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勃：唐都长安上元节的真实模样
“月色灯光满帝都，香车宝辇隘通衢。身闲不睹中兴盛，羞逐乡人赛紫姑。”这是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关于元宵节的一首作品。诗人听说都城正月十五夜张灯，他想象着那里月光如水，花灯如山，装饰华丽、散发着香气的马车堵塞了宽敞的大道，这样的盛况自己竟无缘目睹，而只能跟着乡民参加赛紫姑的活动，不由内心充满了羞惭与遗憾。他的诗径直以《正月十五夜闻京有灯，恨不得观》为题，可见遗憾到了怎样的程度！原来唐都长安的元宵节，不仅为当代的我们所向往，它也是大唐人自己的梦想与渴望。
《长安十二时辰》场景：上元节期间，长安的街市张灯结彩，人声鼎沸。
莫高窟第146窟五代时期壁画中的五层灯轮
元宵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标志性时间在一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农历正月十五。也因此，在唐代及唐代以前，这个节日最常用的名字就是“正月十五”或“正月望”。当然，在唐代，受道教的影响，正月十五也被称为“上元节”，是天官赐福的日子。
关于元宵节的起源，有“汉武帝祭祀太一神”“汉明帝燃灯表佛”等不同说法。不过，目前所见关于正月十五习俗活动的明确记载并非出自汉代，而是南北朝时期。比如《北齐书·尔朱文畅传》记载：“自魏氏旧俗，以正月十五日夜为打竹簇之戏，有能中者，即时帛赏。”又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转引《石虎邺中记》云：“正月十五日，有登高之会”，并记载了迎紫姑占卜人事和年成的习俗。当时还有用油膏豆糜祭祀神灵以保佑蚕桑丰收的做法，人们还会端着肉粥登到屋顶上边吃边诅咒老鼠：“登高糜，挟鼠脑，欲来不来？待我三蚕老。”为的是驱逐老鼠，使蚕业免受伤害。所有这些记载都表明最迟在南北朝时期，正月十五已是具有多种习俗活动的民间节日了，只是这时候它还没有和后来盛行的张灯结彩挂起钩来。
在稍后的隋朝，元宵节获得了巨大发展。据《隋书·音乐志》记载，隋炀帝时期，在东都洛阳，“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处处张灯结彩，歌舞日夜不休，活动足足持续半个月之久，仅表演者就达三万人之多。大业六年，同样在正月十五，又“盛陈百戏，自海内凡有奇伎，无不总萃。崇侈器玩，盛饰衣服，皆用珠翠金银，锦罽絺绣。其营费巨亿万。……金石匏革之声，闻数十里外。弹弦擫管以上，一万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无比。”
其实，在隋文帝时期，正月十五就已经热闹繁盛得很了。开皇年间，一个叫柳彧的官员曾经上书说，都城和其他一些地方，每到正月十五夜，就会“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一片狂欢景象。这份奏折原意是批评正月望夜的浪费资财、伤风败俗，却留下了当年元宵节盛极一时的确凿证据。在隋朝，元宵节不仅有大型的歌舞、百戏、夜游等活动，张灯的做法也出现了。隋炀帝有《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法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可以为证。
只是隋朝这个王朝太短命了，所幸它铸就的元宵节在下一个朝代得到了延续。有唐一代，国家形成了大一统的局面，社会相对安定，日渐发达的生产力带来了相对富裕的物质生活，城市大大发展，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大为改观，呈现出蓬勃向上、恢宏自信的大唐气象。都城长安的元宵节，既是大唐气象的合理产物，也是大唐气象的重要表征。大唐的盛世繁华，正可以通过元宵节窥见一斑。
过节是需要时间的，唐代将过元宵节的时间用制度化的方式进行规范，一方面给元宵节放假，一方面解除节日期间的城市夜禁，这都在都城长安率先得到实践。
至少从秦汉时代起，国家公务人员已有休沐、告宁和节假制度。此后，一直到清代，休假制度都是一项重要的人事管理制度。但普遍地以节日为法定假日，是从唐玄宗开始的；元宵节成为国家法定假日，也始于唐玄宗。最初休假一日，后来增加为三日。
不仅如此，为了让大家过好元宵节，唐朝还暂时取消了城市的宵禁规定。所谓宵禁，就是禁止夜间随便活动。我国长期遵循“明而动，晦而休”也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则，反映在城市管理上就是宵禁制度的实行，这当然也出于城市安全的考虑。早在先秦时期，已有专门负责宵禁的官员，称为“司寤氏”，《周礼》记载他的职责是观察星象，确定入夜的时间，并诏告巡夜的官吏实行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唐朝也实行宵禁制度，长安作为国家都城，是国家政治中心，安全问题格外重要，宵禁也更加严格。
根据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和学者研究，唐长安城是在隋大兴城基础上继续营建增修的结果，面积达83平方公里多，按中轴对称布局，由外郭城、宫城和皇城组成。宫城位于全城北部中心，皇城在宫城之南，外郭城则以宫城、皇城为中心，向东西南三面展开。城内街道纵横交错，划分出100多个里坊，此外还有东市、西市等大型工商业区。城、坊、市四周皆有高大的围墙，开辟不同数量的门以供出入。城门、坊门、市门都是夜闭晨开。闭门开门的时间，最初是由被称为“金吾”的人员口头传呼。贞观年间，唐太宗接受大臣马周的建议，在长安城各主干道设立街鼓，俗称“冬冬鼓”，通过击鼓传递开闭门的时间。
闭门时段就是宵禁时间，非特殊情况不能在街上走动，否则就是“犯夜”，根据《唐律疏议》规定，犯夜者要受到“笞二十”的惩罚。但是元宵节期间，宵禁就暂时取消，坊门、市门昼夜开放，任人通行，称为“放夜”。天宝三年（744年）十一月敕规定，不关闭坊市门的日子是正月十四、十五和十六三日。天宝六年又进行了一些调整，将开坊市门的时间改为正月十七至十九三日，改动的理由是：“重门夜开，以达阳气，群司朝宴，乐在时和，属此上元，当修斋录，其于赏会，必备荤膻。比来因循，稍将非便。”原来，受佛教、道教影响，正月十五前后三日是修斋吃素的日子，而开坊市门燃灯令人赏会，无酒无肉，难免使人无法尽兴，调整时间正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兼顾两种需求。
这里且不论是正月十四到十六，还是正月十七至十九，反正因为元宵节，身在长安的人们拥有了昼夜相连的三天时间，可以在城中自由活动。这对于终年受制于宵禁制度的唐代长安人而言当然是极为难得的机会。“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正是他们在元宵节期间的真实心声。
元宵放假、取消宵禁，是唐代人的新举措，它为后世所沿袭，也为唐都长安将元宵节过成流光溢彩、声色交映的狂欢节奠定了基础。正是有了这样的举措，燃灯结彩才具有充分的意义，长安人也才能够“今夕重门启，游春得夜芳”，才能够“欢乐无穷已，歌舞达明晨”。
“新正圆月夜，犹重看灯时。”灯与月交相辉映，点亮了都城的夜晚。灯是长安元宵节最重要的节日物品和文化符号，燃灯观灯则是核心的习俗活动，无论男女老少，无论贵贱贫富，都被它吸引着，连皇帝也不能免俗。
事实上，在长安，正是皇亲国戚的热衷参与造就了元宵节的繁盛。景龙四年（710）正月十五夜，唐中宗曾经和皇后一起微服出宫观灯，并且“放宫女数千人看灯，因此多有亡逸者”，第二天他们再次“微行看灯”。唐睿宗也喜欢看灯，先天二年（713）元宵节期间，就曾到宫城南面西门——安福门观灯。当时门外安装了高达二十丈的灯轮，“衣以锦绮，饰以金玉”，上面点燃了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树”，十分壮观。《旧唐书·音乐志》记载，唐玄宗也常在节日期间到勤政楼“观灯作乐”，夜深人静时，即遣宫中女子边歌边舞，借此娱乐，又有绳戏、竿木等杂技，“诡奇巧妙，固无其比”。韩国夫人则有百枝灯树的制作，高八十尺，竖立于高山之上，“元夜点之，百里能见”，比月亮更明。
“妓杂歌偏胜，场移舞更新。”长安的元宵节活动当然不只有灯，引人注目的还有歌声嘹亮、舞姿绰约，尤其是踏歌人的豪华阵容。踏歌是以脚踏地为节、载歌载舞的群众性娱乐歌舞活动。参加者踏足而舞，联袂而歌，非常热闹。诗人张祜《正月十五夜灯》有诗描写踏歌盛况：“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这里的“三百”之数，不可谓不多，但长安历史上还有两三千人在灯轮下踏歌三日三夜的壮举：两千多美丽的妙龄女子，在月色灯光中，手牵着手，肩并着肩，拂袖、倾鬟、低头、弯腰、转身，队形不断移动变化，“歌响舞分行，艳色动流光”，想一想就令人心驰神往。踏歌是歌曲与舞蹈的交融，为此，唐代文人创作了不少踏歌词，其中张说有《十五日夜御前口号踏歌词二首》，其一云：“花萼楼前雨露新，长安城里太平人。龙衔火树千重焰，鸡踏莲花万岁春。”其二云：“帝宫三五戏春台，行雨流风莫妒来。西域灯轮千影合，东华金阙万重开。”歌词专为元宵节而作，也反映了长安元宵节的盛大景象。
对于实行宵禁制度的长安人而言，仅元宵节“放夜”本身就足以令他们走到户外，更何况还有明亮的月光、高大的灯轮、动听的歌曲、曼妙的舞姿呢？所以，男女老少纷纷走上街头，有史料记载：“贵游戚属及下隶工贾，无不夜游。车马骈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夸竞”。其实就是形形色色的人本身也是一道值得欣赏观看的风景。
在这方面，司马光夫人就是个很有说服力的人物。某年元宵节，司马光的夫人想要出外看灯，司马光问：“家中点灯，何必出看？”夫人回答：“兼欲看游人。”司马光只好反问道：“某是鬼耶？”这虽是发生在宋代的故事，但它反映的人心和情感是一样的。
“今夕重门启，游春得夜芳。月华连昼色，灯影杂星光。南陌青丝骑，东邻红粉妆。管弦遥辨曲，罗绮暗闻香。人拥行歌路，车攒斗舞场。经过犹未已，钟鼓出长杨。”这是唐代诗人沈佺期笔下的夜游。尽管此时仍然天寒地冻，但是丝毫不影响人们的兴致。“烂熳唯愁晓，周游不问家”，他们所担心忧愁的是天那么快就要亮了，再见又要到来年，于是抓紧时间在月华灯影中流连不已。在对夜游的狂热中，我们看到长安人对美好生活的感受能力和对自由的热爱与追逐。
金吾弛禁、通宵达旦、官民共享、夜游玩乐，唐都长安的元宵节是高唱自由之歌的盛大仪式。它颠覆了日常生活的时间和空间，也突破了日常生活的等级和规矩，它丰富了元宵节的习俗活动，也发扬了元宵节的狂欢精神，是元宵节发展史上一个难以超越的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