
而选择去武汉，就是为了回答我内心的一些疑问，这些疑问可能也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徘徊。
在武汉期间，我大概采访了二十多名新冠肺炎患者，幸运的是，他们中大部分都已经痊愈了，也有个别的人很不幸，最后可能没有治愈，自己或家人去世了。一位研究病毒学的朋友告诉我：从病毒学的角度来讲，新冠病毒是一种完美病毒，前所未见，传染范围广，传播渠道隐蔽，潜伏期长，但致死率又不像流感一样那么低。全国各地的医学精英，其中不乏与SARS、埃博拉战斗过的人，在没有来到武汉前，个个意气风发。他们觉得：武汉的情况之所以这么紧张，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只要我们去了，马上就能够解决问题。但是来了之后，这些医学界的大牛一个个都傻眼了，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找到治疗新冠肺炎的特效药，何况当时。疫情一开始出现很多重症病人、危重症病人，死亡率很高。后来，治愈率提高了，关键原因在于医疗资源相对充裕了，是这些援助医生、护士夜以继日地照料，以及患者个人身体的免疫能力对抗了病毒。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超敏反应也会“杀死”我们自己。人类免疫系统在长期的演化过程当中，留下一套密码保护我们，能够打击“外敌”，其中有卫生假说和老朋友假说。“卫生假说”认为，太干净、太少生病的童年，对孩子将来的健康反而有负面作用。人在儿童早期受到的感染越少，日后发展出过敏性疾病的机会越大。“老朋友假说”认为，激发人类免疫系统的可能是古老的病原体，是我们还在狩猎采集时代就已经经历过的疾病。也就是说，不仅你自己的经历，你父辈的经历、祖辈的经历，都有助于提高你的免疫力。可以说，我们曾经历过的不幸与磨难造就了强大的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本土时代，即原来总去向别人学习，别人有标准答案，现在我们突然到了“别人会，但是他不告诉你”的时代，我们要靠自己去摸索了。但是，如何完全自主学习，我们好像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要学会进行变形金刚式的创新（平时是普通汽车，遇到敌人变成高大威猛的机甲战士）。换句话说，就是调动原有的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迎接挑战，而这件事情正在发生。举个例子，2020年最魔幻的故事，就是口罩的故事。疫情初期，全中国都买不到一个口罩，但是很快就出现了口罩过剩的情况，原来生产口罩的企业在生产口罩，原来不生产口罩的企业也在生产口罩。我去采访了一家生产汽车（也生产手机）的企业——比亚迪。疫情之后，比亚迪的总裁王传福说：我们复工复产需要口罩，深圳还有那么多的企业，同样需要口罩，比亚迪是中国先进制造业的代表，我们能不能用最快的时间生产出来口罩？大家可能会觉得，毕竟汽车都能生产，生产口罩这么简单的产品有什么难？口罩看似简单，就是熔喷布、无纺布、鼻梁夹、然后焊起来，就做出来了。但是事实上还真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因为原来比亚迪所有生产线上的工人基本上都是跟金属打交道的，你想把它切成什么样子，就能把它切成什么样子，产品都是金属的。但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口罩，它的用料是软的，即使生产了口罩机，如果你不把它调试好，一样没用。其实，在我采访的对象之中，有一家企业购置了口罩机，但花了一个月都无法生产。比亚迪没有购置口罩机，没有雇佣调试员，为什么能在短时间之内生产出来口罩？场地是创造性转化出来的——正好有一个手机生产的车间。当时只要把标准稍微改一改，就能很快地把它变成生产口罩的净化车间。口罩机也是创造性转化出来的——比亚迪的工程师去参观口罩厂，那时候口罩厂24小时不停产，他们只能在旁边一边看，一边琢磨机器原理。回来立即设计图纸，一边设计，一边跟模具中心的同事打电话，对零部件的有无进行确认。如果没有零件，马上就更改设计图纸，用现在已有的零部件。最后，工程师用三天时间画出了图纸，又用了七天，制造出了口罩机。比亚迪能有这么快的速度，靠的是原来积累的能力和非常强大的执行力。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启发：当你遇到新的敌人和挑战时，最好的办法是回到兵器库里，去寻找那件用得最得心应手的兵器——旧兵器能够帮助你更好地去应对新敌人。所以，要想更好地活下去，我们需要回顾自己曾经的经历，甚至是上一代，上上一代所有过往的经验，然后认真总结。正是因为我们积淀下来了如此多的宝贵经验，我们才成为全球唯一一个拥有漫长历史且没有出现巨大文化裂缝与鸿沟的国家。讲到优秀，是可以跟别人学的，但是伟大无法学习，是被逼出来的。每一个大国也都是被逼出来的。二战逼出了生产力爆棚的美国，也奠定了二战后至今美国世界霸主的地位。2020年是我们这一代人离计划体制和战争体制最近的一年，我们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突然之间，小区封了，我们没法出去买菜，逛商店了。但这也是我们与社区产生紧密连接的一次，原来我们对社区基本上是无感的，城里人房子有个什么“大”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找物业。其他事宜，比如上户口、结婚，我们会去找政府的相关部门。这次疫情，我们突然发现，还有一个组织叫社区。我们从外地出差回家的时候，刚刚放下行李，电话就打了过来，社区干部问我们：是不是从XX回来的？有没有去过中高风险地区？武汉在极短的时间内，组织超过1500万市民进行核酸检测，就是依靠基层社区。今年我结交了很多居委会主任朋友，原来我不知道居委会是做什么的，然后犯了很多错误。比如，我一上去就问居委会：你们的上级主管部门是谁？大家就笑。因为居委会其实是没有上级主管部门的，居委会既不是一个政府，也不是一个市场，它是介于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一个自治组织。居委会主任和副主任是由居住在当地的居民投票选出来的，中国最基层的政权其实是在街道办。我原来以为一个居委会管一个小区，这次采访下来才发现，一般情况下一个居委会要管好几个小区，甚至还有一个小区归两个居委会管的情况。大家知道，购置商品房之后，物业会用手段将小区“封闭”起来，进行划分，但是很多老小区是没办法这样做的，最难的就是对老街道进行封闭式的管理。此外，往往一个社区满打满算能够用的人也就十几个，但却要服务上千户人家。我在武汉调研发现，有的社区做得确实是很好，但也有很差的。没有资源，没有经验，突然涌入各种各样的需求，全靠社区一一解决。我们知道中国的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因为我们有一个金字塔式的体系，从决策中枢发布命令，然后层层传达指令，执行命令，所以执行能力非常强大。可是当到了社区，这个金字塔颠倒过来了，因为所有上面的政策到了下面，我们都能够看到它留下来的痕迹，但却不一定产生了我们预想的效果。比如，曾经国家有计划生育政策，而在每一个社区里面，几乎都能够找到失独老人（独生子女去世，只剩下孤苦伶仃的老人）。我们的“邻里”社会存在矛盾。比如我们有很多小区既有花了钱购置商品房的住户，也有回迁户，他们的生活习惯、生活经历是迥然不同的，这两个群体之间的矛盾，到了小区里面可能就会变成小区之间的矛盾。这次疫情基本上将我们所有能够调动的力量全部调动出来了，这才快速控制了局面。但假如疫情持续时间更长，遇到更大的挑战，就靠十几个基层的社区干部，如何才能做好服务这么多居民的工作？所以我们会看到，组织创新最难的其实不在顶层的设计，而是要有战略决心，大事能够做好的前提是，你要先把小事做好。可是组织，尤其是基层组织的创新是非常难的。这一张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华南海鲜市场，我是在离华南海鲜市场只有一墙之隔的一个小区的楼上拍的。一位当地人说：绝对没有卖蝙蝠的地方，但是有一个地方，你可以买到一些野味,就是那个蓝色的像临时工棚一样的地方。2020年1月1日，整个华南海鲜市场停业整顿。可想而知，在一墙之隔的小区里面，大家会有多么恐慌。我拍摄照片时所在的楼道，就有一户可能感染的病例，有的小区居民说：要把他搬出去，要不然单独弄一个电梯让他使用。如果你是小区的社区干部，你如何处理这种群众之间的矛盾？当时没有口罩，没有消毒液。再后来，大家都没有办法出去买东西，那你从什么地方调来大米，调集蔬菜，药品，甚至是咖啡等物资？群众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如果完全依靠基层社区干部，一定没有办法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回想一下，这次疫情，我们出现了什么变化？就是大家习以为常的健康码。大家可能习惯了，但你仔细想一想，为什么别的国家和地区都没有用健康码的，肯定不会是技术或者基础设施不完善的原因。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二维码，不是单纯的技术创新，它意味着防疫战略的部署出现了重大的转变。想想没有健康码的时候，如果你想从一个小区到另外一个小区，要到居委会去开介绍信——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在中国见到介绍信，盖公章了。而且用这种办法，不管是跟人见面，还是接触纸质介绍信，都有可能导致传播和感染。最早的健康码，是支付宝的团队应杭州市余杭区复工复产的要求做出来的。最早的余杭码只有两个颜色。假设你在杭州市内开往余杭区，首先要打开个人支付宝先下一个码，然后到余杭区入口下车测体温，体温正常后，工作人员用他的手机扫一下你的码，你的健康码就从原来的灰色变成了绿色，就可以通行了。可见，这样依然不方便，而且无法对个人行踪进行溯源，防疫难度依然很大。现在健康码已经从原来的两个颜色变成了三个颜色，这不只是增加了一个颜色，而是背后的那套战略部署出现了变化，是几套数据相互支持的结果——国家卫健委、电信运营商、公安系统，各个部门之间的数据隔阂被打通了。所以这不仅是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组织创新，整合之后，提升了组织效率。我给大家介绍一项研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调查了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对政府的满意程度，满意程度高达90%以上。所以，随着组织创新，变化一直在发生，最近几年大家都有所感受，很多政务都可以在手机APP上解决，效率高，还不用再去现场“受气”，不见面，反倒感觉和印象更好了。出现这样的变化，秘诀就是当你没有办法很快地推动组织创新时，我们让技术创新走在前面，用技术创新来引领组织创新。这很像我们参加马拉松比赛的时候，除了跑马拉松的选手，还会看到领跑员，因为长跑选手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配速，前面跑得太快，后面就没有力气，前面跑得太慢，后面成绩不好。这时候你需要有一个有经验的，能够保持匀速配速的领跑员，他们有一个外号叫“兔子”。现在，我们看到了，在中国，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或是普通百姓，我们非常欢迎高科技，因为它也是领跑员，在帮助我们来进一步地加快组织创新。2020年5月17日，是我去年第一次去武汉。后来又来了几回，武汉已经非常宁静了，那些最惨烈的战役，我都没有经历，生活已经恢复正常，原来的批评和指责没了，原来的表扬和掌声也没了，我们才发现真实的生活，真是一地鸡毛。得到大学武汉班上的同学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是银行里做普惠金融的，他有一位客户，是一家小企业的老板，很不幸感染了新冠病毒，如果你去看他生病的时候在朋友圈里面发的消息，每一条都非常正能量——中国加油，武汉加油。等到他病好痊愈出来了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把他原来的生意全卖掉，不干了，心灰意冷。抗疫期间，我们看到很多从全国各地来支援武汉的医护人员、医疗队，大家都说，他们是最美的逆行者，非常勇敢，这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在武汉的朋友知道，最累的是武汉本地的医生，比武汉本地的医生更累的，是武汉本地的护士，比武汉本地的护士更累的，是武汉本地医院里面的那些保洁人员。疫情之后，我在朋友圈里面看到，有位武汉医院的院长发了一条状态，让我很心酸——欢迎大家到我们医院来做核酸检测，尽管收费比别的地方稍微贵一点，但是我们保证服务比别的地方好。大医院的院长都在朋友圈里面发这样的消息，为什么？实在是没钱了！这次为了治疗新冠患者，国家是免费的。有一位医生和我说，行医这么多年，这是我头一次没有见到医患矛盾，因为患者不需要花钱，就得到了所有最好的药，但医院确实没钱了，医生、护士不仅疲惫，收入也在下降，这才是真实的生活。我到武汉的时候，在光谷步行街，10家店铺之中就有三四家关门，我当时替武汉的朋友操心，他们什么时候能从这个大挫折之中缓过来？但我发现，武汉朋友真的是心很大，不需要替他们操心，这个城市太有意思了。其实很多人对武汉的了解还是不够深刻，都是浮光掠影的，可能去过长江大桥、黄鹤楼，在长江大桥上偷偷刻一些字。有趣的是，有一个外地的朋友，到了武汉长江大桥，刻了一行字：啊，黄河，我终于看到你了！说回来，武汉有一个很特殊的地点，长江江边。我去采访了不少武汉老人，武汉老人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喜欢到长江去冬泳，游着游着就从武昌游到汉口了。我就问他们：老人家年纪也这么大了，你为什么要冬泳？强度很大的。我去看武汉的过早店，有一家已经做了40多年热干面的小店，在很不起眼的一个老旧街区里，完了之后出来，我就在街上溜达，随手拍下了一张照片，有一家店——花圈店，同时卖成人用品，我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见过这样的店。我小心翼翼地问武汉的朋友，我说：是不是因为今年疫情太厉害了，然后多开了一间花圈店？我说：那你们花圈店的旁边就是牛杂牛筋萝卜汤，你们从花圈店走过去喝一碗萝卜汤，不觉得违和吗？朋友说：这还真是个问题，你要不说的话，我们从来没想过啊！在武汉我感受到中国力量，把它放大来看，武汉和中国一样，你能看到它非常先进的地方，也有非常矛盾的地方。你能看到它非常都市化的地方——到汉街去看，你会看到很多高档商店和餐厅，但同时还有非常市井的地方，那些自下而上生长、朝气蓬勃的地方。在武汉，都有很多特别好玩的涂鸦，武汉最早的涂鸦是在武昌棋盘街，那里头有一个美术学院，学院的年轻人老在那个墙上乱涂鸦，政府肯定会重新粉刷，但反倒又让这些爱好者更好地创作了。后来政府出了高招，在旁边钉了一块牌子，叫“政府指定涂鸦处”。有一位武汉做涂鸦的朋友跟我说，如果在北京、在上海做涂鸦，很快就会有人举报你，警察就会来，然后把你赶走。但他在青山区涂鸦，警察过来之后说：干吗要涂鸦呀，你要涂鸦的话，把这面墙整个都涂了，这样比较好看啊。唯独在武汉，你在这边涂鸦，后面会有观众，很多大爷大妈会站在后面看着，一边看一边评论：哎呀，小伙子啊，你太努力啦，天都这么热，还在工作呀，休息一会儿吧，喝点茶吧。这是个复杂体，你没有办法从一个维度来认知这样的复杂现象，所以你永远不要低估其中可能蕴含着的生生不息的气息。我问过得到App的陈海贤老师，我说你做心理咨询师，听过那么多人生故事，能不能总结一下，什么样的人能够扛过去，什么样的人可能到最后就扛不过去了？所谓的反省力，就是你要正视你过去可能有一些东西是做得不对的，所以你会把人生中的那些重要的事，按优先次序重新做一下排序。我想大家之前可能都已经把这门功课做完了，当我们无法去上班、上学，必须要呆在家里的时候，很多人会有一个难得的机会去反思自己过去的生活，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原来把优先次序弄错了。我们原来会认为赚钱是最重要的事情，结果疫情来了之后，突然发现你有再多的钱也不好使。我们原来总觉得到工作、事业是最重要的，我们在这一次才突然发现，家人更重要。同样，企业和国家也会重新排序。对一家企业来讲，过去可能你觉得跑马圈地、占领市场是最重要的，千方百计去获得流量和市场的份额是最重要的。但是疫情之后你会发现，最重要的是要对自己人好一点。如果你能够有一群特别积极向上的员工，还怕找不到顾客？海贤老师跟我说，那些能够走出危机的人都有一个特点，他们会找到一个盒子，把自己经历过的那些不幸和痛苦放到这个盒子里头，然后把这个盒子锁上，就不再打开，继续往前走。这和我原来想的不一样，我原来想的是一定要卧薪尝胆，然后天天想着自己原来受过的那些痛苦，你才能够发奋图强。后来我在读尼采的书时，发现尼采也讲过类似的话：弱者和强者最大不同在于，如果一个弱者遇到了很多不顺心的事情，他会耿耿于怀，他会一直想这件事情。但是一个强者，他没时间去想那些别人对他的不公、自己过去犯的错误，他会很快忘记。因为前面有更大、更宏伟的目标等着他，只有忘却了之后，才能够轻装上阵。忘却很难做到，因为忘却的背后，必须内心要有一个强大的自我。因为人都爱听故事和讲故事。我们如何描述灾难和过去？官员无能、体制腐朽都是我们最初给的理由。但是我们最后发现，疫情到来时，无论是政策的制定者，还是我们普通老百姓，都在打一场遭遇战——你根本不知道敌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最后打着打着，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才有了经验，就像诺曼底登陆一样。第二种是英雄模式，比如这次的逆行者、修建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工人、志愿者等等。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是英雄，甚至志愿者证书都不愿意去领。所以真正的英雄不会认为自己是英雄，他只认为自己做的是应该要做的事情。而且真正的英雄没有办法永远是英雄，英雄也要解甲归田，也要回到平凡的生活，我们无法每一次都期待用英雄模式来解决问题。我们要把自己原来的一部分打碎、去掉，然后加进来一个新部分，让我们的过去和我们的未来能够和谐相处，我们要把它们融在一起。所以，从2021年开始，尽管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我们应该要做好在后疫情时代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要为曾经经历过的那些东西，找到一个酒窖，把它藏好，用盖子封起来，把它留在那个地方酝酿，未来某个时刻再启封，共同品尝岁月给我们带来的这一坛美酒！（内容来源：2020年1月3日，何帆教授《变量3》武汉分享会文字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