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师、婚恋与同台
1945年去上海演出期间，我来到马斯南路的梅宅，去拜望梅先生。
从我小时候，好多人就说我长得像梅先生。我在济南府演出时，照相馆的人特地请我去照相，照了一张《霸王别姬》里的虞姬、一张《四郎探母》中的铁镜公主。
而且，把这两张照片放大，放在照相馆的橱窗里，好多人以为是梅先生年轻时的照片。
梅先生看完信，点点头,“哦”了一声。我对他说：“我再给您看看这照片。”梅先生接过照片，问：“这是谁呀？”我说：“您看看。”
梅先生仔细端详那张虞姬的照片，自言自语道：“这是我哪年的照片啊？”他边说，边让夫人福芝芳过来一起看，还直感叹：“真年轻，这岁数真不一样。太年轻了！你看那时候！”
梅夫人边看边想，突然，她好像发现问题了。
杜近芳与梅兰芳合影
男性有喉结，梅先生为了使自己的扮相更贴近女性，早年在脖子上戴了许多珠子。后来，他在舞台实践中，特别是扮演虞姬舞剑的时候，发现这些珠子颤动起来发出许多响声，因此就改做护领。但我当时拍剧照时，不知道梅先生已经改扮相了，脖前还是戴着许多珠子。
所以，梅夫人边看边对梅先生说：“你不是改了护领，不戴这脖锁了吗？”梅先生夫妇弄不清这照片是怎么回事了。
我一看，赶忙说：“先生，这不是您，是我。”梅先生很惊讶：“是吗？”我说：“这是照相馆请我照的。” 就这样，梅先生答应收我为徒了。
很多人对我的名字很好奇，实际上，“杜近芳”这个名字是梅先生的意思。梅兰芳与杜近芳，取“靠近”之意。也就是说，我的名字中要有靠近他的意思。
我和我家官人相识于1953年，我们俩慢慢悠悠地谈了8年恋爱，可真是急坏了一票人。
我家官人叫吴葆桢，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一名妇科大夫。他祖籍安徽，生在北京，家里也算是书香门第，祖上最早在明朝做过官。到了他父辈这儿，家里一家人全部变成搞技术的知识分子了。
我家官人比我大4岁，他的文学修养好，5岁就能背《唐诗三百首》，中国古典文学、外国文学都很厉害，英语也非常好。他还喜欢健身，练洋武术。他会吹苏笛，也擅长拉京二胡，尤其迷梅派的京二胡。
我和他交往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同意他上我们家去了。我们在一起就是说正事。他一般在那儿坐着，我给他倒杯茶。他有时候喝茶，有时候做自己的工作。
我呢，先把煤油灯点上，捻小了灯芯儿，然后坐在一边学习我的文化课、写作业。之后，我们一起吃饭，吃完饭一起去看戏。
他也会去看我的戏。看完戏回来就很晚了，他再送我回家。我们就这样，晃晃悠悠地谈到1960年......
不久，我们就商定好了日子。从别人那儿匀了六条恒大牌香烟，又买了6斤糖，大家热热闹闹地在协和医院礼堂办了一个类似茶话会的婚礼仪式。
虽然我们的结婚仪式很简单，但规格很高，梅兰芳先生、林巧稚先生做主婚人，李少春先生做婚礼的司仪。
当时，好多亲戚朋友给我出主意，要隆重地办婚礼。李少春先生主张不办酒席：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我从事的艺术行业，社会影响大。我们的婚礼如果大事操办，就会和当时的社会环境不符。
包括到了婆家，我也只让家里人给我做了碗面，不让他们大摆筵席。 这样，在1960年12月22日，我和吴大夫结婚了。
我这个人一贯比较独立，结婚以后，我没拿过我家官人一个月的工资，因为他还得养娘。
我们新婚的家具很简单。衣柜、书柜都是他的东西，我那儿就是一个梳妆台、一张床。
我最喜欢的就是写字台，很宽、很长。每天，我家官人回家后用打字机打他的论文，我就在桌子另一边画我的画。
如果我晚上演戏，他会专门为我准备吃的。记得有一次，我晚上演戏回来饿了，我家官人就给我准备了热汤面和羊肉。他跟我说：“羊肉是明天吃的，先搁着。你先吃碗热汤面。”结果呢我吃了热汤面，又试着吃羊肉，吃着吃着就吃没了。那晚，我就不敢睡觉了，上院子里自己遛去，吃了二斤羊肉呢。
在结婚以前，我就跟吴大夫说：“你要是找生儿育女的夫人，就找别人去。咱们别耽误时间。我只生一个。”吴大夫非常支持我，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因此，我们只有一个女儿，小名叫“小香妹”。
我怀小香妹时，剧院里开始排《谢瑶环》。《谢瑶环》首演的时候，我是肚里带着孩子演的。
演完一场，田汉老不明所以，还问人家：“怎么杜近芳最近胖了啊？'院里人说：“她不是胖了，是怀孕了。”田汉老恍然大悟。
我和我家官人从结婚以后都保持着一个很好的习惯，那就是彼此尊重，绝不会随便进各自工作的屋子，也不会随便拆对方的信件、拿对方的东西。我做的事情，除非我主动告诉他，他不能随便乱问。
尤其是后来，我们经历了“那十年”，我们的这种习惯和尊重更成为一种对于对方的保护。
他知道我这个人说话有时候不注意，而我也知道他会说梦话，梦话里不知能说出什么。我的有些事情，没有告诉他，害怕他担心。他呢，比如为林巧稚开追悼会、偷偷把林巧稚的骨灰送回她家乡，这些我知道，但他也没有麻烦我。
我们对各自的处事方法很欣赏，对我们30年的缘分很珍惜。
1991年8月份，我家官人倒下了。他得了肺癌。
我整整照顾了他半年，和他的一个学生两人轮班倒。我值晚班，白天只能睡几个钟头的觉，因为还要给他做三顿饭。只要是他想吃的，我就尽力满足他，给他弄些可口的。
他走了之后，我孤孤单单一个人，觉得事业上失掉了一只臂膀。那时候，我每天必须给自己找点儿事做，不然，受的打击太大，实在是承受不住。
我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戒烟、戒酒、戒安眠药的，已经很多年了。演员由于工作性质，比如参加各种应酬活动，免不了要喝点酒。
演员演完戏已经很晚了，往往由于兴奋睡不着觉，所以，慢慢地就会有服用安眠药的习惯。
而我的烟是从各种运动开始的时候才抽的。那时候，我的神经总是紧绷着，总感觉压力特别大，晚上根本睡不着觉，只好大把大把地吃安眠药。
有一次，我吃安眠药吃得太多了，第二天起来头晕目眩，晕倒在房间。大家要排戏了找不到我，敲我的门没人应。有人爬上房门上面的气窗一看，才知道我晕倒在屋里。
我后来的烟、酒、安眠药过量，都是因为在那十年中，那种高度的压力和工作负荷，使我不得不借助这些来缓解过度的紧张，暂时摆脱烦恼，能合上双眼睡一觉。
在那十年中，我的性格确确实实发生了某些可怕的、不可逆转的变化。以前，我是一个文文静静唱青衣的青年，平常日子里不爱说话，即使说出来也是轻声细语的。出门打三轮车，车子就在马路对面，我都不愿意高声喊，宁愿自己过马路到跟前去说。
酒呢，我是从小就会喝一点的。唱戏、练功太累的时候，喝一点酒有好处，能够活血化瘀、缓解疲劳。到了“那十年”最厉害的时候，我就变成了一顿饭能喝一瓶茅台。没有茅台，二锅头也成，总之就是烈酒。
这烟和酒还不算什么，我最严重的问题是在“那十年”期间吃安眠药。为了能睡着，我吃了大剂量的安眠药。那时候，我的神经始终是高度紧张的，心一直是悬着的。
有时候刚吃完安眼药，突然有人叫我起来。我还是混沌状态呢，赶紧烧咖啡、泡茶喝下去，把安眠药的药力压下去。
就这么着，我的安眠药量越吃越多。因为吃了安眠药之后晕乎乎的，我的脸还摔骨折过，人也苍老得不得了。
那十年后，我又重新登上舞台，恢复舞台生活了。其实，我那时候的身体很差，面容显得非常苍老。
我家官人就先动员我去医院检查身体，这样，我就住进了北医三院。我进医院前的安眠药瘾大到什么程度呢？吃舒乐安定，我从前吃过50粒，甚至100粒，还根本不起作用。有时候，我晚上睡觉从床上掉下来都不知道，因为我整个人有时候都没感觉了，麻木了。
我的声带也出现了麻痹，我那时候连自己唱的是什么味儿都不知道。记忆也变差了，哪年入的京剧院，或者更小时候的事，什么都想不起来，脑子里想的就是怎么样斗争。
我不愿去想这些，但没办法，这些东西就是在脑子里面乱跑。
医生问我：“杜老师，3分钱一根冰棍，我给你一毛五，能买几根啊？”我算不上来。
我也知道，自己长达10多年的安眠药瘾，要戒起来是十分困难的。好多人因为受不了都走了。我这时候倔劲又上来了，我决定，既然已经住进来了，不把药瘾戒了，就绝不出去。连那一年的春节，我也是在医院里过的，没回过家。
北医三院不是给我一下子撤药，因为心脏和神经长期依靠安眠药，一下子不吃了，心脏就不跳了。医院一点一点把我以前吃的安眠药减下来。越减，我越睡不着觉，心里闹腾。
我治了半个月，就觉得难受极了。有30天的样子，我都不吃饭，也不想吃饭。有时候实在受不了啦，就向医生讨药吃，像小孩儿一样，这就是药瘾犯了。
另外，还要做一些康复训练，我可是从小练毯子功、翻跟头长起来的。最后不用药了，我难受到什么程度？医生让我们站成一排，把双手举起来。我前后摇晃，汗直往下淌，天旋地转。
我在里面足足待了120天。
等到从医院出来的时候，我的药量是多少呢？安定片10粒、埃斯苏伦10粒、小系安定10粒、非那根6粒，我一天得吃这么多药，但和以前比已经是很少很少了。
那时候，我不看自己的戏，我对自己的戏已经想不起来了，一句词都想不起来。我也不着急。我起码将来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就算做家庭妇女，也比之前不死不活的强。
就这样，我通过自己的毅力，终于把安眠药给戒了。
直到现在，我只是因为第二天有重要事情，需要睡个好觉，最多吃2-4粒安眠药，平常情况下不吃。再之后，我把酒和烟也彻底地戒掉了。
杜近芳很欣赏自己的丈夫，她经常在外人面前说：“我家'小哥’德才兼备，与他在一起我很幸福，很幸运。”
2019年，87岁的杜近芳各种老年病越来越严重，经常在医院进进出出。但她的心态很好，将生死看得很淡。她曾说：“我哪天眼睛闭了，就去天堂里追随我心爱的'小哥’。”
2021年4月17日，杜近芳因老年病恶化，走完了89载的人生旅程，去天堂追随她心爱的“小哥”了。
关于杜近芳和叶盛兰这对舞台搭档，曾有人说，叶盛兰和言慧珠同台，是赛着演；叶盛兰跟杜近芳同台，是捧着演。旁人的观感就是叶盛兰对杜近芳的提携，有如当年马连良提携叶盛兰一样用心尽力。
那些年，叶盛兰被批，而杜近芳对这位前辈和搭档的批判想必更令叶盛兰深受打击。运动毁了叶盛兰，也耽搁了杜近芳。
杜近芳去世后，许多梅派戏迷纷纷表示最像梅兰芳的梅派传人不再有了。杜近芳的去世也标志着京剧舞台上“李袁叶杜”四大头牌局面的结束。而杜近芳和叶盛兰的恩怨也随着二人的离世而消散，但是他们都在京剧舞台上留下过自己的浓墨重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