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这些历史积累，就不会出现遵义会议那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量变积累着历史事实，质变标志着历史进程。
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这样一部或者和风细雨、云淡风轻，或者风云突变、电闪雷鸣相互交织、量变质变互相交叉促进的历史。
中国革命以遵义会议为界，是一个关键的转折，以毛泽东领导地位历次浮沉后的最终确立、形成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标志，是中国革命由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是中国革命由别人指手画脚到自己当家做主的转折点，是由别人指定领导到自己选择领导的转折点。按照党史的说法，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这个转折不是一天之内实现的，有历史的偶然和必然，是多种因素交叉促进的结果，是正面力量最终汇聚的结果，是毛泽东开辟的道路逐渐明晰、取得各方认可的结果。
历史的轨迹可以追寻，我们就一步步探寻我党的质变是如何形成的吧。
回头设想，在1935年1月，当刚刚经历湘江惨败的中央红军，迈着疲惫不堪的步伐，带着迷茫的眼光来到遵义的时候，当时党中央的领袖们，可曾意识到他们正在接近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逼迫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中央根据地突围西征，血战湘江红军折损过半，从上到下对“三人团”的指挥怨声载道，他们都在痛苦地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前四次反“围剿”能够胜利，第五次反“围剿”如此惨败？为什么在湘江遭受这么大的损失？因此说，遵义会议最直接的开会原因是要检讨湘江作战的损失。
长征之前形成的“三人团”，即博古、李德、周恩来，他们最终决定要开一次会，其目的就是如此简单，就是检讨一下湘江一战的损失。
中国历史的幸运是：长征开始以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因经常在一起行军、宿营，就有了交流思想和看法的机会，湘江惨败后他们也在思索，观点逐渐接近，形成了新的“三人团”，他们不但检讨湘江惨败，更是联想到五次反“围剿”以来中央的军事指挥、战略战术，最终导致了遵义会议上指挥层的更迭。
第五次饭“围剿”的失败、长征初期的迷茫无措、湘江惨败的严重打击，已经积累了足够的量变，那就是对“三人团”尤其是李德的指挥不满意的人越来越多、意见越来越大、反对的声音越来越高，要求改变领导的质变已势在必然。有了质变的趋势还要有人推动，需要“关键的一票”。
但最大的动力源是毛泽东。毛泽东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一种巨大的历史自觉意识。
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其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有一个有趣的说法，他把长征初期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的接近和谈话形容为“担架上的阴谋”。他说三个人都身体不好，要坐担架，在担架上互相商量、密谋召开遵义会议。
实事求是地说，毛、张、王三人的接近和交流看法，确实为遵义会议做了部分舆论准备、力量准备、思想准备，但是这个准备并不是在这个时期才有的，而是在长征开始之前就开始了的。
1934年7月，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孔荷宠叛变革命，向国民党周浑元部投递了中央苏区沙洲坝党、政、军首脑机关的分布图。1934年8月，瑞金连续遭到敌机轰炸，中共中央被迫迁往瑞金郊区的云石山，这里防控性能较好，敌人不掌握情况。云石山上有一个小庙，叫“云山古寺”，毛泽东和张闻天就住在里面。
孔荷宠的叛变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共产国际的信使在新加坡被捕、间接导致共产国际与中国的联络员牛兰夫妇在上海被捕。共产国际送钱来营救牛兰夫妇，送钱的这个人就是李德。本是来送钱的李德，阴差阳错成被博古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顾问。这是冥冥中历史的偶然。
孔荷宠的叛变导致的第二个后果，就是蒋军轰炸瑞金，张闻天搬到了云石山，和毛泽东成了邻居。
不能否认历史中众多的偶然性。伟人之所以伟大，就是能抓住随时出现的偶然。在成为邻居之前，毛泽东和张闻天在许多观点上不一致。1932年4月份，张闻天曾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上撰写过一篇社论，不点名批判毛泽东是“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
历史的机遇出现了。一开始两人是生活上互相关心，见面问候一下，后来在小庙里的一棵黄槲树下，二人有过一次深谈。张闻天是当时小有名气的作家，号称党内理论家，曾发表过小说，毛泽东也是文章大家，于是二人就从文学谈到历史，谈到现实，谈到了对中央领导的看法，谈到了对博古、李德的不满。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彻底脱离了中央领导核心，并不知道广昌战役之后，张闻天和博古之间已产生巨大裂痕。
张闻天和博古早就认识。二人都是1925年入党，都先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但二人性格气质完全不同。张闻天学识渊博、思维缜密。博古大刀阔斧、口若悬河。他们都属于响当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清算“立三路线”之后， 1931年9月， 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排第一，负总责，张闻天排第二，负责中央宣传工作。此时博古、张闻天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皆一蹴而就成为政治局常委，成了政治局的第一、第二号人物，很多人都不太服气。党内一二把手都由外国人直接指定，可见我党幼年时期多么幼稚、多么不成熟。
但一、二把手之间，因工作分工和思路不同，很快就有了分歧。
1933年1月中下旬，因上海的党中央机关遭到严重破坏，中央首脑机关整体搬迁到江西中央苏区。在苏区工作中，博古与张闻天分歧不断，包括中央苏区的经济政策、宣传政策等，但也不能说都是原则性、路线性的分歧。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因毛泽东不管日常事”，博古让张闻天出任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类似于政府总理）。张闻天觉得这个安排就是既要让他排挤毛泽东（仅仅让毛泽东担任徒有虚名的苏维埃政府主席），又使自己被排挤出中央决策圈，可谓“一石二鸟”，为此和博古吵了起来。
广昌战役的失败，促使二人的矛盾进一步爆发。
1934年5月上旬，中革军委的会议上，张闻天批评博古、李德指挥不当，短促突击，同敌人死打硬拼，使红军主力遭受了不应有的重大损失。博古情绪激动反驳，影射张闻天是普列汉诺夫，这是一句分量很重的话，最终造成了二人的分裂。
会议不欢而散。到会的周恩来、项英等，无一人发表意见。这种沉默预示着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形成的中央领导层出现明显裂缝。
这次会议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了张闻天与毛泽东由隔膜而接近，由接近而相互沟通，由沟通而达成了重大共识。
在这棵黄槲树下，张闻天把“普列汉诺夫”的争论和郁闷告诉了毛泽东。博古想不到，他所指认的中国的“普列汉诺夫”，将在8个月之后的遵义会议上，给他致命的一击。
博古没有想到的还有，在此之前，毛泽东也已经争取了王稼祥的支持。
毛泽东惊人的历史自觉是：在他得知中央要把他们三人分散到各军团的时候，立即向中央建议，要求把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幸运是：博古没有坚持原决定，他听从了毛泽东的建议。
这个建议极具正确性和关键性。如果真的像当初的安排分散行军，就很难设想能够召开遵义会议。
这就是伟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伟人的历史主动性。
由于毛泽东的坚持，红军出发长征时，三个人都留在了中央纵队，成为以后新三人团的基础。如果说这就是索尔兹伯里所谓的“担架上的阴谋”，那么这个“谋”，早在上担架之前就已经开始并已取得重大进展。
长征出发了。在中央纵队里，三人团博、李、周忙于指挥作战，毛泽东便利用此特定环境，与张闻天、王稼祥反复交换意见，形成一个毛、张、王“新三人团”。
毛泽东后来说，在长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有自己这一票，后来我实在不行了，就去做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观点。又通过王稼祥做了张闻天的工作。
所以，长征开始之前，毛泽东已经在做力量准备、思想准备，已经开始把自己的思想、观点逐步地扩大影响，争取同盟者，告诉对方中国革命应该怎样走向胜利，怎样避免失败。
从这个意义上说，遵义会议之前，新的“三人团”已经产生，只需要在组织程序上、在党的会议上予以认可。
其实，在长征开始之前有一段时间，毛泽东曾给“三人团”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想留在中央苏区，不想参加长征，想留下来重新搞个局面。周恩来据理力争让毛泽东随军行动。在周恩来看来，毛作为苏维埃主席不能随军出征是不恰当的。毛随军出征，就能充分利用毛的经验和威望，在关键时刻会发挥作用。周恩来没想到的是，他的这一坚持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历史的涓涓溪流就这样汇成了汪洋大海。
长征开始后的“担架上的阴谋”，无非是毛泽东把各项原已开始的各项准备进一步做扎实了，只是期待有利的时机。
湘江之战对博古、李德的打击是显而易见的。一场血战损失五万指战员，在我党的历史上空前绝后。博古深感责任重大，痛心疾首，情绪一落千丈。李德暴跳如雷，不但毫不认错，反说湘江失败是意见分歧，因此贻误战机。只有周恩来一人在默默坚持工作。
渡过湘江，紧张的行军途中，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三个重要会议，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1935年1月1日猴场会议。
这些会议解决的都是迫在眉睫的行军目标和路线问题，但又都是在为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进行准备。
进入1935年，各种量变看似已经足够，但是要完成质变，又是何其艰难。
毛泽东在推动这一质变的过程中，又是何其坚韧。
突破第一道防线进入湖南后，毛泽东就开始对张闻天、王稼祥谈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错误。此时他们三人也只是私下小范围讨论。
过湘江之后，毛、张、王开始在会议上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从翻越广西北部越城岭的老山界起，中共中央领导内部的争论已经公开化了。
通道会议是第一个重要场所。在这个讨论红军行动方向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紧急会议上，李德提出让平行追击的薛岳部超过去，红军在其背后向北转进，与贺龙、萧克部会和。毛泽东坚决反对，力主西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这个建议除了得到张闻天、王稼祥支持外，得到了周恩来的关键支持。
毛泽东这是在时隔多年之后，第一次在会议上获得多数的支持。因为这是第一次，所以成果并不巩固。会后虽然中革军委以“万万火急”电令各军团首长继续西进，但同时又令红二、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要求他们“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毛泽东的建议仅是权宜之计。
黎平会议是第二个重要场所。周恩来以会议主持者的身份采纳毛、张、王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作出了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根据地的决议，彻底否定了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和的计划。
进军方向被根本扭转了。但这次会议还做出了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决定：决定在达到遵义地区后，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军事指挥的争论。
但是遵义会议的议程却大大超过了黎平会议所确定的范围，期间必须提到一个地点：黄平。
耿飚在1990年曾经回忆道：
那时正是南方桔子收获的季节，黄平那个地方又大又好，非常甜。那时张闻天同志身体不太好，长征路上坐着担架，同时王稼祥同志因为有伤，也坐着担架，两副担架走在一起。（在桔子园里），王稼祥就问张闻天，我们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就忧心忡忡地说：咳，也没有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不行。接着又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对张闻天同志这两句话，王稼祥同志在那天晚上首先打电话给彭德怀同志，然后又告诉毛泽东同志。几个人一传，那几位将领也都知道了，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
会议还未召开，不但新三人团认识一致了，而且各军团的主官也都知道了，心里有数了。
当时担任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的耿飚，是从一军团参谋长左权那里得到的这一说法，同样的话他也听刘伯承等讲过，可见当时的红军队伍里，相当数量的中高级将领已经在普遍酝酿毛泽东将出来指挥军队的舆论了。这也为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的“出山”打下了基础。
这次桔林谈话，无形中为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增加了一项议程，那就是请毛泽东出来指挥。
博古也支持开一次会，但他的目的是清算“新三人团”，他指责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不听中央指挥。
毛泽东不是先知先觉，但是他对于这次会议的重要性有所期待，对于争取更多的人支持，对此他是有充分的历史自觉的。
1935年的猴场会议政治局会议，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那就是“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实际上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时间来到了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极为重要，历史上已经重墨浓彩进行了描述。限于篇幅，只能说，在毛泽东做了长篇发言征服人心，王稼祥提出“取消三人团，让毛泽东出来指挥”时，历史的趋势已不可阻挡，我们党千呼万唤才出来的千古伟人毛泽东，终于在中国革命的征途上走上了舞台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