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都的几所印度锡克谒师所记忆
宗教志记载，虹口区先后建过四所印度教堂（谒师所）。
锡克族：
人高马大沉默高傲、英勇善战，不接纳外来文化属北方民族，占印度2%的人口。不理发不刮胡子，头发可以十多米长。但是爱干净，经常洗澡，睡觉也把包头布放下。
包头布也是多种颜色，不限于红色，与衣服颜色搭配。当年随英国人来到上海，人数大约400人，担任巡捕房巡捕工作，所谓的“红头阿三”。
1943年租界收回后跟随主子去英国，未回印度。
第一座印度锡克教堂光绪三十三年宝兴路建立，为锡克教司阍专用的。东宝兴路轻轨下还能看到这幢建筑，虽然外观跟历史照片上有所改观，但基本构架保存完好。第二座印度锡克红砖教堂建立于民国4年，位于戈登路今江宁路巡捕房内，为印度巡捕专用的。现在在康定路近陕西北路原戈登路巡捕房的院子里还能看到一幢特别的老房子。
第三座印度锡克教堂在马霍路，这条路就是今天的黄陂北路。第四所印度锡克教堂在舟山路靠近唐山路的地方，修建了一所规模很小的锡克教堂，用作同乡锡克教徒礼拜。
20世纪30年代，来的上海印度锡克族教徒越来越多，锡克教徒为了避免摩擦又在马霍路、舟山路建造两所规模很小的锡克教堂，用作同乡锡克教徒礼拜。
第一座印度锡克教堂：
东宝兴路上教堂俗称印度庙。为印度锡克教徒集会、举行宗教仪式之处。是沪上最大、保存最好的锡克教堂。
建造于1922年。红砖清水墙、红瓦，红漆木门窗。砖木结构二层，坐南朝北，平面呈长方形，入口处有约2米余宽的19级台阶，二道拱券大门上为拱圈大门。底层是长15米，阔9米的会议室兼作餐厅，南端有2个小接待室。
楼上是谒师所，圆拱形屋顶。南端有四间小房，供布道师生活起居。谒师所内部简单朴素，没有绘像和其它装饰品，只在中央用绳索围成方形的祭台，布道师坐在祭台中央，边摇铃，边朗诵《元经》，教徒们环坐在祭台四周，聆听布道师诵经。礼拜结束后，教徒们到会议室共进午餐，餐毕议事，议毕散会。
经历的一个世纪的风雨，虽然外观跟历史照片上有所改观，但基本构架保存完好，可以作为上海历史上多元文化的见证。
现在这座印度教堂的一部分被“虹口区四川北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所使用，楼上一部分则被作为民居了。
第二座印度锡克教堂：
上海的第二座印度锡克教堂建立于民国4年（1915年），位于戈登路（今江宁路）巡捕房内，为印度巡捕专用的。
第三座印度锡克教堂：
18世纪原上海跑马厅西侧有一条小河，清光绪十三年工部局越界填浜，修筑了一条马路，把它命名为马霍路，这条路就是今天的黄陂北路。
民国28年马霍路249弄内修建了上海第三座锡克教堂，地址就在马霍路，也就是黄陂北路）249弄156号，现在的黄陂北路249弄口改到江阴路上了。
往里面看房子的外观，也像普通的石库门民居没有什么特点。问居住在里面的一位老者说，这里以前就是印度庙，从156号一直到164号一排五个门洞原来都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还有印度人在这里居住。
第四所印度锡克教堂：
1940年在上海的印度锡克族人又在舟山路靠近唐山路的地方，修建了一所规模很小的锡克教堂，用作同乡锡克教徒礼拜，这也是上海的第四所印度锡克教堂，过了唐山路就可以看到一幢有些西式装饰的三层楼房门牌号舟山路218号。
根据老上海地图指示的位置，218号里面的小房子应该就是锡克教堂。通过边上一个院子的高处观察，里面的二层小楼房的东边坡形山墙顶上竖有一根旗杆，不像是普通民居，门窗比较宽大，灰色水泥山墙爬满了绿色植物，跟周围的石库门房子明显不同，这个房子应该就是被遗忘的锡克教教堂了。
这大概就是魔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四所印度锡克教堂。连接卢铭安老师《昆山花园路及周边区域沿革》节选：
60年代昆山花园路住有三个國家的外侨。5号6号7号都有印度人，属包头的印度锡克族人，以经营牛奶棚為生，地点在虹口区四平路上。
5号的印度人最富有，居住了二楼大半个楼面，有亇叫忙林的儿子，有人参加过忙林过10岁生日聚会，在东宝兴路印度庙欢度，据他回忆，宗教仪式后，大家吃飯，有咸味牛奶粥，咖哩鸡，还有一种很好吃的薄餅，直至今曰，才知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印度飞餅。
6号二楼，隔壁曾有位巴基斯坦邻居，外界还以为是印度人，其实在1947年相互独立建国前，巴基斯坦人和印度人还同饮恒河的水。三楼印度人每天晚上骑自行车下班回来时，总是拎桶牛奶分些给邻居，然而，到了59年，可能中印关系没有过去密切，住在昆山花园路上印度人开始逐渐回国，62年后，就全部走完。不过中国的老邻居还时时想起他们，毕竟过去大家和睦相处多年。
7号一楼的印度人，还娶了𠆤中國老婆，生了个叫咖咖的儿子，大大的眼睛，很漂亮，经常和邻居小孩一起玩耍，互相之间也很融洽。印度男人嗜酒，下班回家前，就在昆山花囩路口的小酒摊，买一杯土烧酒，问老板斏討几粒粗盐下酒，再醉汹汹地回家。但是他们和中國邻居都能和睦相處。
昆山花园路的“红房子”和11至15号房产权属於外商业光公司，56年未，房产收归国家房地产局。
PS：《胡同，“波斯胡同”，“白头礼拜堂”》
我因为是少年宫民乐团的学员，有一次看见一位老爷爷过马路走的很慢，我把笛子包拿在手里，也故意走的很慢，直到他过完人行道。
他伸出大拇指很友好的对我说，你是白头礼拜堂学民乐的吧，你的修养和人品可以的。
“白头礼拜堂”，对扫街的我来说很好奇，网上查了半天，没找到资料只能作罢。
大胜胡同拍完微博上传后，我说想拍白头礼拜堂。承蒙随意老师的指点，按图索骥找到了波斯胡同，可惜年代久远，再年老的居民也回忆不起红头一族或白头一族了。
波斯胡同不大，可能是违章建筑的原因，现在能看到的也就是2~3米宽，100米左右见底的弄堂了。
讲到了波斯胡同，肯定牵涉到波斯人。除了黑种人，黄种人的出处有待考证，白种人几乎以雅利安人开始。
以前雅利安人是一个部落联盟。
公元前3000年黑海沿岸的一支，从俄罗斯南部进入小亚细亚，与当地原住民杂居、融合后被称为卢维人、帕来人、赫梯人、吕底亚人；同一时期，一支进入巴尔干半岛的东北部，为斯拉夫人的前身；接着陆续分批进入希腊，被称为希腊人；又一支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今天的意大利一带，被称为拉丁人；一支向西和北两个方向迁移，形成了西欧和中欧的塞尔特人和北欧的日耳曼人；一支早期进入伊朗高原的雅利安人，称为胡里特人和加喜特人；后期进入伊朗高原的建立了米底王国和波斯帝国，被称为米底人和波斯人；最后一支越过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脉来到印度河流域。
波斯人是指以波斯语作母语的人们，词意为超族群。公元前550年，古波斯人在伊朗同化当地人，直至伊朗伊斯兰化后波斯一词终结。
印度为第三大伊斯兰教国家。其他宗教包括基督教、锡克教、耆那教、佛教和祆教。锡克教为红头，祆教（拜火教）为白头。
至于伊朗人，印度人，早些年上海当地的居民是很难区分的，只能以红头，白头或波斯人称呼，言语间无任何恶意。
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后. 一批原英国印度人也跟着来到上海定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被称为”红头阿三”的锡克族人,他们主要从事的是巡捕和门卫的工作,但是还有一批现在鲜为人知的印度人也来到了上海,他们就是印度的“巴斯人”（Parsi或Parsee），他们都是移民到印度的波斯人的后裔，故他们又自称为“波斯人”。
跟锡克族不同的是，这批“波斯人”在上海主要从事贸易和房地产。属于比较富裕的阶层。19世纪他们曾经占来华外商的三分之一。
现今“波斯胡同”以及后面的“清和坊”地皮就是属于这批“波斯人”开的白头洋行的产业。而这批“波斯人”当年就是居住在“波斯胡同”和它的周边地区。
这些“波斯人”信仰的一种叫“琐罗亚斯德教”的独特宗教。中国人称之为“祆（xian）教”，因为他们的崇拜与火有关，所以又俗称为“拜火教”。
当年在上海的这批“波斯人”就在今天的福州路539号的地皮上，也就是在“波斯胡同”隔壁，建造了一座“波斯教堂”。
因为这些印度的波斯祆教徒，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头上缠着白色的头巾，所以该教堂又被称为“白头礼拜堂”，49年后随着这些印度的波斯祆教徒的离开，教堂也就被改作它用了。
“波斯胡同”不大，也就是宽3米。长不到70米，拐两个弯就能到底。“胡同”两边有一些2-3层楼的砖木结构的民居，显得非常杂乱，已经看不出当年的风貌了。只有个别楼房墙上的一些外饰，还能稀依传递出当年这条胡同的异域风采。
通过这条“波斯胡同”的大概，或许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到当年上海多元文化的痕迹。
福州路还有一条“新民胡同”，就是今天的福州路614弄，后来叫“同兴里”，原来也是印度波斯人的居住地。
“白头礼拜堂”，原址后来先后成为“上海中立升降机厂”和“黄浦豆制品厂”的厂房。1990年教堂被拆除，现今在原址上建造的是，黄浦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PS2：《网络资料细说阿三历史》
1843年上海开埠印度人开始来到上海英租界，聚居于现今的广西北路，他们大多数是来自印度旁遮普省信奉锡克教的锡克人，因此广西北路也曾称为锡克路，后锡克人遂迁居虹口。
1883年开始从印度信奉锡克教的锡克族人招募巡捕和司阍（门卫保安），他们身材高大，面孔黝黑，头缠红布，制服与西捕相似，俗称“红头阿三”。薛理勇老师《旧上海租界史话》推断红头阿三的来历有三个：
一是英文中Sir通常指“先生”，沪语音读如“三”，而“三”是单音节词，沪语(包括江南大多数地方方言)一般在单音词前置“阿”(或后置“子”、“头”等)组成词组使用，于是洋径浜英语称“Sir”为“阿Sir”，音读如“阿三”，是市民对巡捕客气的称呼，而“印捕”头缠红巾，于是被叫作“红头阿三”，联想起今天的香港人也叫警察为“阿Sir”，所以此说比较合乎道理；
二是印度巡捕每天须在长官的指挥下出操，他们在表示对长官指令理解和执行时常齐声高喊:“Yes Sir！”最初上海人不明白“Yes Sir”是什么意思，就把巡捕叫作“阿三”；
三是初来上海的印度巡捕不会讲沪语，他们在执行任务时经常要和上海市民打交道，由于语言不通，交谈困难，“印捕”常反复讲:“I say”作为语言停顿，而上海人见他们老是讲“I say”，便把他们叫作“红头阿三”。
1884年工部局从英属印度旁遮普锡克族中招募了1名巡长、15名巡捕共16人，次年，印捕又增加至1名巡官、4名巡长、45名巡捕。每个印捕任职前都必须与工部局签定一份5年的合约，工部局除对他们进行警务训练外，还教授他们英语和上海方言。
1894年印籍巡官年薪260两，巡长175两，巡捕131两。1915年时巡官为75元，巡长为25～27元，各级巡捕为月薪16～22元。
印度籍巡捕与司阍要求租界当局为他们建立锡克教谒师所（锡克教寺庙）。工部局认为“无疑对上海的印度人大有益处”，“在其内可提供一处条件适宜的礼拜场所，也可监视他们的一般行为，也可对他们的日常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决定修建一所谒师所。
1906年租界工部局花费3396银两，在宝兴路（近北四川路）购得土地1.9亩，同时又从印侨中筹募8000银两的建筑基金。1907年7月动工奠基，8月特地从印度聘请了一名锡克教布道师为印捕布道，1908年3月谒师所竣工，同年6月28日由工部局总董霍必澜为锡克教谒师所揭幕。
这就是现今虹口区东宝兴路326号的印度锡克教堂（谒师所）。
1924年，在上海的印度侨民有1300余人。《申报》报道：加拿大的锡克人代表由温哥华乘澳大利亚“皇后号”轮，抵达上海外滩海关码头时，1000余名印度巡捕和司阍、海关、银行的印度工作人员、印度妇孺50余人，集合码头欢迎，乐队奏乐，印度妇女则向来宾抛洒花瓣，后在露天举行宗教仪式。
然后由乐队前导，欢迎人员则列队由福州路去虞洽卿路（今西藏路），再由海宁路（今北海宁路）游行至北四川路宝兴路谒师所后解散。
这是能查到的东宝兴路印度教堂的重大报道。
此后，在上海的印度人越来越多，许多印度巡捕是在静安、黄浦一带的巡捕房工作，
1915年又在戈登路（今江宁路）修建一所印度巡捕专用的锡克教谒师所,宝兴路谒师所则为印度司阍专用。
1927年上海的印度司阍人员之间由于乡情不同，方言不同，马其哈斯人和马乐澳人之间摩擦不断，发生了激烈的殴斗。英国驻沪领事下令关闭谒师所，后由全体锡克教徒作出“谒师所只用于宗教目的，不再发生殴斗事件”的保证后，才在11月9日恢复开放。此后，一些锡克教徒为了避免摩擦，
1939年在马霍路（今黄陂北路）249弄156号修建了第三所锡克教谒师所。1940年为方便华德路监狱（提篮桥监狱）的印度锡克人看守做礼拜，在舟山路218号修建了第四所锡克教谒师所，规模都比较小。
据《上海监狱志》记载1903年华德路监狱（提篮桥监狱）启用，监狱管理人员为西方人，看守为印度人，后来逐渐增加华人看守。
1930年华德路监狱的职员、看守人员中，印度人占65.5％，到1940年印度人占26.8％，共有165名印籍看守人员。这些监狱看守也是由租界警务处招募来的印度锡克人，为了方便他们的宗教活动，在监狱北边的舟山路218号建立一个小的锡克教谒师所。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全面占领租界，1942年1月,日军接管华德路监狱，派菅井喜三郎等11名日籍人员接管华德路监狱，日文称华德路刑务所，菅井任刑务所长，把原英国籍监狱上层管理人员40多人关入集中营，而看守、监丁等下层人员原班留用。到1943年8月，华德路刑务所被汪伪政府接管。日伪监狱当局对外籍看守采取“只出不进”的措施，允许辞职和调走，不准调入，因此印度看守人数逐渐减少。1947年的《上海百业指南》老地图上，华德路监狱还有“印籍职员宿舍”，面积比“华籍看守宿舍”和“外籍职员宿舍”大，说明当时还有很多印籍看守在监狱服务。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解放军接管了上海的警察局和监狱，此时已经没有印籍巡捕和看守了。
上海印度侨民仅有200余人，戈登路、马霍路、舟山路的锡克教谒师所先后关闭。
1956年，上海市人民政府资助印度侨民离沪去香港谋生，留存上海不足20人。
1962年市政府再次资助留沪印侨去港。宝兴路锡克教谒师所因无教徒礼拜而停止宗教活动，现在底层是虹口区四川北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