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与欧阳修的光辉岁月：他们遭遇一场失败，却成就一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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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佑四年，欧阳修接到范纯仁的一封信。在信中范纯仁说，我父亲去世了，您是最了解他的人。我父亲墓碑上的文字，要麻烦先生来写了。

范纯仁的父亲，就是一代名臣范仲淹。他去世的消息，欧阳修早已获知，但是收到这封信函，依然让他百感交集。

一个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死后盖棺定论，最重要的就是两样东西。

一样是谥号，代表朝廷对他的评价。范仲淹的谥号是文正，“谥之美者，极于文正”，这说明朝廷对他赞誉极高。

另一样是神道碑，就是墓道前记录逝者生平的石碑。一般请德高望重的人来写，代表主流社会对他的评价。

此时的欧阳修，尚未成为文坛宗师，但是文名已经轰动海内，他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是爆款。但是，写范仲淹的碑文，他还是感到压力山大。他久久沉思，却不知该如何落笔成文。

细细算来，他与范仲淹交往已经有二十年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休戚相关，荣辱与共。

但是，他们的交往，并非友情，而是一个关于理想的故事。

2

欧阳修与范仲淹结缘，是从一封信开始的。

二十年前的欧阳修，年方二十七岁，在洛阳的政法系统任职。他风华正茂、风流多情，以后回忆在洛阳的美好时光，他说过“曾是洛阳花下客”，这一句诗内涵了多少桃色绯闻。

有一段时间，洛阳官场都在谈论一条重磅新闻——四年前敢怼刘太后的范仲淹被调回京师，担任谏官。

大家都在兴致勃勃地谈论范仲淹有多生猛，他当谏官这下朝廷一定有好戏看了。过了一个月，朝廷风平浪静。失望之余，欧阳修决定给这位范先生写一封信。

写什么内容呢？恭喜老兄升官了，有机会一定提拔一下小弟啊。

当然不是。欧阳修在信上说，能直接跟皇上对话的官职只有两个，一个是宰相，另一个是谏官，谏官的职责就是“与天子争是非”。

欧阳修还说，洛阳官场的人都说你很刚、很猛、很能打，可以你已经领了一个月工资了，那边的朝堂还静悄悄。你在等什么？再等下去花儿都谢了。

很快，范仲淹证明他并非浪得虚名。

事情是这样的，宋仁宗要废掉皇后，御史和谏官们集体反对。宋仁宗挡不住了，把球踢给宰相吕夷简。于是，范仲淹与吕夷简在政事堂公开辩论。一番舌战，吕夷简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

辩论貌似赢了，但是宋仁宗下旨，把范仲淹他们赶出京城。

经此一战，范仲淹圈粉无数。欧阳修也服了，范仲淹敢怼太后、怼皇上、怼宰相，果然生猛，更关键的是他身上散发着一种精神，这是其他官员身上看不到的，而正是欧阳修所追求的。

今后，我就粉你了。欧阳修暗暗发誓。

3

把范仲淹与欧阳修命运捆绑在一起的，则是欧阳修的第二封信。

欧阳修从洛阳调入汴京城，担任馆职，抄抄写写，不过算是重点栽培的年轻干部。

而范仲淹在地方工作了一年多，又一次被调回朝廷，还进入了皇上的顾问班子。

屡遭打压，赤心不改，范仲淹依然不停向官场开炮。宰相吕夷简烦了，看来范仲淹还是太闲，让他忙起来吧。

于是，他提拔范仲淹去执掌开封府，就是担任首都市长。范仲淹并非只会迂阔空谈的人，他很快把开封府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工作闲暇之余干什么？继续抨击吕夷简。

范仲淹是何居心呢？他要扳倒的不仅是吕夷简，而是向当时官场的风气发起挑战。这是五代以来，官场上普遍存在的重权术、轻名节的风气。

面对范仲淹的步步紧逼，吕夷简举重若轻，反手给范仲淹扣了三顶帽子——“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杀招是“勾结朋党”，这顶帽子几乎伴随了范仲淹一生。

朋党，是皇上最大的禁忌。宋仁宗皱了皱眉、挥了挥手、念了念咒语：让范仲淹离朝廷远一些、再远一些吧。于是范仲淹被打发去了江西。

太子中允尹洙说：“我要揭发，我跟范仲淹交情很深，一定是他同党。”

天章阁待制王质说：“我一向很佩服范仲淹，听说他结党，我现在报名晚不晚？”

欧阳修同样对官场风气深恶痛绝。他的理想就是去改变这一切，而他从范仲淹身上，看到了理想实现的可能。

欧阳修与范仲淹还只是点赞之交。他想为范仲淹做点什么，恰好这时一个靶子撞上了欧阳修的枪口——谏官高若讷对范仲淹被贬谪拍手叫好，说他一贯好出风头。

欧阳修刷刷刷写下《致高若讷的一封信》，在信中，他对高若讷的人品进行了三百六十度的探讨：

问足下之贤否？

知足下非君子也。

此君子之贼也。

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

一封信，令高若讷心跳加剧、血压飙升。他举报了欧阳修，并把这封信呈给皇上看。

欧阳修一战成名，毫无悬念地登上了范仲淹朋党的末班车。当然，代价也很惨重，他被打发去湖北当了一名县太爷。

4

四年之后，欧阳修又被调回京师。他进入了知谏院，成为一名谏官。终于，他也可以与天子争是非了。

此时，宋朝与西夏的战争进入尾声。以往看上去一派盛世景象，一场仗打下来，算是给这个盛世卸了妆。宋仁宗惊觉，原来大宋朝的官僚体系，竟是如此的庞大而低效。

欧阳修等谏官力劝皇上革新吏治，宋仁宗也痛下决心，必须要改，不改不行，马上就改。

谁来领导这场革新？旧的内阁太保守了，当然不行。吕夷简辞职了，这位权术手段超强、待机时间超长的宰相，不得不为官场的暮气沉沉负责。他步履蹒跚地退出了权力的舞台，而新一代的人物又将登上这个舞台。

欧阳修他们翘首以盼，盼新的带头大哥风云归来。

新的带头大哥就是奋战在边关的范仲淹。离开朝廷的岁月，他在地方则政绩斐然，在边关则运筹帷幄。从资历、威望、才干看，这场革新的带头大哥非他莫属。

欧阳修发挥文笔好、口才好的优势，火力全开，为范仲淹回京扫除一切障碍。

待范仲淹回到朝廷，很快被宋仁宗委以重任，担任副宰相。庆历新政拉开了帷幕，老同志杜衍为顾问，范仲淹为核心，韩琦、富弼是左膀右臂，欧阳修则是文胆。

欧阳修回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说杜衍老成持重，范仲淹恢廓自信，韩琦纯正质直，富弼明敏果锐。他们把全部精力、全部才华都投入到这场新政中，他们各抒己见，经常争得面红耳赤。

范仲淹提出了十条新政，要改变官员的任用制度，破除官场的陈规陋习，再造一个高效廉洁、高风峻节的官僚体系。

新政，会砸掉多少官员的饭碗？谁也不甘心束手待毙。

朋党这顶帽子再一次向范仲淹扣来。如何反击？欧阳修发表了他的刷屏之作《朋党论》，为朋党正名。

欧阳修说，朋党自古有之，而且有君子党和小人党的分别。对于皇上而言，最核心的工作不是逢朋党必打压，而是要分清这个朋党的属性，是君子党还是小人党。

文章是好文章，但是激起保守派更猛烈的攻击：你们是君子党，怎么也有人贪污？怎么也有人挪用军费？怎么也有人作风不正？

面对两派的激辩，宋仁宗左右为难，都长得浓眉大眼，谁是君子谁是小人，朕也分不清啊。

重压之下，范仲淹辞去副宰相之职，申请到地方工作，风起云涌的庆历新政就这样烟消云散。

范仲淹已经成为敏感人物、敏感话题，但是欧阳修还是顶住压力，再一次向宋仁宗递上奏折，为范仲淹做最后一轮辩护。

欧阳修说，范仲淹他们平时相互点赞，但是在国家大事上，都各自坚持原则，甚至针锋相对，因为他们都是一心为国。并恳切地劝宋仁宗一定要信任范仲淹。

这个奏折写完，欧阳修把火力都吸引到他的身上。在著名的“外甥女绯闻门”打击下，欧阳修也被赶出了朝廷。

5

庆历新政失败，骨干们纷纷被外放。在离开朝廷前的某一天，范仲淹约来欧阳修一起喝酒。这一次，是他们人生最后一次会面。

范仲淹和欧阳修被视为一党，而实际上，他们算不得好朋友，至少不是特别亲近的好朋友。

范仲淹与尹洙、滕子京更亲近，而欧阳修与梅尧臣、石曼卿更亲近。

但是，范仲淹和欧阳修在志向上最合拍。他们都是出身底层官员家庭，他们身世不幸，范仲淹二岁丧父，欧阳修三岁丧父，他们都是依靠勤学苦读登上仕途。他们性格不同，范仲淹刚直而恢弘，欧阳修洒脱而耿介。但他们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他们共同的理想就是改造官场，重振士风。

但是，在坚硬的现实面前，理想太脆弱了。酒席上，范仲淹挥笔写了一首词——

昨夜因看蜀志，

笑曹操孙权刘备。

用尽机关，徒劳心力，

只得三分天地。

屈指细寻思，

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

少痴騃、老成尪悴。

只有中间，些子少年，

忍把浮名牵系？

一品与千金，

问白发、如何回避？

这首词是《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范仲淹吐槽这些年徒劳心力，到头来，不如酩酊一醉。

范仲淹已经五十七岁了，不再是那个打不死的小强。这一次贬谪，他知道自己的政治生涯结束了。

欧阳修只有三十九岁，他还有机会东山再起。但经历人生的峥嵘岁月，他以后也不再锋芒毕露，而变得成熟内敛。

但是，他们都坚守着美好的品格，即使是在失败之后，在失意之时。

第二年，也就是庆历六年，这两个被贬谪的人，创作出了两篇千古名作。

范仲淹在邓州写出了《岳阳楼记》，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士大夫阶层的精神内核。

欧阳修在滁州，写下了《醉翁亭记》。他带着宾客们一起到山上游玩，风景很美，酒很香冽，野味很好吃，酒席很热闹，大家都很快乐。

欧阳修也很快乐，不过他醉了，“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在太守之乐的后面，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淡淡忧伤……

6

公元1052年，范仲淹去世。欧阳修接受范纯仁的委托，为范仲淹撰写神道碑铭。

欧阳修写文章，是出了名的严谨认真。他花了整整十五个月，才完成了这篇神道碑铭。他用最朴实的文字，记录范仲淹的生平。

他确认每一个字都准确无误，才把文章交给范纯仁。范纯仁看了，却十分不满，因为文中有这么一段：

“及吕公（吕夷简）复相，公（范仲俺）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

这是一段官场往事。在宋夏战争期间，范仲淹与吕夷简抛下个人恩怨，达成共识，相约戮力平贼。

范纯仁认为父亲与吕夷简正邪不两立，终生没有和解，他自作主张删去了这段文字。欧阳修放话说，刻在神道碑上的“非吾文也”。

欧阳修这么做是有苦衷的。宋朝的朋党之争，始于范、吕。欧阳修写《朋党论》为朋党正名，只是一种辩论技巧，结党终究是污点。他强调范仲淹与吕夷简达成和解，就是帮范仲俺摘掉朋党的帽子，可惜范纯仁不懂这份良苦用心。

为范仲淹写的神道碑铭，是欧阳修花费精力最多、拖稿时间最长，也是最缺少文采的文章。比如在讲述庆历新政，铭文有这么短短几句——

公拜稽首，

兹惟难哉！

初匪其难，

在其终之。

越是克制的文字，背后越隐藏着澎湃的情感。庆历新政期间，他们与保守派明枪暗箭相互攻击，那是他们最艰难的时期；他们有机会去实施心中的政治理想，那也是他们最光辉的岁月，最闪亮的日子。

如果对晦涩的铭文难以理解，不妨看这段歌词——

你我为了理想，

历尽了艰苦。

我们曾经哭泣，

也曾共同欢笑。

但愿你会记得，

永远地记着，

我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

7

欧阳修在48岁之后，逐步走向事业的高峰。他负责修史、主持科考，还官至副宰相。

他在担任副宰相的时候，因为一宗礼仪事件，与谏官们干架。谏官们不屈不挠地激烈争辩，搞得他名声狼藉。而谏官的这种风气，正是范仲淹、欧阳修他们当年孜孜以求的。

欧阳修的得意门生苏轼这样评价恩师：

“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

以通经学古为高，

以救时行道为贤，

以犯颜纳说为忠，

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

欧阳子之功为多。”

欧阳修不遗余力地提携苏轼，视其为衣钵传人。他带苏轼拜访朝廷重臣韩琦、富弼，这两位都是一代人杰，都是宰相级别的大人物。可欧阳修依然十分遗憾地对苏轼说：“恨子不识范文正公。”

欧阳修始终以范仲淹为人格榜样，从来没有改变过。

他们的理想是改良吏治，却被碰得头破血流。他们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坚守道义，坚持正直的品格，终于振奋了士风。宋朝的士大夫精神，就是从他们身上开始兴起。

他们不随波逐流，没有被这个世界改变。他们砥砺风节，终于让这个世界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