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思维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
心理、思维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
汤凤林
一 思维与心理及生理的区别
以体验、感受为主体的虚拟自我,我们称为心理。心理与思维显然有很大的区别,但几百年来对两者很少有人去区分,甚至将两者混为一谈。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我思”在这里是思维,“我在”却是一种感受,是心理。候鸟的迁徙是心理行为不是思维行为,动物的心理往往是本能。叙述是思维行为,但听别人讲故事很有可能是心理感受,属于心理行为。
漫不经心是思维系统兴奋度不高处于半休息状态,懒懒散散是虚拟自我累了,降低了感受的灵敏度。精神焕发是心理系统处于兴奋状态。注意力高度集中是思维系统处于兴奋状态。
注意是思维系统的对向、方向问题,属于思维系统的属性,心理只有感受的问题不存在注意的问题。
感受属于心理属性,思维不会感受。
欲与爱,一是生理需求一是心理感受。柏拉图式的纯精神恋爱总受到人们的质疑,原因在于柏拉图没有分清需求与感受的区别。有欲不一定有爱很平常,但有爱而没有欲则不正常。因为心理的感受往往是以生理为基础的。
肚子饿了想吃东西是生理需求。生病了去医院是生理需求。
好久没有看书了,想找本书来看看,这是思维系统想运动一下了,这是思维需求。亚里斯多德说的求知是人类的本能,这个本能也是思维要求,好奇属于思维范畴。
自尊心、荣辱感、美感属于心理需求。听喜欢的音乐,看喜欢的画展,到如画的山水间去游玩等是心理需求。
但两者或者三者合作的需求也常见,比如抽烟,抽烟的冲动来自生理,但抽烟的愉悦是心理的需求。下围棋是思维与心理的结合。郎才女貌、门当户对的婚姻是生理、心理、思维三者的结合。
有些人一辈子都在为争面子而奋斗,这是心理人生,有些人一辈子搞学术研究,这是思维人生。
文艺是应对人们的心理需求的,教育是应对人们的思维的,孔子的寓教于乐是一种愿望,不应是原则,政治抒情诗是政治不是诗,永远没有艺术价值,因它应对的是人的思维不是心理。在娱乐中长知识是可以的,但要人们在娱乐中接受教育不符合娱乐的原理,娱乐是心理需求,教育是对思维进行改造。想在小说里面表现什么伟大的思想不会写出什么好作品来,表现伟大思想最好的方法是去写论文。小说是应对人们的心理需求去的,它要有精彩的情节,丰富而感人的情感,优美的语言和出人意外的表现方式,这些心理需求的要素,而不是说明了什么道理的思维需求。下围棋是思维与娱乐的结合但那是行为者本身,不是接受者,你如果为了表达你的伟大思想而去写了一篇小说,并且你认为你达到了目的,那是你自己的娱乐,你满足了自己的思维和心理需求,你满足不了别人的心理需求,你的那伟大思想别人可能会认为一钱不值。伟大作品都体现出伟大的精神,这个精神一定是心理层面的精神,《百年孤独》体现的是心理层面的民族精神,白居易的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是在讲什么道理,而是表达了一个心理层面的希望。李商隐的诗:“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 。是激起人们的心理感受而不是讲一个事物的过程。
二 表达的被动与主动
神经系统的感受中心我们称为虚拟自我,虚拟自我也就是心理的表达中心和表达环境。心理、生理和思维的需求都要通过虚拟自我来表达,表达思维需求时虚拟自我处于被动状态,思维系统处于主动状态,反过来表达心理及生理需求时思维系统处于被动状态,虚拟自我处于主动状态,这在弗洛伊德那里说成是自我对本我的监视。这种主被动关系也是个人认知失调的基础。有些需求是两者的结合,比如下围棋,下围棋本身是思维需求,但下赢的快乐是心理需求。当思维需求强于心理需求时输赢会无所谓,比如学棋的人或者长时间没有下棋的人,在找人下围棋的时候不会对输赢太在意,对明知下不赢的人也会同他下,而处于心理需求也就是渴望赢棋的时候的人输了棋会很不高兴,这就是虚拟自我生思维系统的气的时候。心理也就是虚拟自我,是一切需求的表达系统,思维系统是我们动作行为的操作系统,也是判断能否进行操作的系统,思维系统的判断过程是在思维记忆中进行和实现的,由于不是任何时间任何心理需求都是思维系统认为应该执行的,这个时候思想矛盾就会出现。抽烟是生理和心理需求的结合,抽烟的人从思维上也知道对身体不好,但真能戒烟的人不多,说明两种需求结合的力量往往比思维系统的控制力大。
三 习惯
习惯自然也是三种:
一是生理习惯:如中国的南方人习惯吃米饭,吃不惯面食,北方人正相反,大多都是以面食为主食。常有人说一日之计在于晨,这话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一定对,有些人是到了下午后才有精神学习和思考,甚至有人是在晚上才是精力最好的时候。笛卡尔的死因有些人甚至认为是那位女王要他起早导致的。这些都是生理习惯
二是心理习惯,比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每天下午准时要去散步,以至于他的邻居都能以他散步的时间来对钟表的时间。各种各样的个人爱好大多也是心理习惯,有些人喜欢看足球比赛,有些人喜欢台球。大多心理习惯与后天的经历、生活环境有关,如有些国家的人普遍都喜欢足球,有些国家的人普遍喜欢拳击。也有一些心理习惯与个人的先天素质有关,如有些人从小就喜欢看书,有些人视看书为折磨,据笔者观察,喜欢看书的大多为时间思维类型的人,空间思维的人就是大学以上学历的人也很少有喜欢看书的。有些人喜欢猫,有些人喜欢狗,有些人喜欢养鸟。这也是各人的不同的心理习惯。威廉. 詹姆斯对心理习惯有深刻的认识:
“人们在许多战役中都曾经看到过,没有人骑的骑兵马在听到军号声时会走到一起做出它们习惯的一系列规定动作。大部分训练过的驯服动物,狗和牛,公共马车和小马车的马,似乎都是几近纯粹和简单的机器,每时每刻都毫不怀疑和毫不犹豫地履行着教给它们的责任,看不出在它们的心中曾经出现过做任何其他事情的可能性。一些在监狱中变老的人,曾经在被释放以后要求再次入狱。有人说,在1884年发生于美国的一场旅行动物园的铁路事故中,一个老虎笼子被撞开,老虎出来了,但很快又爬了回去,好像是对它的新责任感到太不知所措了,于是人们没费力气就把它保护了起来。
因此,习惯是社会的巨大的飞轮,是它的最为宝贵的保守性的作用力。它独自将我们所有人都保持在传统风俗习惯的限度之内,保护富人家的儿童免受穷人嫉妒的暴动之苦。它独自使得最艰苦和最受人排斥的行业不至于为那些在那里成长起来的人所遗弃。它使渔夫和甲板水手一冬天都呆在海上;它让矿工呆在黑暗中,它让农村人在漫长的雪天固守自己的小木屋和他那寂寞的农场;它保护我们不受沙漠和严寒地带的土著人的侵袭。它让我们所有人都注定要根据我们的教养或者早期选择来大打那场生活之战,并善于处理与那些教养或者选择不一致的追求,因为没有其他的东西适合于我们,而重新开始又太晚了。它使不同的社会阶层不会混合起来。你看到,在25岁时,年轻的旅行推销员、年轻的医生、年轻的牧师、年轻的法律顾问已经染上了职业怪癖。你在性格、思想的技巧、成见、“买东西”的方式中看到小小的裂痕,简单地说,人们对此无法马上避开,就像他的外衣袖子不能突然适应新的折痕一样。总之,最好是他不应该避开。在我们大多数人中,到了30岁的年龄,性格已经固定得像一块石膏,永远也不会再变软了,这无论如何是件好事。
如果20岁到30岁岁这段时间在形成智力和职业习惯方面是关键时期的话,20岁之前的时期对于形成个性习惯(在严格的意义上这么说)来说就更为重要,这些个性习惯包括发声法、发音、姿势、动作、言谈举止等:等等。20岁以后学习的语言说起来很少不带外国口音;一个进入其上司社会圈子的年轻人,很难忘记在他成长的年代中所形成的说话的鼻音和其他缺陷。确实,无论他口袋里有多少钱,他也很难学会穿戴得像个绅士出身的人。商人们向他和向真正的“头面人物”一样热心地推销商品,但他就是不能买对东西。一条看不见的法则(像引力作用一样强)将他留在他的轨道上,在这一年里把他装扮得好像他是最差的;他那些受过更好教养的熟人们是如何设法弄到他们穿戴的东西的,对于他来说直到死的那一天都将是一个谜。”(《心理学原理》168页)
三是思维习惯,这是威廉.詹姆斯的主要成就之一:
“习慣减少了我们的动作所由以做出的有意注意。
人们可以抽象地对此做出这样的陈述:如果一个动作的做出要求有一个相继神经事件的链条A、B、C、D、E、F、G等等,那么在这个动作第一次做出时,有意意志必须从许多错误的、趋向于将自己表现出来的其他事件中将这些事件一一挑选出来;但是习惯很快就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即每一个事件都唤起它自己恰当的后继者,而不引起任何其他事件,并且与有意意志没有任何关联,直到最后,只要A一发生,整个链条A、B、C、D、E、F、G就轻快地展开了,就好像A和链条的其余部分已经交融成了一条连续的流。在我们学习走路、骑马、游泳、滑冰、剑术、写字、游戏或者唱歌时,在每一步都为不必要的动作和错误的音符而打断我们自己。相反,当我们熟练了时,不仅为产生那些结果所需的最少肌肉动作就会引起那些结果,而且单一的“提示”也会引起那些结果。”(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156页)
这是以动作记忆为基础的为思维系统服务的习惯,动作记忆对一连串行为完成记忆后,思维系统的负担将大大减轻,以至于我们可以一边开车一边同别人谈话,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训练有素的驾驶员能够冷静地做出一连串动作将车停下来,这是在动作记忆已经形成的前提下的思维习惯。而更深层的思维习惯是以概念为基础的思维,内科医生看见一个人的眼内发黄,立即就知道这人肝胆出了问题。联想与思维习惯的区别在于,联想是关联记忆的涌现或提取,是随机的不是既定的。思维习惯是既定的,是判断过的,唯一的行为。联想不一定会有行为出现,而思维习惯是行为的思维阶段。人类最大的思维习惯是信仰。信仰尽管对个人而言主要是世界观的认识问题,但信仰形成的思维习惯在个人的思想行为中占的比重也非常大,往往陪伴终生影响全部行为。信仰对个人最大的好处在于最大限度的减轻了思维负担。对那些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搞清楚的事物用信仰就轻松解决了,岂不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案。我们那些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愿望都可以在信仰中用最简单、方便、易行的方式可能得到实现岂不是最好的期盼。当然在宗教团体中,大量的宗教活动会让人们形成以宗教为基础的心理习惯,这些心理习惯会成为个人的行为标志,比如很多人到一定的时间就要去教堂,否则就会心绪不宁。据说有些军队在战火中到一定的时间,大家会放下枪来祷告。这也是信仰的力量几乎是无限强大的原因。
四 社会是非与心理好恶
个人与社会永远是一对矛盾,但未必是利益上的矛盾,大多是个人心理需求与社会要求的矛盾。劳动绝对不是个人的生理需求,更不是心理需求,但社会对人的最基本要求就是要勤于劳动,好逸恶劳被一切社会公德视为恶习,但好逸恶劳却真正地是所有正常人最基本的心理需求。仅有脑力劳动有部分是思维需求,劳动中的累,是心理的忍耐力的力度的体现,越苦越累的劳动,劳动者就承受越大的心理压力。体力上能承受的劳动,在时间中,心理上不一定能承受,也就是说生理能承受的劳动,在时间中,心理不一定能承受,就是脑力劳动也是如此。站岗的士兵,时间长了警惕性就会降低,直到警惕性完全消失。机械加工的工人,如果加工的是质量要求较高并容易出现次品、废品的工件,他工作时间长了后次品和废品会随着时间增加而增加。脑力劳动也一样,考试是大家都厌烦的事,厌烦就是心理的反应。学习是一场思维运动,与体力劳动一样,心理要承受相当的压力以完成对知识的记忆和理解从而达到把握。学习成绩要好,首先得心理忍耐力好,中学里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不一定是智力差,思维能力差的学生,但一定是心理忍耐力差,或者心理有过分负担的学生。我们很难学好我们不喜欢的科目,这里面有个人的神经系统的适应性问题,也有心理问题。
有社会就会有争论,无论是学术上的争论,还是生活小事的争辩,往往都不会有结果,大多是争论的结果双方都认为自己比以前更正确。根源在于争论的双方都是以心理上既定对方已经错了,自己绝对正确为前提的,这是一场心理态度的表达,而不是理智的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由于是心理问题,是态度的表达,所以争论往往会演变成对个人的人身攻击,永远不会有结果。
五 康德的《判断力批判》
康德去世已经二百多年了,《判断力批判》1790年出版至今也更是二百三十多年了,有些事情现在才到最后澄清的时候。
我们知道康德的三个批判是分析人的思维原理的,其中从感性到理性从具体到一般是通过判断力来实现的。康德说:“现在,在认识能力和欲求能力之间所包含的是愉快的情感,正如在知性和理性之间包含判断力一样。所以至少我们暂时可以猜测,判断力自身同样包含有一个先天原则,并且由于和欲求能力必然相结合着的是愉快和不愉快(不论这愉快和不愉快是像在低级欲求能力那里一样在这种能力的原则之前先行发生,还是像在高级欲求能力那里一样只是从道德律对这能力的规定中产生出来),判断力同样也将造成一个从纯粹认识能力即从自然概念的领地向自由概念的领地的过渡,正如它在逻辑的运用中使知性向理性的过渡成为可能一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下同13页)问题是康德将判断力分成两种即:审美判断力和目的论判断力。并且康德十分明确的提出两个判断力的界线是:“以自己的认识能力(不论是在清晰的表象方式中还是在含混的表象方式中)去把握一座合乎规则、合乎目的的大厦,这是完全不同于凭借愉悦的感觉去意识到这个表象的。在后者,这表象是在愉快和不愉快的情感的名义下完全关联于主体,也就是关联于主体的生命感的:这就建立起来一种极为特殊的分辨和评判的能力,它对于认识没有丝毫贡献,而只是把主体中所给予的表象与内心在其状态的情感中所意识到的那全部表象能力相对照。在一个判断中所给予的诸表象可以是经验性的(因而是感性的);但通过那些表象所作出的判断却是逻辑的,如果那些表象在判断中只是与客体相关联的话。反之,如果这些给予的表象完全是合理的,但在一个判断中却只是与主体(即它的情感)相关的话,那么它们就此而言就总是感性的[审美的]。”(《判断力批判》38页)“,鉴赏判断则只是静观的,也就是这样一种判断,它对于一个对象的存有是不关心的,而只是对象的性状和愉快及不愉快的情感相对照。但这种静观本身也不是针对概念的;因为鉴赏判断不是认识判断(既不是理论上的认识判断也不是实践上的认识判断),因而也不是建立在概念之上、乃至于以概念为目的的。”(《判断力批判》44页)
这就是说我们的判断力有两种,一种是能正确认识外在事物的合目的性判断也可以说是逻辑判断,另一种判断叫审美判断,这种判断是以主体好恶为主未必是合理合规符合逻辑的。为什么?
人世间思维上最难的事莫过于通过现象看本质,特别是在康德那个时代对于大脑工作原理和结构还不可能窥见本质的时候,康德直爽的说:我们暂时可以猜测。伟大的天才就在于猜测到了真实的本原。
上世纪初期,在康德去世后一百年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派让我们认识了心理与思维的不同,尽管这个学派的所有人几乎都没有分清心理与思维的界线,但两者不是一回事是明白了的。
到了上世纪中期,短时记忆被发现,思维记忆的这张平台被认识,这样大脑神经系统的两个系统、两个平台的结构被本人提了出来,完成了人类对大脑结构的基本认识,也澄清了康德的猜测。
在本书:“人与动物的智差原理”一节中已说过,两个系统即思维系统与记忆系统,人类这里这两个系统完全分离,因此人类能够回忆以往的事情,也能够从记忆里提取以往的信息,这样人类进行概念化思维成为现实。在黑猩猩那里思维系统与储存记忆系统是单向分离,还不能够提取以往信息进行思考,因而黑猩猩不能对信息进行概念化处理,更不能进行概念化思维。但由于是单向分离也使得黑猩猩能够在镜子里认识自己,也能够使用工具和接受复杂的训练了。而在大脑更简单一点的猫、狗等动物那里,记忆系统与思维系统还没有分开,因此它们还不能从镜子里面认识自己,也不能从记忆中提取信息也就不可能使用工具,
两个平台即思维的两个平台,一个平台便是思维记忆,另一个思维平台便是本书所谓的“虚拟自我”也就心理。
思维系统以思维记忆为平台的思维形成了我们所谓的理性思维,也就是康德所说的“合目的性判断”,思维系统以虚拟自我这个以情感为环境的平台进行的思维,也就是康德所说的“审美判断”。这样康德的两种判断也就从生理学的角度澄清了。
这样在《判断力批判》中所说的“快适”“美”“善”三种产生于心理中的判断的来源和结构就清楚了。
首先是快适,康德说:“就快适而言,每个人都会满足于这一点:他的建立在私人感受之上的判断,他又借此来说一个对象使他喜欢,这判断也就会是只限于他个人的。所以如果他说:加那利香槟酒是快适的,另一个人纠正他这种说法并提醒他道,他应当说:这对我是快适的,那么他对此也会欣然满意的;而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在舌头、腭部和咽喉的味觉中,而且在对眼睛和耳朵来说有可能使每个人都感到快适的东西方面也是如此。对一个人来说紫色是温柔可爱的,对另一个人来说它是僵硬和死寂的。一个人喜爱管乐声,另一个人喜爱弦乐声。对此抱着这样的意图去争执,以便把与我的判断不同的别人的判断斥为不正确的,好像这两个判断在逻辑上是对立的似的,这是愚蠢的;所以在快适方面适用于这条原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口味(感官口味)。”(《判断力批判》47页)很明显这是直接的心理判断,来源于生理或感观。没有思维系统的事。
关于美的产生或者判断,康德说:“美是无概念地作为一个普遍愉悦的客体被设想的。这个美的说明可以从前面那个美的说明、即美是无任何利害的愉悦对象这一说明中推出来。如果有一个东西,某人意识到对它的愉悦在他自己是没有任何利害的,他对这个东西就只能作这样的评判,即它必定包含一个使每个人都愉悦的根据。因为既然它不是建立在主体的某个爱好之上(又不是建立在某个另外的经过考虑的利害之上),而是判断者在他投入到对象的愉悦上感到完全的自由:所以他不可能发现只有他的主体才依赖于任何私人条件是这种愉悦的根据,因而这种愉悦必须被看作是植根于他也能在每个别人那里预设的东西之中的;因此他必定相信有理由对每个人期望一种类似的愉悦。于是他将这样来谈到美,就好像美是对象的一种性状,而这判断是(通过客体的概念而构成某种客体知识的)逻辑的判断似的;尽管这判断只是感性的[审美的],并且只含对象表象与主体的某种关系:这是因为它毕竟与逻辑判断有相似性,即我们可以在这方面预设它对每个人的有效性。但是这种普遍性也不能从概念中产生出来。因为没有从概念至愉快和不愉快的情感的任何过渡(除了在纯粹实践的规律中,但这些规律带有某种利害,这类事是与纯粹鉴赏判断没有关联的)。这样,与意识到自身中脱离了一切利害的鉴赏判断必然相联系的,就是一种不带有基于客体之上的普遍性而对每个人有效的要求,就是说,与它结合在一起的必须是某种主观普遍性的要求。”(《判断力批判》46页)
这就是说美以心理为基础以思维系统为主导的判断,没有思维系统的主导就不可能有普遍性,而这种普遍性不是产生于理智的逻辑的普遍性,而是产生于心理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来自于反思。
“我们通过(关于美的)鉴赏判断要求个人在一个对象上感到愉悦,但却并不是依据一个概念(因为那样就会是善了);而且对普遍有效性的这一要求是如此本质地属于我们用来把某物宣称为美的判断,以至于若不考虑到这种普遍有效性,就永远不会有人想到运用这种表达,而是所有那些无概念而令人喜欢的东西都会被归人到快适之中,在快适方面是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各自的看法的,没有任何人会指望别人赞同自己的鉴赏判断,而这种情况在关于美的鉴赏判断中却是时刻都在发生的。我可以把前者称之为感官的鉴赏,把后者称之为反思的鉴赏:”(《判断力批判》49页)
反思的鉴赏也就是思维系统以心理系统为基础的主观的心理的普遍性把握。如果同样是思维系统以心理为基础的以客观为普遍性那就是“善”。
问题在于以心理为基础的判断是一个什么样的判断,过程又是怎样的?康德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崇高是与之相比一切别的东都是小的那个东西。这里很容易看出:在自然中不能有任何东西是像我们可能评判的那样的大,即不会在另一种关系中来看就被贬低为无限小的;而反过来也不能有任何东西是如此的小,即不会在和更小的尺度相比较时对于我们的想像力来说就被扩展为一个大世界的。望远镜对于前一种情况的说明,以及显微镜对于后一种情况的说明,都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所以,没有任何可以成为感官对象的东西从这一立足点来看能够称之为崇高的。但正因为在我们的想像力中有一种前进至无限的努力,在我们的理性中却有一种对绝对总体性即对某个真实的理念的要求:因此甚至我们对感官世界之物的大小估量能力对于这个理念的那种不适合性,也在我们心中唤起了某种超感官能力的情感;而判断力为了后者(情感)起见自然而然地在某些对象上的运用是绝对的大的,而非这个感官对象是绝对大的,和这种运用相比任何别的运用都是小的。因而必须被称之为崇高的,是由某种使反思判断力活动起来的表象所带来的精神情调,而不是那个客体。
所以我们可以在前面那些解说崇高的表达式上再加上这样一条表达式:崇高是那种哪怕只能思维地、表明内心有一种超出任何感官尺度的能力的东西。”(《判断力批判》88页)
这就是说判断力也就是思维系统在以虚拟自我这个平台为基础的思维中是以情感为基础进行加工的,我们心中被唤起的情感被进行了加工,:“判断力为了后者(情感)起见自然而然地在某些对象上运用是绝对的大的,而非这个感官对象是绝对大的。----因而必须被称之为崇高的,是由某种使反思判断力活动起来的表象所带来的精神情调,而不是那个客体。”判断的对象是情感,判断的过程是运用绝对的大,观念的大,而不是对象的大。我们常见情人眼里出西施的事,也常见一些形象平平但却坚定认为自己就是天下第一美女的女性参加选美。心理根源就是这种以心理为基础的审美判断。很多人不理解这种现象,因而对那些自以为自己很美的人进行攻击,认为她们智力有问题,其实这是心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属于个人的心理感受问题不应受到智力上的指责。二百多年前康德就正确的解释了这种现象,但直到现在无论是这种现象还是对康德的这一伟大发现人们理解得还是不多。
反过来说,理解了我们所说的思维系统以虚拟自我为基础的感性思维的大脑工作原理,也就理解了康德的鉴赏判断的整个理论体系。同时理解了思维系统以思维记忆为基础的理性思维也就理解了康德的逻辑思维体系,以及这两者的区别。康德说:
“鉴赏判断与逻辑判断的区别在于,后者把一个表象归摄到客体概念之下,前者却根本不把它归摄到一个概念之下,因为否则就会有可能用论证来强迫作出那必然普遍的赞同了。尽管如此,它与后者却在一点上是类似的,即它预先确定了某种普遍性和必然性,但却不是按照客体的概念来确定的,因而只是一种主观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既然一个判断中的诸概念构成这判断的内容(即属于客体知识的东西),但鉴赏判断却不是能通过概念来规定的,那么鉴赏判断就只是建立在一个判断的一般主观形式的条件之上。一切判断的主观条件就是作为判断的能力本身,或判断力。就一个对象由以被给予的某个表象而言来运用判断力,这要求两种表象能力的协调一致:也就是想像力(为了直观和直观的多样性的复合)和知性(为了作为这种复合的统一性表象的概念)的协调一致。既然这判断在此不以任何客体概念为基础,那么它就仅在于把想像力本身(在一个对象由以被给予的表象那里)归摄到知性一般由以从直观达到概念的那个条件之下。就是说,正是由于想像力的自由在于想像力没有概念而图型化,所以鉴赏判断必须只是建立在想像力以其自由而知性凭其合规律性相互激活的感觉上,因而建立在一种情感上,这种情感让对象按照表象(一个对象通过它而被给予)对于在诸认识能力的自由活动中使这些能力得到促进这方面的合目的性来评判;而鉴赏力作为主观的判断力就包含着一种归摄原则,但不是把直观归摄到概念之下,而是把直观或表现的能力(即想像力)归摄到概念能力(即知性)之下,如果前者在它的自由中、后者在它的合规律性中协调一致的话。”(《判断力批判》128页)
这段话,就是说一个思维系统在两个不同的平台上进行的两种思维活动,会有两种不同的结果,但由于康德只是猜到了或者说感觉到了思维系统的两个思维平台的存在,因而他反反复复解释了很多,把一个简单的事搞得很复杂。二百年来人们都认为康德的三个批判很难看懂,甚至有人认为是康德故弄玄虚,故意让大家看不懂。其实从上而这段话能看出康德已经是费了很大的神去尽可能地解释他的天才的发现了。
黑格尔是公认的康德的学术上的学生,但在心理的问题上黑格尔算不上康德的好学生,甚至倒退到了笛卡尔那里去了,黑格尔对于心灵是有深刻认识的,但对于两个思维的平台却几乎没有认识,两个平台在黑格尔那里是混为一谈的。黑格尔在《美学》中说:
“人们至少要承认,心灵能观照自己,能具有意识,而且,所具有的是一种能思考的意识,能意识到心灵本身,也能意识只到由心灵产生出来的东西。构成心灵的最内在本质的东西正是思考。在这种意识到自身又意识到自身的产品的能思考的意识里,心灵就是按照它自己的本性在活动,尽管这些产品总不免有很大的自由性和任意性,只要它们里面真正有心灵存在,情形就是如此。艺术和艺术作品既然是由心灵产生的,也就具有心灵的性格,尽管它们的表现也容纳感性事物的外形,把心灵渗透到感性事物里去。照这样看法,艺术比外在的无心灵的自然就较接近于心灵和它的思想;作品里心灵只是在做它本身的事。艺术作品虽然不是抽象思想和概念,而是概念从它自身出发的发展,是概念到感性事物的外化,但是这里面还是显出能思考的心灵的威力,不仅以它所特有的思考认识它自己,而且从它到情感和感性事物的外化中再认识到自己,即在自己的另一面(或异体)中再认识到自己,因为它把外化了的东西转化为思想,这就是使这外化了的东西还原到心灵本身。能思考的心灵这样忙于思索它自己的另一面,并非不忠实于自己,忘去自己或是抛开自己,它也并非那样无能,认识不到和它自己相异的东西,而是认识到自己,又认识到自己的对立面。因为概念就是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就含在它自己的特殊事例里,统摄了它自己和自己的另一面,所以它有能力活动,去取消它所转入的外化。艺术作品是由思想外化来的,所以也属于领悟的思考领域,而心灵在对艺术作品进行科学研究时,其实只是满足自己的最基本的本质的需要。因为心灵的本质和概念就在思考,所以只有当心灵用思考深入钻研了自己活动的一切产品,因而把它们第-一次真正变成它自己的东西时,它才终于得了满足。但是,我们将还会看得更清楚,艺术还远不是心灵的最高形式,只有科学才真正能证实它。”(见黑格尔著《美学》朱光潜译商务1982年版16页)
以现在的观点来看黑格尔的这种说法基本上不着边际,想当然的。是硬把心理、艺术拉进哲学去的做法。由此也可见为什么黑格尔的美学在美学史上基本上没有影响的原因了。
参考书目
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黑格尔《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