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途选择方法论

“我常常会问自己：这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但是，答案总是否定的。”2001年夏天，跟我说这句话的是一位在巴黎艰难求学的复旦女孩，当时她和我都住在巴黎南郊大学城的东南亚楼，偶尔过来串门聊天。生活的艰难和孤独能够逼着人去不断地观察、反省、思考。一位学工商管理的女孩专注于如此哲理性的问题，显见她的处境和心境。后来我回到人民大学教书，每次有学生聊起关于前途选择的困惑和迷茫，我就会想起复旦那个女孩的这句话。仔细想想，我们每个人生活中的绝大多数内容似乎的确都不是真正由自己选择的。我们所为之努力的许多东西，其实并不是自己深思熟虑后想要获得的，而是随波逐流、顺其自然的结果。

在一次与研究生新生座谈的时候，我曾经介绍过一个方法，告诉他们如何尽早确定自己的发展目标以便在两年的学习中有的放矢。该方法的第一步就是先确定自己比较看重的职业特点。不同的人对于自己未来的偏好是不同的：有的人最希望自己和家人能衣食无忧，所以要求未来的收入水平比较高；有的人最希望能够自由自在，活得不那么憋屈，清贫一点倒无所谓；有的人比较喜欢安定，但也有人就是喜欢生活中多些刺激、多些挑战。这个世上三百六十行，没有哪个行当能够让人感到十全十美完全满意的，所以，比较合理的做法就是按照自己的个性、偏好和比较优势来确定职业特征的轻重缓急次序，并以此来最终确定不同职业在你心目中的优劣次序。

以我个人为例，当年择业时，我比较看重的职业特征有以下一些：一是国际化的便利性，因为在2004年博士毕业之际，我认为国际化是自己所处时代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所以哪个职业有利于我自身的国际化，即工作内容、工作方式、工作对象的国际化，那么在我的评价中那个职业就得分较多；二是行业进入门槛的高低，因为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完全竞争的市场利润率是很难让人高兴起来的；三是成就的复利效应，因为有的行业中前边的成就可以不断积累为以后的资源，而有的行业却不具有那种可积累性。其他值得考虑的职业特征还有诸如“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社会地位和声望”、“附带资源的积累”、“精神健康与人格健全”、“劳累程度”等等。要想在上述标准中确定自己的偏好次序，不但需要大胆倾听自己的心声，更需要尽早获得足够的社会阅历，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找生活圈子中比较见多识广的人士聊天。一旦确定了自己最想要什么，后边的事情就比较简单了：看各个行当分别具有哪些特点，然后做出权衡和抉择。

我还劝学生们早下决心，以便在几年之内有计划地为自己的目标做比较充分的准备。若非如此，很有可能像寓言故事中所说的那头驴子，在两堆草料中间徘徊而难以抉择，最终饿死。

我的这套思想方法，说得吓人一点，是继承了从启蒙主义到现如今的科学主义一脉的。假如走得更极端一点，就是按照自己的偏好和要求给各个指标赋值，然后用这些赋值给各个可能的职业、职位打分。但是实际上，打分这个东西貌似科学，实则往往没道理，因为当你赋值的时候，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往往会被同化或者简化为同一性质的问题。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便是伪科学也有它的功用，比如想当年本人为了劝说女友（即现在的夫人）留在北京，就将这个方法加以运用，结果很“科学”地算出来她应该放弃外地的工作机会，选择北京的机会。

这套思路也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其可行性是建立在对人的理性能力和充分信息的假设基础上的。然而在现实中，我们获得的信息往往是很不充分的，我们的理性也总是很有限的。随着对社会了解更多，人总是“始觉今是而昨非”，也就是说，我们的偏好和参照系总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大学毕业时定下的评价以及由此而做出的选择很可能在五年后会让你后悔，这是完全正常的。至于我们的理性在人生选择中的作用，我的朋友哲学博士承列先生有句话颇有道理：“我们总自以为是理性的，其实那不过是惯性。” 所以，对于绝大多数读者来说，认真学习、悉心领会我的上述建议之后，与其说是获得了理性的选择方法，不如说是帮助你劝服自己按照成见、冲动和惯性行事。反身自问，我自己当年的择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惯性而不是理性在起作用，因为我自己按照上述分析方法所做的比较和分析，最终不过是一支镇静剂而已。

那么，既然如此，人生选择的方法论是否仍然必要？以我目前的认识，首先，人生的目标规划还是必要的，但是应该保持弹性；其次，我们不必追求人生决策的最优化，而应该追求大方向选择上的较少严重失误；再其次，长远的计划应该尽可能虚一点，详细的规划应该周期短一点；最后，借用古人的一句话与读者共勉：“三思方举步，百折不回头。”

以上是我在2006年前后的上百篇专栏文章之一。最近学生跟我说起自己的迷茫，我想起15年前这篇旧文，重新翻出来，供读者们参考。

如果说15年后的今天我有什么新的感悟，我觉得有以下几点值得补充。

一是不能追热点。这个世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许多事情是周期性的。今天的热门风口，往往会在专业和职业市场上被高估。太多年轻人趋之若鹜蜂拥而至，意味着此后一段时间（比如十来年）必然会出现人才供给过剩。出风头和挣大钱那是一时之事，但是专业和职业则是一辈子的事情，必须着眼长远。刚工作时财务困难一点是正常的甚至是有益的，如果人到中年下岗再就业一切从头再来，那才是真正悲剧的事情。追热点的前途选择思路，容易导致人到中年重头再来，因为风水总是轮流转。我考大学的时候，父亲帮我填了15个专业，都是“国际贸易”之类的当时热门的专业，留了第一志愿的第三项给我自己填，以显示他的“民主作风”，我义无反顾地填了“国际政治”，并且服从分配，于是顺利地进入了我从小就想学习的专业。

二是地点的选择。我梳理了一下我当年熟悉的数十位同龄人在大学或者研究生毕业之后的发展轨迹，一个非常清晰而又残酷的事实是：凡是留在了一线城市的人，如今的个人发展，无论是财产积累、收入水平、人脉圈子，还是个人学识和能力的提升，绝大多数都要比那些回到二线三线城市的人发展得好一些。当年从北京或者上海回到老家省城里去的人，能力未必差，他们的选择往往是一念之差。小地方安逸，但是大城市发展机会多，包括学习锻炼获得新知识结识重要朋友的机会都比小地方多不少。我博士毕业之后的一个想法是成为一名全球顶级的对外政策专家，那么在中国国内只有一个城市可以待。不仅如此，我还必须出去游历，了解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政策圈子，用我当时的话说，要想长成大鱼，除了自己有这个基因，还必须去深水里生长。这个世界上，搞对外政策和战略研究水最深的地方在哪里？美国的华盛顿和欧洲的布鲁塞尔以及自己所在的北京。莫斯科曾经也是，但是随着苏联的垮台如今已经不算了。伦敦东京巴黎新德里的能量等级都是第二层次的。于是我就定下目标，要趁着年轻想办法在布鲁塞尔和华盛顿各待上一两年。后来的十年内，我的确做到了我的自我规划。许多事情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设想的展开，但是没有思路没有规划没有取舍是不行的。

三是风险可控。在金融学上，风险很多时候是用波动性来衡量的。不同的职业，其蕴含的波动性是大不相同的。人生最大的风险是不冒任何风险，但是真的大起大落，多数人心脏和精神恐怕难以承受。回想在90年代末，我身边有一批朋友都是做代客理财和私募基金的。这个行当，碰到牛市或者好的机缘，不但挣钱快，而且社会地位上升也很快。我的一位同学，人大本科毕业后没有读研究生，而是去了某资本集团操盘去了。98年夏天我去上海看他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在浦西住了个大三居室，每天在机构室里盯着电脑行情，三点收盘后就和我一起去游泳，神仙般的工作。一个月之后，听说那个营业部总经理给23岁的他跪下了，因为此人从后台看出他是某个股票的所谓庄家，又听他的口风说要连拉三个涨停板，于是挪用客户保证金1000多万冲进去想发一笔横财，结果被我的同学反手深套在其中。我的同学年纪轻轻就如此风光，但是等到我读博士的时候，他的人生轨迹在连续三年的熊市中已经发生了重大曲折，有一阵子他甚至借住在我的宿舍中，我帮他托人找了一份电视台的零时工，1800元一个月管一顿午饭。从此他远离股市，洗净铅华，转型成一个搞计量的工程师。我的老朋友中，类似的人生故事着实不少。相比于他们，我对各个专业的知识都感兴趣，但是生性就比较厌恶风险，所以一直滞留在了大学里。大学里做青年教师，早期学术生涯都是比较苦的，2004年，七八九三个月的工资合在一起发，一共1894元，我当时就惊到了。大学教师这个行当上升速度也很慢，在名校里职称晋升尤其艰难熬人。但是这个工作有一个优点，那就是一步一个台阶，逼着你不断研究，不断学习，不断思考，不断进步，跟学生们一起成长。孟子有句名言，“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者不与存焉。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者不与存焉。”得英才而教之，连南面称孤都比不上，何其乐哉！不少人说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显得年轻，我的回答是，生活工作都在大学里，整天跟孩子们混在一起打球，潜意识里自认为比他们大不了几岁，故总是显得年轻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