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遥不可及的超常女科学家，是对女性的恐吓 | 女科学家去哪了
并不是每个女性都要成为学术界翘楚，但平等的机会意味着，当她有能力有意愿拼搏的时候，不至于因为不公平而限制了发展。
性别不平等是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问题。随着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女性的处境和社会地位得到了巨大的改善。如今，中国正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女性科技工作者，其中不乏在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杰出人才。
中国女性科技工作者的现状如何？在求职、晋升等方面是否受到性别歧视或不公平待遇？在性别问题方面，国外科技界与中国有什么差异？科技界性别问题的形成有哪些社会因素？促进科技界的性别平等有哪些对策建议？近期，《国家科学评论》（National Science Review）聚焦这些问题组织了一期论坛，邀请中国5位优秀的女性科技工作者和2位性别问题专家进行讨论。
前排自左至右：郑焰、卢鋆、王红阳、王志珍、王小云、刘兵、唐文佩
唐文佩：在座的各位女性科学家应该已经被无数次地问到这个问题，就是您作为一名“女”科学家如何看待性别与科学？以及，在中国的科技界是否存在性别问题？
王志珍：个人的生活是与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快80岁了，我的成长环境和现在的年轻人不太一样。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感觉自己从来没有受到过性别歧视或者被性别问题困扰过，这得益于共和国成立以后提倡的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建国前我的年龄还很小，但我也知道那时女性的处境。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男女平等方面更是有了革命性的改进，对此我深有体会。严禁遗弃女婴，杜绝童养媳、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冥婚等封建社会的陋习，以及全面普及义务教育从而使女性文盲率大幅度降低等等，都说明了中国社会文明的进步。事实上，妇女的社会地位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金钱至上、物质至上的腐朽观点死灰复燃，宣传导向上也有一定的问题，使有些女性自甘依附于男性而降低自己的地位，男女平等反而成为了问题。现在的电视剧，特别是偶像剧中的女主角基本都是“小鸟依人”的形象，其实这是不尊重女性的表现，也会给年轻人带来不好的影响。我们年轻的时候，男女没有差别，男人能做的我们女人也能做，我从来没有认为因为我是女人所以我不能做某件事。可是现在社会上推崇“女孩富养，男孩穷养”，女孩子富养是要养成什么样子？这种观念会影响到女孩的成长。还有许多人说女孩不适合学习科学技术，尤其不适合数学、物理，女孩应该去读文秘之类的专业。这些社会观念都对科技界产生影响。
王红阳：志珍老师说得对，中国的情况一定要历史地看待。我们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过来的，在旧社会，女性不仅在社会上没有成就自己和民族的舞台，在家庭内部也没有地位，有的地方女性甚至吃饭都不能上桌。新中国成立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除了极少数极不发达的地区，过去这些基本地位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女性能顶半边天”。但是我国科技界确实也存在一些性别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层女科技工作者数量大，但是高层次人才少、上升空间小，大量的女科技工作者都在基层从事辅助性或支撑性的工作。根据2019年12月的数据，中科院院士中女性占比为6%，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女性占比为5%，两院的女院士加在一起只有不到100人。这个比例相比前些年已有较大增长，但仍是偏低的。国家其他高层次人才类似情况也很突出。根据2015年中国科协的数据，科协所属协会的会员中女性占比21%，理事中女性占比13%，在正副主席中女性只占8%。
我曾经参加过一次国家高层次人才评审会，在三十几位评委中只有我一个女性。而在进入最后一轮的候选人中也只有一个女性，当时一些评委认为她应当被差额落选。我被迫站出来表示反对这种不公平的意见，获得了多数专家认同。从那时开始，我多次呼吁关注科技女性成长，解决“玻璃天花板”问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最早关注了性别问题，现在已较大提升了女性杰青和优青的比例。
第二，在同等水平的情况下，女性科技工作者得到的机会少于男性。这里所说的机会，包括获得重大科研项目、获得高等荣誉称号的机会等等。这些项目或荣誉的竞争很激烈，而且不仅包含学术的竞争，也包含一些非学术的因素。当非学术因素起主导作用时，女性往往处于劣势。
在升学、就业等方面，部分女性同样面临着一些隐性的受歧视倾向。在同等条件下，男性的机会要比女性更多。面对女性候选人，人们常会想到她将来要结婚、生育、抚养子女，可能无法全力投入工作。这一方面是社会观念、家庭分工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家在解决家庭后顾之忧方面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许多公共服务还有待完善。
第三，在科技界中，女性领导力很少得到关注。对于领导、组织一个团队而言，公平、廉洁、严谨、自律、节俭、高效等都是美德，而在这些方面女性天然地有一定优势。但是实际上，女性在竞争中胜出、获得领导岗位的机会非常有限。和国际学术界相比，我国在这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
在许多国际会议上，如果没有女性科学家发言，这个会是不能开的。但我国并没有类似要求，男性通盘主导全场也是司空见惯的。这种现象小则影响一部分女性科学家的发展，大则影响我们的国家形象。所以要从政策上保障女性科学家成长和发展的环境，更充分地发挥女性的可能的领导作用。
卢 鋆：人们一直以为航天是男人的世界，但是在中国，航天领域中女性的比例是非常高的，而且在航天工程技术领域的女性领导者也不少。北斗工程的各大系统总师系列中，有三位女性，其他主要的系统和分系统也有不少女性的副总指挥和副总工程师。但是在航天工程的大总师、院士中，女性的比例还是非常少的。我认为，航天工程具有长周期、高科技、高风险的特点，在这样的行业中，女性的认真、细致、隐忍、坚韧、奉献、责任心强、耐力和抗压能力强等特质都能发挥优势。
王小云：从政策上看，中国的男性和女性是完全平等的。所以我认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完全应该有能力不受社会、家庭的干扰，自主决定自己的生活状态，和男性完全平等地去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郑 焰：性别平等是一个社会问题，不只存在于科技界。在企业界和其他职业群体中，女性的领导者同样是少数。我们暂时解决不了全社会的性别平等问题，但是可以在科技界内部，努力打通女性科研工作者成长和上升的渠道。
刘 兵：性别问题不仅中国有，国外也有，我们不需要回避这个问题。事实上，只有我们首先承认女性科技工作者在求职、职称晋升等方面存在“玻璃天花板”，承认现实问题的存在，才能找到合适的办法，去做得更好。
还有一点我想提醒大家，今天在座的各位女性都是教授、院士，已经不是普通的女性科技工作者了。在你们的观察和感受中，性别问题也许没有那么严重。但是真正深受其苦、压抑其中，或者遇到困难的，是那些基层的、求职不得的、想提没有提上去的女性科技工作者。她们的感受可能是不一样的。
成功有必然的因素也有偶然的因素。一个社会中男性和女性的数量是基本相等的，正常情况下，男性和女性获得成功的概率也应该是基本相等的。如果女性成功的可能性如此之低，那就一定存在问题，而我们需要去讨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唐文佩：在性别问题方面，国外科技界与中国有什么差异？郑焰老师长期在美国学习、工作和生活，请您先谈一谈。
郑 焰：国外科技界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比如女性院士人数偏少、会议中女性报告人缺失等。但是可能不同的一点是，国外很早就有人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并在发现问题以后，在研究所、基金委等层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和措施。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自2001年设立了ADVANCE计划，迄今投入了2.7亿美元经费，支持专门研究和解决科技界中女性代表太少的问题。一方面通过研究找出原因，另一方面也在一些高校试点一些具体措施，如开办幼儿园等。欧洲的情况我不太了解，不过我最近参加了欧洲的一个评奖委员会，他们特别强调在决策性的委员会中，至少要有40%的女性代表。
另外，我也在联合国工作过，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孟加拉国扶贫，那里的情况又很不一样。我到村里去时，很多妇女和女孩会好奇地一直跟着我。她们出门的活动范围受到各种家规的限制，而且不可以与非本家族的男性进行在我们看来很正常的交流。我可以体会到她们对外面世界也有想了解和认知的渴望。遗憾的是，能上大学的女性多数是城市里家庭条件特别好的。因此该国科技界的女性极其稀少。由此可见，科技界女性占比也许是代表一个国家发展程度和文明水平的。在中国，政策和法规方面还有进步的空间。比如，有些招聘明确写出只招男性，这种公开的歧视应该被法律禁止。
王红阳：欧洲很强调性别平等，升学就业基本有保障，甚至有丈夫替代休育儿假的。但是客观上女性也还是面临着一定困难的。我在德国学习工作十年，认识的女教授有许多不生孩子，因为养育孩子很可能会影响她们的科研生涯和竞争。
王志珍：但是欧洲出了很多优秀的女政治家，比如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她不仅事业有成，而且养育了7个孩子。她组建了欧委会史上第一个几乎完全性别平衡的团队：包括她在内的27名团队成员中，13人为女性。默克尔称赞她“把事业和家庭融合一体的能力尤为突出”。我对她非常欣赏！
刘 兵：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有专门研究性别问题的学科，不过与国外相比，中国目前在性别领域的研究是较为欠缺的。我们还没有独立的女性学学科，研究人员数量和研究的社会影响力也都很小。但是在性别问题的讨论中，如果没有针对中国国情的研究作为理论支撑，如果我们只谈个人感想，只靠少数院士的呼吁，虽然可能会为个别的一些女性科研工作者提供支持和机会，却无法从全社会的层面上去解决群体性的问题。
王小云：在我的团队中，我很愿意优先把机会留给女生。但是我发现，生育确实会对女性的科研事业带来不小的影响：有些女性在生育之后会主动放弃科研，因为要在生育期之后的两到三年时间内再回归科研，可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那些继续科研的女性，也需要花费一定时间和精力来处理家庭问题，对集中精力做科学研究增加了难度。因此，能够在生育之后继续高水平的研究对女性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能够赢得挑战的大都是非常优秀的人才。如何鼓励女性克服这个困难，乃至由国家出台相应的措施支持她们继续科研工作，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想告诉广大科技界女性的一句话：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唐文佩：女性也在尝试以自己的方式做一些调整，比如很多女生选择在读博士期间生孩子，主动把负担往前挪，尽量减少以后找工作时可能遇到因性别带来的麻烦。
王红阳：有些女性专业有特长，很优秀，但是因为家庭的拖累不能为社会做更多贡献，这时候我们应该努力寻找社会性的解决措施，比如加强幼儿园、托儿所等服务机构，增加公共设施，改善服务体系，提高整个社会的服务和保障水平，给有能力的女性提供更多的机会，让更多女性发挥她们的作用。
刘 兵：的确如此，性别问题是整个社会层面的问题，包括传统文化和社会机制。比如女性要生育、要抚养孩子，承担的家庭责任更多，影响了事业发展。这是社会分工的机制问题。一个社会应该为不同的性别提供什么样的工作环境和保障条件，这都是社会机制。
此外，刚刚有老师提到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性格特点，女性的有些性格特质是有利于科学研究的，也有一些特质，比如感性、情绪化等等，可能是不利于科学研究的。但是实际上，这些性格特质可能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成长过程中由社会教育和规训而形成的。如果我们的教育告诉女性不要那么理性、冷静、讲究推理，应该更温柔、感性、可爱一点，去告诉女性你适合学什么专业、不适合学什么专业，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女性，可能就会发现这些后天培养起来的特质是不被科学研究群体所认可的。
要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仅靠科技界就可以的，而是要靠全社会的努力，包括法治和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努力。我们的社会应当将更多的资源平等地分配给男性和女性。
卢 鋆：两性的社会分工确实不同。2020年疫情严重的时候，为了更好的完成各项工程和科研任务，我们单位要求封闭办公，所有人住在办公区，一个月不能回家。其中，夫妻双方都在单位工作的，可以自由选择一个人封闭办公，另一个人在外面照顾家庭。结果绝大多数都是男性留下、女性在家。很多情况下，男女的社会工作责任是一样的，但在家庭中所承担的责任是不一样的，大家会对女性的家庭责任，如照顾老人和孩子有更多的期待和依赖。
郑 焰：的确，在大部分国家，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都远远超过男性，但是这些家务劳动常常是无偿劳动，没有受到认可。而且，男性和女性做同样的事情，所获得的社会评价很可能是不一样的。我的很多研究要到野外去，很多男同事对我的这种行为不认可，认为我这是不务正业。但是如果换成一个男性，大家都会说他是探险家，这是好事。
唐文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女性是否真正拥有“自主”选择权。有些人认为，女性放弃攀登科学高峰是女性的自主选择，是女性自己认为在科研事业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值得去追求，比如把家庭维护好、把孩子培养好或把父母照顾好等等。
但其实这个看似自主的行为也是在长期的教育和社会氛围中形成的。女性从小被教育要温柔、谦逊、隐忍，而男性则被教育要坚毅、勇敢、进取。这一后天规训内化入女性的思维方式，使得很多女性不敢去追求事业上的卓越，甚至选择回归家庭。这看似主动的选择，实际上却是种被动的选择。
王红阳：女性希望得到平等的机会，并不是说每个女性都要成为学术界翘楚，她们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问题在于她如果有能力，又愿意为科研事业拼搏，应该为她们创造与男性平等的机会，不至于因为不公平而限制了发展。
唐文佩：我们刚刚讨论了中国科技界中性别问题的现状和原因，现在请各位提一些对策和建议。
王红阳：第一，仍然要大力呼吁性别平等。不是为自己呼吁，因为我已经得到了很多机会，但现在确实有很多普通女性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确实有一部分地区、领域、单位存在性别不平等问题，我们有责任关注这些问题。
第二，为了让每一个平凡女性都得到公平的机会，最重要的是要有制度性的保障。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科技界正在从不同层面去解决这些问题，比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放宽了女性申请者的年龄限制：青年基金项目男性未满35岁，女性放宽到40岁；优青项目男性未满38岁，女性放宽到40岁。基金委的评审还特别强调了同等水平情况下女性优先给予资助。另外，还可以有许多其他的制度保障，来减少生育对职业女性事业发展的影响、保证大型学术会议和领导团队中有一定比例的女性优秀科学家参与等。
王志珍：在优青项目放宽女性申请者年龄限制之后，优青项目的男女比例有所改进，近年来一直保持在4:1~5:1。而杰青项目的男女比例在2008年及以前曾长期高于10:1，近些年也大约在8:1左右。如果我们也能放宽杰青项目中女性申请者的年龄限制,应该也可以达到类似于优青项目获得者的男女比例。
在当今中国，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人是科技创新最关键的因素，而女性是人类的半边天。因此，我们必须从娃娃抓起，做好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教育，让女孩子们逐步建立起积极向上的、先进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特别是要加强自信、自强、自爱、自尊、自立意识的教育。在社会宣传方面，也要好好改变现在的局面，特别是要注意影视剧的导向。
刘 兵：性别平等教育确实很重要。首先，我们应该有一些理论研究的基础，来告诉我们如何去开展好的性别教育。其次，性别平等教育不应只针对女性，也需要对男性进行这种教育，从而形成良好的性别意识。因为事实上，性别不平等的受害者不只是女性，也有男性，他们也受到性别刻板印象的规训，承受着许多压力。
在观念层面，性别平等教育不应只是简单的一刀切，认为男性和女性能做的事情完全相同，各取所长或许是更好的教育和引导方向。在实践层面，也要讲究策略。比如现在有一些比较极端、激进的女权主义案例，虽然是在呼吁对女性权力的保护，但是事实上却增强了社会上的性别对立情绪，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而且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这就会造成女权主义的污名化。
王小云：针对生育和家庭问题，我认为也应该呼吁男性多参与对孩子的照顾和教育，不能把这些事都推给女性。同时，男性参与教育子女也对孩子的成长有利。
唐文佩：我们做过一些老科学家成长经历的研究，发现几乎所有女科学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即便她有家庭、有孩子，也基本是“不顾家”的，一定是她的丈夫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家庭事务，以这样的方式“支持”了她。如果不是这样，她就很难在学术研究中取得成就。
刘 兵：在对女科学家的宣传中，我们宣传的常常就是这些非常态的个体，而掩盖了女性要获得成就，常常必须付出的额外代价。
唐文佩：这样的宣传往往暗示了她是遥不可及、没法复制的特殊个体。如果我们对女科学家的宣传重点放在她们不结婚、不生育，或者非常幸运地遇到一个很支持她的丈夫，具备这些条件才能攀登科学高峰，这其实是对女性的一种恐吓。
卢 鋆：我们的宣传应该是真实而全面的：女性可以很优秀，可以在社会的各个岗位上绽放自己的光彩，她们作为女性需要多重角色的平衡，成长之路可能遇到了一些阻碍，也会受到很多支持，而不一定要去宣传她们的成长之路有多么特殊和高不可攀。
唐文佩：感谢大家的讨论。科学家应该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特别是科学学、科学社会学、性别研究等领域的学者联合起来，推动中国的性别研究，唤醒更多人的性别平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