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指一挥间啊

P教授是我在哥本哈根大学的合作方。一起去法国出差的时候，他告诉我，30年前，他和他的前女友曾经一起去过中国。我想想，那大概是88、89年前后，那时的他一定不知道，即使现在他也未必知道，那是一个决定中国今日命运的年份，他能赶上，也算是一段奇缘吧。

前几天偶然发现P教授的儿子也在他的系里读博士，高高帅帅的一个大男孩，教授说他今年28了。我掐指一算，哪里不太对啊，就开玩笑地对P教授说，30年前你和前女友去中国旅游，你儿子今年28，在那两年的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P教授笑说，他去中国是在1982年前后，他儿子是91年生的，前后10年的时间呢。我说那也不是30年前啊！P教授说，对对，差不多40年了。

说起这个当然不是为了八卦P教授的情史，虽然我确实很八卦。不过我心中的感慨更多的是，1982年，真的好远好远啊，P教授和他的前女友，大概算得上改革开放后，最早来到中国的那批外国人了。我赶快问他有没有那时的老照片，P教授说不多，而且主要是幻灯片，后来再也没有动过，估计现在也找不到了。

我心里颇觉遗憾。在欧洲，一个城市100年前和100年后看不出太大的区别，但在中国，这30几年却是天翻地覆的巨变啊！教授说那时中国遍地自行车，我想想，那时我家还没有自行车呢，家里的第一辆自行车是大概是84或85年前后买的，一辆26的航空牌，当时真是全家的大事。家里那时也没有电视，第一台电视大约也是在83、84年前后添置的，而且并不是从商店里买来，而是父亲买了零件自己组装的。

81年底，家里刚刚搬进位于山上的楼房，父亲和舅舅照着家具图册打了全套家具，那个写字台、衣柜现在还在父母的房子里，特别结实。新房子有了室内厕所，但因为水压低，却几乎没有自来水，全家一项特别重要的家务劳动是挑水。父亲所在的企业绝对是当时的高新技术企业，家里很早就有一台落地式电唱机，我跟着电唱机学会了很多李谷一的歌，还能一个字不差地复述姜昆和马季的相声《打电话》——“我姓罗，叫啰嗦”。

1982年，对我自己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前一年，工厂里的幼儿园解散了，无处可去的我只好提前进了小学。那时，我还不满6岁，差不多是全年级年龄最小的学生，体育课老也不达标。学校很远，每天，我一个人慢吞吞、晃悠悠、磨磨蹭蹭地去上学，一路走一路东张西望、左顾右盼。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总是独来独往，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东游西逛。

P教授很幸运，在那个年代就能够环游世界。对于那时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可能连火车都未必坐过。我在81年左右平生第一次去上海，在同学中算凤毛麟角。上海那时最高的建筑是外白渡桥旁边的苏联大厦，就好像今天去上海一定会站在外滩上和陆家嘴的东方明珠合个影，那时，每个来上海的游客也会以苏联大厦和外白渡桥为背景拍张照，我也不能免俗地有那么一张。我从小是个胖子，胖墩墩、圆滚滚、笨乎乎，走在外滩上，据说有好几个外国游客想给我拍照，我躲在家人的身后，死活不肯。说不定那时，我遇见过P教授？

30多年，将近40年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那之后P教授再也没有来过中国，对于他，这30多年，可能不过是从前女友走到了现老婆，但对于每一个中国人，却在方方面面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亲身经历，永远不会想到这变化有多强烈。

改革开放40年，不想不觉得，想起来，其实，还真的挺为中国骄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