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宗法祖 祀事为重 李诚
李诚
北京中轴线上的古代建筑群，包含皇权政治、军事防务、祭祀礼仪等建筑，是中国都城的集大成者。崇奉祖先，敬宗法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明清北京皇家祭祖建筑主要有太庙、奉先殿、堂子等。每年在清明、中元等时令及先祖忌辰都会有礼仪繁杂的祭祀仪式，其中皇家最为隆重的祭祖典礼就是每年除夕前一日在太庙举行的祭祀。
北京太庙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是明清两代皇室的祖庙。太庙位于明清皇城之内，在紫禁城的左前方、天安门东侧，坐北朝南，与社稷坛东西对称分布，这是遵从《周礼·考工记》“左祖右社”之制建设的。
除夕前的正祭又称“祫祭”，一般由皇帝亲自主祭，明朝每三年举行一次祫祭，清朝改为一年一次。祫祭礼仪程序繁杂，在祫祭前一天，太常寺会先遣官员赴太庙中殿和后殿举行告祭礼，同时将诵读的祝文及祭品等准备就绪。祫祭日当天日出前，宗室会将祖宗牌位一一摆放至前殿。牌位的摆放顺序极为讲究，以清代为例，前殿的中央牌位为努尔哈赤之前的四祖，其后自太祖至高宗乾隆帝后依次分列两侧。这些神位都是面朝南排开。嘉庆、道光、同治帝后的神位只能排在东、西两侧。经过初献、亚献、终献等程序，将祝案上的太牢（猪、牛、羊）及丝帛等祭品送至燎炉焚化，之后皇帝回宫礼成。明清帝王极为重视太庙祫祭，如乾隆帝曾59次亲临太庙主持祫祭。
岁末的祫祭礼文繁重，朝廷有严格制度，帝王犹嫌不够体现崇奉祖宗的孝心，常对祭祀过程的诸多细节再进行规定。一次，康熙帝发现官员在宣读祭文时读到皇帝名号不敢大声朗读，便颁发谕旨要求高声朗诵；雍正帝为体现对列祖列宗神位的崇敬，特意要求所有移动神牌的官员都要戴口罩，以防出现对神位打喷嚏、打哈欠等不敬行为；乾隆帝看到太庙中的司香太监多是各宫不收留的老弱平庸之辈，要求各王府选派精明年轻的太监充实太庙；嘉庆末年，已被密定为皇位继承人的皇二子旻宁，因在斋戒期间私自祭神而受到嘉庆帝的严厉训斥。
太庙虽是明清帝王用来祭祀祖先的家庙，却无处不体现出皇权斗争的激烈。从神位的排列顺序到能否迎入太庙，甚至将相在太庙的陪祭地位，多是帝王与权臣抗争的结果。这在明清太庙的祫祭礼中常有展现。
明代历史上有名的“大礼议”事件便与太庙有关。因明武宗无后，迎兴王之子朱厚熜继承帝位，是为嘉靖帝。嘉靖即位后，一心想将已去世的父亲追尊为皇帝并迎入太庙。这与首辅杨廷和等权臣产生了尖锐矛盾。最终，杨廷和去职，从未当过一天皇帝的兴王被授予睿宗的庙号，并在太庙建立世庙，接受后世明代皇帝的崇奉。
清代围绕太庙的斗争自入关的首位皇帝顺治帝在位时便已展开。清入关初，朝政把持在摄政王多尔衮手中。多尔衮死后，顺治帝曾一度追尊其为皇帝并迎入太庙。但在亲政的两个多月后，便颁布了追论多尔衮罪状的诏书，将其神牌从太庙除去。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认为多尔衮率军入关有功于清廷，才追还其原封王爵，配享太庙。
道光帝临终时，曾立遗嘱死后不祔太庙，祫祭时也无需迎神牌。在谕旨中，道光帝说这样做是由于“国运昌隆”的大清总会出现太庙大殿不敷使用的情况，与其神牌无处安置不如制定新的规矩。道光帝是否因输掉鸦片战争而心有愧疚已无从得知，这道遗诏却难为了继任的咸丰帝。最终咸丰帝顶着对其父“大不孝”的罪名仍将道光帝的神牌迎入了太庙中。
动荡飘摇的晚清，列强环伺。八国联军撤出北京后，慈禧太后、光绪帝踏上了回銮的路程。回京后，清廷不得不做的事便是去太庙告祭祖宗。这一年的祫祭礼上，光绪帝没有穿朝服或祭祀用的素服，仅穿了一件常服。祭祀时取消了常奏的协和乐章，配祭官员数目寥寥，可以想见当日低沉的氛围。
清初，国家祭祀分为三等，与太庙祭祖同为“大祀”的还有在天坛、先农坛和社稷坛的祭祀活动。明清帝王自认为受命于天，冬至日会在天坛圜丘祭祀“昊天上帝”，通过祭天的肃穆仪式来强化“代天理民”的神圣性。“社”为土地神，“稷”为五谷神，两者是农业社会的重要根基。社稷坛位于紫禁城端门右侧，与太庙相对。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每年农历二月、八月，朝廷会举办祭祀社稷仪式。先农为古代传说中教化人民耕种的神明，明清帝王除在先农坛祭祀先农神外，还会在农历三月行亲耕礼，以示劝民耕种之意。
随着历史车轮滚滚前进，明清北京的祭祀建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太庙在民国时期曾先后为和平公园和故宫博物院太庙分院，1950年改为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天坛在1918年开辟为公园。社稷坛因1925年停放过孙中山先生的灵柩，1928年命名为中山公园。1916年先农坛被辟为城南公园，1936年在原址东南角盖起北平公共体育场，后更名先农坛体育场。2000年先农坛主体建筑收归文物部门管理，现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抢救性修缮。明清祭祀空间的重塑与回归，不仅是北京中轴线申遗的重要一环，也是留给后代的宝贵文化遗产。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
北京日报 | 2021年0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