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 遍 青 山 人 未 老
—缅怀良师、挚友侯光炯院士
文/刘秉臣
侯光炯院士
秋雨霏霏，一片片枯叶从古老苍劲，虬枝丛生的榕树上，悠悠忽忽的飘落在泥泞的山道。 那是侯老临终的前一天。一大早我赶到西南医院去探望他，侯老一动也不动地昏睡在病床上，只有口半张着，艰难而沉重地在吸气呼气。望着他那张因晚期肺癌、癌性胸膜炎、肺心病和广泛粥样动脉硬化等多种致命性疾病折磨得焦黄、枯瘦而憔悴的脸，我的心感到一阵悲楚，痛苦得紧紧地收缩起来。 半个月前，我与西南农业大学校长向仲怀院士相偕同去长宁县。接侯老回重庆住院检查治病时，虽然他显得精神萎顿，但是见到我们后还是很高兴。我们俩人仍像多年来每次见面时那样，相互调侃打趣一番，他乐得嘻开没有牙齿的嘴开心地笑了，甚至还举双手表示认输和告饶，引得免耕所老老少少几个人和司机周华都惊诧得张大了嘴，又忍不住抿嘴乐了。 傍晚，我们俩人又愉快地谈了半个多小时，还一起回忆了文革初期我们关在同一个“牛棚”里的情景……没想到才不过半个月光景，他就被病魔折磨得气息奄奄。 侯老的女儿二平和绮碚告诉我，10月 22日入院后，进行了身体全面检查，到28日病情开始恶化，31日以后，大部分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已不能讲话，但别人对他说的话，他多少还能听得见，心里也有些明白。 武丽华俯身对他说：“阿爸，刘老师看您来了。”侯老慢慢睁开昏暗、迟钝的眼睛，定睛看着我，似乎在苦苦地思索什么，突然，他的眼里闪过一丝亮光，很清晰的喊出了我的名字：“刘…秉…臣…”接着，有些艰难的但仍然像往常我们在一起时那样，开心地笑了笑。这是他已不能讲话的几天来第一次清晰的说出的三个字，也是他告别人世前能清楚地说出的最后三个字。 他那迷茫，恍惚的眼神里，再次掠过一丝激动的神色，嘴唇微微的动了几动，似乎还想与我聊几句什么，但又力不从心，说不出来，眼神一下又变得黯淡、凄凉。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猛地抽了一鞭，禁不住颤栗起来。我忍住内心的悲楚，强笑着对他说：“老先生（这是多年来我对侯老习惯性的称呼）好好安心养病。我去长宁接您时，答应过您，过几天，等您的身体稍有恢复，我一定送您回长宁，还要天天陪您去坐茶馆，我们俩个还有好多龙门阵没摆完，您也还有好多研究工作没做完……”他脸上流露出会意然而有些凄楚的神情，吃力地点了点头。 接着，我又告诉他，我已经开始对同学们作了关于介绍他的专题报告，同学们深受感动，要以他为学习的榜样，95汽拖师资班的同学给他写了封信，希望能得到他的赠言与鼓励，我代他拟了几句题辞：“弘扬红岩精神，继承先烈遗志。学农更爱农，当好接班人。”如果他同意，请他点点头，由二平代他签上名。他听完我的话后，缓缓的点了点头，目光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凄凉萧索之意，最后一次对我温馨而又略带伤感地笑了笑，就疲惫地合上了他那充满睿智、阅尽人世沧桑的双眼，头歪向一边，又昏沉沉地睡去。
睡吧！侯老。好好地睡上一觉，您太累、太疲劳了。自从六十五年前那个春天，为了实现“建立中国自己的农业土壤学”这个神圣的理想，您义无反顾地踏上中国农业土壤学这片遍地荆棘的荒原，半个多世纪以来，您无怨无悔，风雨兼程地在这条崎岖的科学小路上艰辛地攀登，苦苦地求索，从少年直到白头。您一直没有能好好地休息，睡一个安稳的觉。真希望能像20年前在上海、德州，您与胃癌作顽强拼搏时那样，守护在您老身旁，并伴您健康地回到研究岗位上。 怎么也没能想到，侯老自那一刻闭上双眼后，竟成永诀。再没有醒，永远也没有再醒过来。次日（1996年11月4日）凌晨6时50分，与世长辞。 侯老弥留前对我的最后呼唤，是他对朋友、对亲人、对他热爱的生活、对往事的最后的呼唤。它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心灵，我黯然神伤，感到一种揪心的悲怆。冥冥中，我能听见他颤动着嘴唇想说而没能说出的话…… 我能读懂他最后望着我时那亲切而又带着无奈和伤感的眼神所表达出的意思……“苍天啊！怎么不再给我几年时问。我还有那么多研究工作没做完啊，《紫色土》这本凝聚了我50年心血的论著才刚刚动笔；《免耕治土》、《生态防洪》这些重要课题的研究还待继续深入进行；三峡大坝明年合龙，而长江还是千疮百孔，水土严重流失……为什么不再给我一点时间……为什么？……” 我的心能听见侯老气壮山河的呼喊，在高山之巅，在苍茫大地回荡…… 侯老终于走了，安详的也多少带点遗憾地走了！这位中国土壤学界传奇人物轰轰烈烈的一生，画上了最终的休止符。 秋雨还在淅淅沥沥的下个不停。远处，是谁用竹笛吹出一首古老的曲调……显得悠远而又沉郁苍凉。 在肃穆低回的哀乐声中，侯老静静地躺在象征着崇高荣誉的党旗下。虽然临终前遭受多种致命性病痛的折磨，侯老的脸还是显得那么安详，好像是刚刚入睡，嘴角挂着一丝略带伤感遗憾的微笑。 他那苍老而清癯的面容上，布满了被无情的岁月和生活的艰辛犁出的一道道深深的皱纹，每一条皱纹里，既记载了他研究工作的无数成就与辉煌，也铸刻下漫长的岁月中所历尽的坎坷、艰辛和沧桑。 望着这张如此熟悉带着亲切笑容的脸，我总觉得就像我们还在一起开怀畅谈，他正在打盹，用不了一会，就会突然睁开眼，抱歉地笑笑，然后，接着刚才的话题又津津有味的谈下去。
这些年来，侯老每次从外地回到学校，我们都要促膝长谈一番。我们的谈话或聊天，摆龙门阵，很随意，无拘无束，话题也很广泛，天上地下，山南海北的神侃，既纵谈天下大事、人生哲理，也有村野趣谈，当然，他谈得最多的还是他的土壤研究工作。他在学术上有什么新的构思、想法；打算开展什么新的研究课题；他头脑中不断涌动的一些刚刚萌发的想法……从“大窝栽培法”、“大三化、小三化”、“土壤类生物体”、“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说”，直到“水田、旱地自然免耕”、“免耕治土”、“生态防洪”……我真佩服这位年过八旬的老科学家有那么丰富的想像力和灵感，爱因斯坦曾深有体会的说过“想像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像力概括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是知识进化的源泉。” 侯老的一些助手和弟子在研究工作中，常常感到侯老的想法不断在变，使他们不大跟得上趟，有人善意的打趣说：“侯老师的思想和他总结的土壤胶体变化的规律一样，有月变化，日变化。”我想，也许这正是侯老在土壤学研究中不断有新的创意，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并能够发展形成在世界土壤学中独树一帜的学术思想体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真正的科学家应当是幻想家，具有丰富的想像力，“一旦科学插上幻想的翅膀，就能够赢得胜利。”（法拉第）
我不是土壤学圈子中的人，与侯老交往就没有师生、师徒关系的拘束，我们可以轻松、自在、海阔天空的摆谈、相互打趣。也许是因缘遇合，我们都是“杉木杆子做檩子——宁折不弯”的倔犟脾气，相互很投缘。因此，20多年来，我们相交甚笃，相知甚深。可以说是亦师亦友。在年龄上、学识品德上，侯老是我极为敬重的前辈、良师，但在个人交往上，我们也是能彼此敞开心扉，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挚友。 侯老也是个普通人，有七情六欲，有性格脾气。他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心里有什么苦闷，烦恼，我们在一起时，他可以没有顾忌地敞开说，发发牢骚。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升斗小民，无权、无力为他排忧解难，但我是一个满不错的“听众”，就好像是高压锅的安全阀门，我能耐心地听，让他通过这个“出气”的阀门发泄心中郁结的闷气，吐出心中的烦恼和不快，消除他烦燥不安的情绪，减轻他精神上的负担和压力，我唯一能对他说的只有一句话：“太阳落山了明天还会升起”让他能话完气散，心平气顺，精力集中的投入研究工作中去。 到80年代后期，由于年迈体弱多病，又长期在条件艰苦的农村超负荷的工作，生活上没能得到很好的照料，侯老的身体精力明显大不如从前。几个人在一起谈话时，往往谈一会后，他就觉得困倦，会不知不觉的闭上眼打个盹。但是，一当谈起他的学术研究时，他立即精神大振，兴奋起来，像换了个人似的，兴致勃勃，神采焕发，思维逻辑极其清晰、明确，折射出深邃的智慧光芒，苍老而清癯的脸上，一瞬间焕发出一种令人永远难忘的极其生动的神采。深为遗憾的是，我不是一个画家，无法把这种难以用语言形容的生动的神态，留在调色板上，但它却牢牢的定格在我的脑海中。 刚从几百公里外长宁县农村风尘仆仆赶回学校的侯老，顾不上一夜旅途劳累，打电话请我立即去他家。刚见面，还来不及寒喧问候，他就拉着我的手急切而郑重地说：“我作了个重要决定。要去参加今年7月在墨西哥举行的第15届国际土壤学会。”“我要让全世界土壤学界知道，我侯光炯老而还没死，还在做中国农业土壤学这篇大文章。”从这位年届90高龄体弱多病的老科学家口中说出的这几句话，字字如重万钧，掷地有声。窗外，不知哪家的录音机传来了小程琳那清纯而又略带忧郁伤感的歌声：“今天你要去远行，正是风雨浓……山高水长路不平，愿君多保重…，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这样风雨兼程。” 侯老毕竟已90高龄，又身患多种疾病，我很耽心他的身体和精力，能否承受得住这样的重荷？！他的几项重要的科研课题，包括已经艰苦地开展了14年的《旱地自然免耕试验研究》正在紧张地进行，与此同时，他必须在三个月之内完成送交第15届国际土壤学会的论文《自然免耕是消除旱洪灾害、实现持续农业的一项世界性任务》，还有那万里迢迢，远涉重洋长途飞行的劳累…… 但是，我无法说任何劝阻的话，我深深地了解，土壤学研究是他的生命、他的一切。哪怕重病缠身，卧床不起，只要一息尚存，他决不会片刻停止他的科学研究。 他需要参加墨西哥会议。他要把因十年浩劫而中断了的与国际土壤学界的交流与合作，重新联接起来。科学家有国籍，但是科学没有国界。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无产阶级首先要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他要把凝聚了自己几十年心血的研究成果，把他独创的自然免耕的理论和技术措施，通过国际土壤学界的这个最高学术论坛，推荐给世界土壤学界的同行，共同拯救我们这个星球上已被化肥农药污染，被旱洪灾害摧残得病入沉疴的土壤。这将会是中国土壤学界在世纪之交的历史时刻，为世界农业，特别是为亚、非、拉广大不发达地区的农业和数以亿计挣扎在饥饿线上的贫困人民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自1935年7月，当时年仅30岁的侯光炯赴英国牛津参加第三届国际土壤学会，并以一篇水稻土的论文震惊当时与会的国际土壤学界的前辈、权威，到现在 1994年的第15届，弹指间已过去了 60年，沧海桑田，物移星换，如今江山依旧，人事全非。当年与会的国际土壤学界的那些擎天巨子，权威们，俱已风流云散。有谁还能料到，已年届90高龄的侯光炯，这位国际土壤学界世纪初硕果仅存的元老，竟能在60年后，又卷“土”重来，代表中国土壤学界第四次登上国际土壤学界的最高学术论坛。 仅仅这件事本身就是中国土壤学界和国际土壤学界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这在全世界科学家中都是绝无仅有的，足以令全世界的科学家为他感到骄傲和自豪。 望着这位一生历尽坎坷，饱经沧桑而仍那样坚毅不屈，充满生命活力的老科学家，我还能说什么呢？！ 压在他肩上的是亿万农民的期盼，是民族和历史的沉重责任。 侯老，恕我不能像小程琳歌中唱的那样“…伴你风雨行…”但是，小程琳也唱出了我心中真诚的祝愿“山高水长路不平，愿君多保重……” 那天上午，侯老谈兴很浓，虽然乘了一夜火车，旅途劳累，但他仍兴致勃勃地谈了近两个小时，他老人家也真累了，说着说着，头往沙发背上一靠，立刻就睡着了。 我用一条毛毯轻轻地盖在他身上，悄悄地退出室外。小程琳那动人心弦而略带伤感的歌声，还在绿荫丛中轻柔地荡漾：“明天你要去远行，正是风雨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这样风雨兼程……” 从墨西哥归国，他向资环学院的教师传达了会议情况后，没有在家好好休息，就又匆匆赶回长宁县农村，全力投入《旱地自然免耕试验研究》最后阶段的研究工作。同时，组织力量继续进行《紫色土》一书的编写，还同步进行几项与自然免耕有关的配套技术的研究。侯老多少还是了解自己的年龄、病情和身体情况，他似乎隐约地感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对生与死，他看得很淡，很坦然，他曾沉思着对我说：“人无法改变生与死的规律，但可以把握自己生命运行的轨迹。” 他焦虑、关注的是还有不少重要的研究工作没完成，他拼命把自己的研究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他在与死神赛跑，想在大限到来前，尽可能多作一些研究工作，为“建立中国自己的农业土壤学”打下更深厚的基础，为后来者铺好路。 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侯老以90高龄的多病之躯超负荷运转。完成了用长达16年时间开展的水田和旱地自然免耕的试验研究，创造了世界土壤学中独树一帜的自然免耕的理论和技术措施，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开展了“免耕治土”、“生态防洪”的试验研究。有的专家认为，侯老完成的水田和旱地自然免耕的研究，是两项在中国农业科学发展史上重要而且独具特色的研究，且操作性很强，将对全面发展生态，改造低产田土，改变山区贫困面貌，根治长江中、上游水土流失，确保未来长江三峡水库运转安全，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１９９６年春节前，学校接他回校开会。他的儿子、媳妇准备了他喜欢吃的饭菜，排好了春节几天的食谱，长孙从西北一个空军基地特意赶回家，曾孙女也欢跳着要和祖爷爷一起过闹热年。但是侯老心里老是挂念将要结题鉴定的《旱地自然免耕试验研究》课题，除夕刚过完，大年初一他就要回长宁农村，家人怎么劝都不行，就打电话请我去一下。 我到他家时，侯老已让陪伴他的老陈收拾好了行李，整装待发。我进屋后笑着向侯老拱手一揖，大声嚷嚷道：“老先生，拜年的客人来了，有汤元吃没得？”他也高高兴兴的拱手还揖，嘻开没牙的嘴连连说：“有，有，你看，我没牙了，不能吃汤元，都给你留着哩。” 随意聊了一会后，我对他说：“老先生，这么多年您难得在家过一个年。您看，孙子，孙儿媳妇，曾孙女都回来了，四世同堂过团圆年不容易啊！过完年再走吧。”他没吭声。我叹了口气继续说：“还记得鲁迅的两句诗吗？'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您欠他们太多了，过完年再走吧，别让儿孙们太失望了。” 侯老眼里流露出一丝痛苦、负疚而又无可奈何的神情，沉默了好一阵后，才沉重地说：“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外面忙我的科研，很少回家，从他们幼年时候起，我给他们的关心和父爱的确太少了，我感到内疚，心里也不好过。但是……现在……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还有那么多研究工作要做……解放都已四十多年了，还有近八千多万贫困农民在温饱线上挣扎，特别是那些边远山区的农村，看到乡亲们那一张张因生活过度艰辛，营养不足而苍老、憔悴的脸，我的眼泪往肚里流啊！ 作为一个农业科学工作者，怎么对得起养育我们的父老乡亲……还有，明年三峡大坝合龙，而长江还是千疮百孔，水土严重流失，我睡不着觉啊！……”这番情真意切的肺腑之言，使我受到很大震动。在这位年届92岁高龄的老科学家身上，不仅蕴含了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舍已为人”等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已任的博大胸怀。而且在当前改革开放大潮中，出现一股金钱至上，物欲横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腐朽逆流时，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不惜牺牲个人一切，誓为共产义奋斗终身的无私奉献精神和高尚的革命情操。
我不禁肃然起敬，还能对这位可敬的老科学家说什么呢？ 1996年。这一年，是侯老在土壤科学崎岖小路上艰辛攀登的第65个年头，是他人生路上的第92个春秋，也是他生命最后的岁月。 8月20日，侯老告别人世前的74天，终于完成了历经16年的《旱地自然免耕试验研究》课题，通过了四川省科委组织的专家鉴定。这时他的体质已严重下降，潜伏在体内的多种疾病乘虚萌动，肺穿孔，痰中带血，胸口闷胀，胃不适，食欲减退，睡眠不好。但他顾不上休息和去医院检查、治疗，而忙着进一步开展以“免耕治土”、“生态防洪”来根治长江中、上游水土流失，改变贫困山区面貌的重大课题。 进入10月，肺癌进入晚期，并在扩散，出现大量的胸水，导致呼吸困难，气喘，动脉血管严重硬化，还出现脑萎缩的明显症状，食不下咽，夜不成眠。即使病情恶化到如此程度，他仍拒绝了宜宾地区领导和地区、县医院负责人希望他立即住院检查的建议，他忧心忡忡的说：“我还有那么多研究工作要做，哪有时间躺在病床上休息，我的病不要紧，我考虑的是长江千疮百孔怎么办？……”辞世前半个月，他考虑的是长江三峡，是库区百万移民的生产和生活，唯独没有考虑已病入沉疴的他自己。 他以自己一生不断与厄运逆境作斗争的实践，充分证实了他自己曾说过的“人类无法改变生与死的规律，但是完全可以把握自己生命运行的轨迹。”即使在他生命最后的岁月，在多种致命性疾病的纠缠、折磨下，他仍以令人难以想像的惊人毅力和坚强的意志，在与病魔作殊死搏斗的同时，完成了水田和旱地自然免耕这两项中国农业史上有重大意义的研究项目，并且在病情己开始恶化，行动需人搀扶的情况下，又着手拟订他人生的压卷之作——一《三峡库区生态农业区划及其建设规划》项目计划，谱写了一曲“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令人荡气回肠的人生壮歌。 但是，也正如他所说：“人类无法改变生与死的规律。” 10月 28日。侯老在西南医院病床上，最后审定，同意了向重庆市科委院士科研基金申报的《三峡库区生态农业区划及其建设规划》项目计划书。
就在这一天的下午4时，西南医院签发了侯光炯院士的“病危通知书”。 11月 4日。这一天，凝聚着侯老生命最后时刻的心血，并以他为项目主持人的《三峡库区生态农业区划及其建设规划》的项目计划申请书，正式报送到重庆市科委。 也正是这一天，中国农业土壤学的奠基人，一代宗师，学界楷模，农学泰斗，92岁高龄的侯光炯院士终于走完了他辉煌而又坎坷的人生历程，与世长辞。 《三峡库区生态农业区划及其建设规划》项目，是侯老弥留前奉献给祖国、民族、三峡工程及库区百万移民的最后的一片爱心； 是侯老“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崇高品德最好的见证； 是侯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铸造光照千秋民族魂的光辉实践。 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一天：1996年11月 4 日。 大地之子侯光炯终于回归到他终身眷恋、相濡以沫的神州大地。 中国土壤学界和国际土壤学界的一颗巨星陨落了，凋零了土壤学的一个时代。 中国科学界，教育界失去了一位学界楷模，一代宗师，农学泰斗。 侯老，每当夜阑人静，您弥留时对我的最后的呼唤，总在我耳畔回响，它让我回忆起20多年来我们亲切相处的那些难以忘怀却永远逝去了的如烟岁月。 您告别人世前，最后那温馨而伤感的微笑，将刻骨铭心的留在我的记忆里，那是我们 20多年来诚挚友谊的象征和永远的留念。 还记得吗，侯老，1990年当您85岁寿辰暨从事土壤科研和教育60周年时，我们曾郑重其事地击掌相约，待您95岁寿辰，也是新世纪到来的神圣时刻，我们携手同登泰山，在南天门同迎新世纪的曙光，共庆您的95岁寿辰。 未曾想您就这样走了！离开了您热爱的生活，离开了您未竟的事业——您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土壤科学，离开了与您朝夕相处情同骨肉的农村父老乡亲，带走了人们对您的敬爱和怀念，也带走了您的许多未了之情。 侯老！当新世纪降临的钟声敲响时，如果那时我有幸能登上泰山之顶，我一定斟一杯您生前曾称誉过的沪州老窖特曲，洒向苍天，洒向您终身眷恋的大地，愿天地与我同饮，共祝大地之子侯光炯的英灵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静静地安息！
侯光炯，男，汉族，中共党员，１９０５年生于上海，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１４日病逝。享年９２岁。
１９２８年毕业于北平农业大学。１９３１年受聘于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六十五年来，他在土壤学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的重要成果，并发展形成自已独创的学术思想体系，为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土壤学和发展中国农业生产作出了突出贡献。
侯光炯是原西南农业大学（现西南大学）名誉校长，一级教授，搏士生导师，中国土壤学会理事长，国际土壤学会理事，第一，二，三，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四川省委第三，四届委员，多次被评为全国先進工作者，全国劳模，“五，一”奬章获得者及省，市，学校的优秀党员。
１９９５年，侯光炯九十华诞。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农业部，四川省委，省府为他贺寿，称誉他为我国农业土壤学的奠基人，一代宗師，学界楷模，农学泰斗。
作者近照及简介
刘秉臣，西南大学退休副教授，原解放军第47军141师423团2营中心文化干事。1953年3月，在朝鲜西线老秃山战斗中，率六连击退美7师哥伦比亚营的多次进攻，歼敌60余名。并亲自毙敌、伤敌各1名。本人也血染疆场。
至今还留在腰部的美国弹片和伤残的左腿，无愧于历史的表明：“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血染的风采。”
1955年秋，考入西南农业大学园艺系，1959年秋毕业后留校，先后任过助教、系党支部书记、外事办主任等职。曾赴日本、美国、法国进行过短期考察和访问。
本人已入选〈中国少数民族专家学者辞典〉及〈中国专家大辞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