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东：那个请辞“资深教授”的人走了……

今天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仙逝，想起先生当年请辞“资深教授”，百感交集。回顾此文，致敬先生！

历史学家章开沅请辞“资深教授”，放弃等同副部级待遇，主动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对每年10万元津贴弃之如敝履，显示了一个学者的高风亮节。

四次请辞，终获成功，幸甚至哉！

在我看来，章开沅先生之所为，虽不敢说绝后，但绝对是空前。

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些年来，社会缺少信仰，最大的信仰就是金钱，就是好处，就是利益。我们只有一种宗教，就是拜物教，或者叫逐利教。

名和利，貌似有别，实则相关。“名”要求人献身抽象的社会关注，“利”驱使人投入物质的怀抱，两者都遮蔽了自我，以致失魂落魄。“名”是从“利”中延伸出来的，求名就是逐利，所以说圣人不死，大盗不已。

名缰利锁，这些年只有不断加强，何曾有过一丝一毫的改变？章开沅先生挣脱“利”之枷锁，已经不易；挣脱“名”之浮华，则更为难能。

在一个追名逐利的时代，章先生所为，简直是寒冬里的几丝炉火，黑夜里的几点星光，飞天千百年来未落到地面的花朵。

但在章先生所引发的如潮的议论中，我们却很少听到 “资深教授们”的声音。

所以然者何？

章开沅先生说：“在整个圈子里，我也是既得利益者，已经得到够多好处了，所以，内心很不安，希望改变这个体制。”

不难理解，“资深教授们”都是利益相关方，都是既得利益者，但他们没有不安，或者是利益的冲动掩盖了内心的不安。

俗话说，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他们怎么会反对有益于自己的事情？凭着资深教授的金字招牌，他们呼风唤雨，名利双收，怎么可能砸碎自己的铁饭碗，做自己的掘墓人呢？

所以，我的第一个判断是，让既得利益者来革自己的命，简直是与虎谋皮，滑天下之大稽！

我的第二个判断是，不可能有第二个既得利益的内心不安者。真理虽然稀缺，但总是供过于求。

功名二字误煞人。误是误煞，爱更是爱煞。所以，我们别指望会出现第二个章开沅！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怀着一种罪感意识，章开沅纵身一跃，奋不顾身，撕开了不合理层级的温情脉脉的面纱，露出了血和肮脏的东西。

这一跃，惊天地，泣鬼神，这已经不再是章开沅的个人行为，而成为社会和时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以个体的牺牲来唤醒社会的变革，何其壮也！这是中国人自己的忏悔录，当年连鲁迅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国外也有资深教授、荣誉教授，但那只是一种精神荣誉，与学术科研资源、福利待遇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惟有我们常常把一些很神圣的东西物质化，最后干脆纸币化了。

本来，人也是有高尚追求的，这叫做内在动机；但你老是拿金钱来刺激，久而久之，内在动机就转化为外在动机了。好好的为人民服务，慢慢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结果就是，我们血液里的这一种基因失去了，很多人慢慢都变成了势利眼和红眼病患者。

当年北大的季羡林先生不愿意戴上大师的帽子，几次三番请辞；但两者似乎还不能相提并论。

首先，季羡林老先生的大师的封号是谁评审出来的，主体不清。其次，大师的封号有没有和待遇奖金挂钩。其三，季老辞去大师的封号，有没有给他带来物质上的损失。其四，如果季老享受大师荣誉带来很多万元的福利，他会不会脱掉这样的帽子。

历史无法假设，也不容假设，我们自然也无法判断，但我依然认为章开沅先生的行为是独一无二的。

章开沅“请辞”的可贵之处，不在于能够断然放弃一块令人羡慕的蛋糕，而在于以学者的良知和清醒，舍生取义，撞上南墙也不悔改。

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一个人的先行，固然不足以改变全局；但一个人的觉醒，至少可以留下淡红的血色好微茫的悲哀，使得后来者不殚于前行。

突然想起了一个有关伽利略的段子。

伽利略被审判出来后。他的学生问：“老师，你顶住了？”

伽利略说：“不，我招了。”

学生无比震惊：“为什么？”

伽利略回答道：“我怕挨揍！”

学生异常愤怒，感叹到：“没有英雄的国家真不幸。”

伽利略说：“不，需要英雄的国家才不幸！”

毋庸置疑，章开沅绝对是一个孤胆英雄，从章开沅的身上，我们获得一种高贵的警示，人不是爬行动物，不能仅仅为吃米而活着，需要直立行走，从本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

但也正因为有这样的悲剧英雄，我们才更感到一种悲壮的惨烈，并深深感到一种无奈和不幸。我们再也不能用农民自觉自愿来推动改革，用残疾人的爱心来感动中国，我们需要大刀阔斧地变故官僚化的教育，打破教育行政化的壁垒，学术为重，兼容并蓄。不在沉默中新生，就在沉默中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