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家圣：北宋时期绥州的战略地位与宋夏关系
西夏立国后，绥州因为位于横山之东，可以威胁宋之延州，而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三川口之战即是西夏由绥州攻击延州的例子。宋朝因此任命种世衡修筑青涧城以防绥州。种世衡之子种谔攻占绥州，企图西出横山，威胁西夏。然元丰四五年宋夏战争中宋军大败，加上“元祐更化”时期对边防的消极态度，使得种谔的计划无法实现。直到徽宗时期攻占银州，种谔的计划才有了初步成果。
前言
绥州（今陕西省绥德县）为北宋与西夏边境的重镇，在北宋与西夏的战争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绥州在秦汉时期为上郡之地，西魏时由上郡分出，名为绥州。唐末党项领袖宥州刺史拓跋思恭因剿黄巢有功，唐僖宗授以权知夏绥银节度事，其后进封思恭为夏国公，赐姓李。拓跋思恭死后，其弟思谏代为定难节度使。此后，绥州与夏州（今陕西靖边北）、银州（今陕西榆林）、宥州（今内蒙古南缘与陕北交界处）等地遂为党项所据，名义上向中原的皇帝称臣，实际上形同自立，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宋初。
西夏王陵
宋太宗时，党项领袖李继迁叛宋，绥州被党项所据，由于绥州位于宋夏边境，遂成为宋夏攻防争夺的要地，至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宋朝边将种谔占领绥州，绥州才重新纳入宋朝的版图。
学界对宋夏关系的研究成果，以李华瑞《宋夏关系史》最具代表性，该书对西夏的崛起、宋夏的对立与冲突，做了详细而深入的介绍。不过该书虽然对治平四年宋朝收复绥州一事做了详细描述，但并未特别讨论绥州一地的战略地位。李蔚对于宋夏边界的横山之重要性与神宗以后宋朝在横山一带的军事行动做了具体论述，亦并未说明位于横山以东的绥州之重要性。朱瑞在讨论神宗时期鄜延路防线的变化时，也谈及治平四年（1067）宋朝攻取绥州一事，认为宋朝经营绥州，以此作为进取横山的前哨站。张多勇、杨蕤则叙述治平四年宋朝攻取绥州以后，西夏将祥祐监军司由绥州迁至石州，与宋朝的绥德军（绥州）对峙，争夺横山之地。然上述二文对宋朝收复前的绥州，给宋朝鄜延路的边防造成何种威胁，尚未做深入评估与分析。方震华《战争与政争的纠葛——北宋永乐城之役的纪事》则从永乐城战役死亡人数的争论探讨主战、保守两派的政治立场，并未论及绥州与永乐城的军事意义。因此，本文将由绥州一地的争夺，讨论绥州在宋夏对立关系中的战略地位，并从宋朝对绥州的经营来分析其对夏策略。
《宋夏关系史》书影
一、绥州与仁宗时宋夏战争
唐末党项人拓跋思恭为定难节度使，控有夏、银、绥、宥等州之后，党项人在绥州繁衍生息，宋人记载绥州：“自唐末蕃寇侵扰，所管五县并废，或陷在蕃界，亦无乡里，其民皆蕃族，州差军将征科。”可见唐末至宋初，绥州已成为党项族居住之地，唐代设置的县级机构皆被废除。而绥州的刺史也多由党项李氏担任，例如五代后晋时的绥州刺史李仁宝，为拓跋思恭之族侄；后周时期的绥州刺史李彝谨，则为拓跋思恭之孙。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党项领袖定难军节度留后李继筠卒，其弟李继捧继立。继捧于太平兴国七年（982）五月入朝，献所管四州八县之地。其弟李继迁不愿内附，遂与其党数十人奔入地斤泽。其后李继迁不断攻城略地，又于淳化元年（990）入贡于契丹，受封为“夏国王”，遂借辽人之力不断攻击宋境，攻占银、绥等州。不过，淳化五年（994）李继迁欲将绥州百姓迁往平夏，引起绥州部将高文岯的反抗。高文岯“始为本（绥）州衙校，以计破叛羌逆谋，杀其爱将，卒完城以归本朝，太宗嘉叹”。由于高文岯的归降，宋朝一度收复绥州。然而，至道三年（997）宋太宗去世，李继迁趁机向宋朝上表归顺，新即位的宋真宗“虽察其变诈，时方在谅闇，姑务宁静，因从其请，复赐姓名、官爵。（十二月）甲辰，以银州观察使赵保吉（即李继迁）为定难节度使”。李继迁受封定难节度使之后，再度取得了银、夏、绥、宥等州的控制权。
景德元年（1004）李继迁死，子德明继立，宋真宗于景德三年（1006）授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封西平王，宋夏关系大致处于稳定的状态。然而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德明卒，子元昊继立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宝元元年（1038）十月，元昊称帝，宝元元年十月甲戌。宋夏关系又走向了对立与冲突。
宋夏战争爆发后，绥州的重要性凸显。当时宋夏边界线的北段，宋朝鄜延路与西夏交界之处，有横山耸峙其间。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一书记载：“今延、绥边有山崖高峻，连延千里，即横山也。”宋人非常重视绥州的战略地位，宋人沈括指出：“尽城横山瞰平夏，则彼不得绝碛为寇。”种谔也说道：“横山延袤千里，多马宜稼，人物劲悍善战，且有盐铁之利，夏人恃以为生，其城垒皆控险，足以守御。”沈括与种谔认为，横山的东西两边，分别为宋朝与西夏，横山即是宋夏之间的天然屏障，若能守住横山上险要的城垒，就可以抵挡西夏的进攻。然而，绥州却在横山之东，只要绥州在西夏手中，横山就失去了屏障的作用，西夏可以由绥州向宋朝的延州进攻，对延州产生重大威胁。仁宗宝元二年（1039），知延州范雍表达了他对延州防务的忧虑：“延州最当贼冲，地阔而砦栅疏，近者百里，远者二百里，土兵寡弱，又无宿将为用，而贼出入于此，请益师。”西夏军队可以无视横山的屏障，“出入于此（延州）”，便是因为占据了绥州之故。
康定元年（1040）的宋夏三川口之役，便是绥州战略地位的明证。《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元昊乃盛兵攻保安军，自土门路入，壬申，声言取金明寨，李士彬严兵以待之，夜分不至，士彬释甲而寝，翌日奄至，士彬父子俱被擒，遂乘胜抵延州城下。雍（知延州范雍）先以檄召鄜延、环庆副都部署刘平于庆州，使至保安，与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孙合军趋土门。及是，雍复召平、元孙还军救延州……平令诸军并进，至三川口，遇贼……贼举鞭麾骑士自山四出，合击官军，平与元孙巡阵东偏，贼冲阵分为二，遂与元孙皆被执。
根据《读史方舆纪要》考察上述引文中的地名，我们即可发现绥州的重要性：
绥德州（宋之绥州）：在延安府（延州）东北三百六十里。其属有土门寨，在绥州西北。
保安县（宋之保安军）：在延安府（延州）西北百八十里。
金明城（宋之金明县）：在延安府（延州）西北百里，其属有金明寨。
三川口战役的经过，即是西夏军由绥州的土门出击，佯攻保安军，然而却转向攻打金明寨，俘李士彬父子，再直扑延州城。元昊用“围点打援”的方式，包围延州，诱使宋军刘平、石元孙率军来救援，然后聚歼之，导致宋军大败。战后知延州范雍上奏说道：“臣又请选兵官及益河东兵马二十指挥至延州，亦不得报。西贼既知本路无锐兵宿将，遂悉举众而来，攻围李士彬父子寨栅，三日之内，径至州城下……（刘）平既军马远来，为贼隔断，众寡不敌，遂致陷没。”可见三川口之败，除了宋军在延州无锐兵宿将之外，西夏军从绥州出发，可以在三日之内赶抵延州城下，让刘平的援军来不及救援，也是重要的原因。因此，只要绥州掌握在西夏手中，宋朝的延州便无法高枕无忧。
康定元年（1040）八月，宋朝任命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兼知延州，当时种世衡认识到绥州对延州的威胁，向范仲淹建议修筑青涧城，种世衡说道：“安远、塞门既陷贼，东路无藩篱，贼益内侵……请营故宥州西南，直延安二百里，当贼冲，右捍延安，左可致河东粟，北可图银、夏。”范仲淹因此向朝廷推荐种世衡负责此事，仁宗随即下诏令种世衡修筑青涧城。然而种世衡筑城时困难重重，“垒近敌，屡出争，世衡且战且城。初苦无水，凿地百五十尺，至石而不及泉，工以为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钱，卒得泉。城成，赐名青涧。世衡改秩主之”。种世衡克服了敌人骚扰、缺乏泉水等种种困难，终于将青涧城修筑完成。
青涧城究竟有何重要性？《读史方舆纪要》载青涧县（宋之青涧城）在延安府（延州）东北二百三十五里，北至绥德州（绥州）百二十里，亦即青涧城位于绥州与延州之间，在青涧筑城可以挡住西夏来自绥州的进攻，以保卫延州的安全。青涧城完工前，“东路无藩篱”；青涧城完工后，成为绥州与延州之间的屏障，保障了延州的安全。青涧城完工之后，宋朝下令“授君（种世衡）内殿承制，知（青涧）城事，复就迁供备库副使，旌其劳也”。将种世衡由文官改换为武职，使其负责青涧城的防务。
青涧城除了防御的功能之外，种世衡更将青涧城作为招抚羌人、搜集情报的根据地。范仲淹《东染院使种君墓志铭》记载：“塞下多属羌，向时汉官不能恩信，羌皆持两端。君（种世衡）乃亲入部落中，劳问如家人意，多所周给，常自解佩带与其酋豪可语者。有得虏中事来告于我，君方与客饮，即取坐中金器以奖之。属羌爱服，皆愿效死。”在范仲淹、种世衡的积极经营下，绥州对延州的威胁得以减轻，鄜延路的防线至此才算巩固。
二、治平四年绥州事件
仁宗时宋夏战争结束后，西夏俨然成为宋朝西北的巨患，因此如何解决西夏的威胁，成为后任君主的挑战。治平四年（1067）宋英宗去世，年轻的宋神宗赵顼即位，“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励精图治，将大有为……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帝愤然将雪数世之耻”，以击败辽、夏作为其目标。而对西夏的首要之务，便是解决西夏对延州的威胁，神宗采取的方法是攻占绥州。负责执行这项任务的，即是种世衡之子种谔。
治平四年（1067），种谔逼迫西夏将领嵬名山向宋朝投降，并攻取绥州城。
夏将嵬名山部落在故绥州，其弟夷山先降，谔使人因夷山以诱之，赂以金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而许降，而名山未之知也。谔即以闻，诏转运使薛向及陆诜委谔招纳。谔不待报，悉起所部兵长驱而前，围其帐。名山惊，援枪欲斗，夷山呼曰：“兄己约降，何为如是？”文喜因出所受金盂示之，名山投枪哭，遂举众从谔而南。得酋领三百、户万五千、兵万人……遂城绥州。
嵬名山之弟夷山先向宋朝归降，种谔便让夷山劝其兄投降，并以金盂贿赂嵬名山的手下李文喜。种谔在嵬名山尚未决定投降，也未收到转运使薛向与安抚使陆诜命令的情况下，便率军进入绥州，逼迫嵬名山降宋。种谔收复绥州的计划，实际上出于北宋名将折德扆之曾孙折继世，“嵬名山之内附，（折）继世先知之，遣其子克懃报种谔，谔用是取绥州”。
种谔虽然成功收复绥州，但他招降纳叛、挑起战争的做法，引起了许多朝廷官员的不满，翰林学士郑獬说道：“种谔不顾国家始末之大计，乃欲以一蝼蚁之命，以天下为儿戏，苟贪微功，以邀富贵，此正天下之奸贼。”知谏院杨绘亦奏言：“切闻高遵裕诈传圣旨，与种谔等纳西夏叛人首领近三十人，仍深入虏界地名绥州，筑城以居之……莫若贬谪其矫制擅兴之罪，以正典刑。”知杂御史刘述亦说：“臣昨以种谔不禀朝命，擅兴兵马，城西界绥州……乞并同谋人枷送下狱，从朝廷差官制勘，依军法施行。”由于众文官的交相指责，刚即位的神宗亦不敢承认下了密旨，让种谔几乎背上了“诈传圣旨”的罪名，于是种谔虽立功却被贬官，神宗下令将种谔“贬秩四等，安置随州”。其后，神宗向官员侯可询问对此事的看法，侯可说道：“种谔奉密旨取绥而获罪，后何以使人？”神宗才重新恢复了种谔的官职。
当时众文官弹劾种谔的重点，在于种谔“矫制擅兴”，然而却无人论及种谔此举在战略上的意义。种谔收复绥州之后，西夏与宋朝鄜延路的边界，便大致以横山为界。有了横山的屏障，宋朝在横山以东形势完固，延州不再受到西夏的威胁。此外，宋朝更可以绥州为根据地，西出横山，向西夏发起进攻，让宋朝在战略上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局面。
正因为宋朝收复绥州破坏了西夏的战略优势，引起了西夏的强烈不满，西夏毅宗谅祚开始对宋朝发动军事反攻。宋将折继世“以骑步万军于怀宁砦，入晋祠谷，往银川，分名山之众万五千户居于大理河。夏人来攻，再战皆捷”。谅祚又“诈为会议，诱知保安军杨定、都巡检侍其臻等杀之”。幸而谅祚于治平四年十二月暴卒，宋夏之间才未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
宋朝虽然收复了绥州，但是新即位的神宗却屈服于文官集团的压力，一度将种谔罢免，使得种谔无法从绥州向西夏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在此时，王韶向神宗提出《平戎策》，主张：“国家必欲讨平西贼，莫若先以威令制服河湟；欲服河湟，莫若先以恩信招抚沿边诸族。”所谓“河湟”，指黄河、湟水两条河流之间的地区，位于今天甘肃省西部，以及青海东北部一带，唐代前期为陇右道鄯州、廓州等地，安史之乱后为吐蕃所占据。仁宗宋夏战争期间，宋朝为了抵抗西夏，曾一度遣使联络河湟地区的吐蕃人领袖唃斯罗，约其共击西夏。至神宗时期，河湟地区最大的势力为唃斯罗之子董毡，“自唃斯罗死，董毡继立，文法只能安集河、湟间，而近边诸族自为种落”。王韶认为征服河湟，便可由河湟威胁西夏南部，形成东（陕西）、南（河湟）两面夹击西夏的局面。这一战略偏重在宋夏边境线南段的开拓与征服，与种谔经营绥州（在宋夏边境线的北段）形成强烈对比。
宋神宗画像
面对这两种对夏方略，宋神宗如何抉择？当时宋神宗初即位，王安石变法尚未开始，宋朝军队积弱的问题十分严重，因此避免与西夏的直接冲突是较好的选择。种谔攻占绥州已引起与西夏的冲突，如果再进一步从绥州西出横山，与西夏的大战将不可免。而王韶经略河湟地区，虽然在战略上构成对西夏的包围与威胁，但河湟并非西夏的领土，经略河湟较不易引起西夏的干涉与冲突。
此外，种谔收复绥州后，文官指控种谔“诈传圣旨”，实际上文官也知道种谔的行为是得到神宗同意的，只是他们不能直接指责皇帝，故将种谔当作替罪羊。神宗似不愿再因绥州问题与文官继续对立，于是将战略眼光放到了河湟，同意了王韶的《平戎策》。熙宁元年（1068），神宗任命王韶为“管干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熙宁四年（1071）八月，宋朝设置“洮河安抚司”（按：正式名称应为“秦凤路缘边安抚司”），神宗任命王韶主其事。在王韶的不断经营之下，熙宁五年（1072），神宗下令“升镇洮军为熙州镇洮军节度，置熙河路”。并任命王韶“以龙图阁待制知熙州”，亦即以王韶为熙河路经略安抚使。
由于宋神宗将对付西夏的战略方向，由北边的绥州转到了南边的河湟，因此，西夏新即位的惠宗秉常与摄政的梁太后向宋朝表达愿意以塞门、安远二寨交换绥州，神宗也表示同意，熙宁元年十二月“庚戌，赐夏国主秉常诏，许纳塞门、安远二寨，归其绥州”。但大臣郭逵反对，说道：“虏既杀王官，而又弃绥不守，见弱已甚。且名山举族来归，当何以处？”在郭逵的坚决反对下，将绥州交还西夏的计划无疾而终。宋朝为了减低绥州的敏感性，熙宁二年（1069）十月将绥州改名“绥德城”，降低绥州的行政地位，以示和平之意。但西夏仍不死心，熙宁四年九月，西夏又遣使“表乞绥州城”，但宋神宗回答“更不令夏国交割塞门、安远二寨，绥州更不给还”，仍表明了拒绝交还绥州的态度。
另一方面，种谔复官之后，又遣折继世劝说宣抚使韩绛经略横山，“（折继世）说韩绛城啰兀以抚横山，因画取河南之策，绛以为然”。种谔希望从绥州出发，越过横山攻入西夏。韩绛同意后，种谔于熙宁四年（1071）采取行动：
韩绛宣抚陕西，用（种谔）为鄜延钤辖。绛城啰兀，规横山，令谔将兵二万出无定川，命诸将皆受节度，起河东兵会银州。城成而庆卒叛，诏罢师，弃啰兀，责授汝州团练副使。
种谔越过横山，筑啰兀城，并企图攻略银州，然而因为庆州军士叛变，影响军事行动，最后只好放弃了啰兀城，种谔也再度被贬官。
从治平四年种谔冒着挑起战争的危险收复绥州，到西夏屡屡请求宋朝交还绥州，再到种谔由绥州出发攻略横山、银州，筑啰兀城，可以看到绥州战略地位的重要。朱瑞认为：“绥州位于无定河下游，又扼大里河出口，是守卫银夏地区的重要屏障，一旦据有绥州，就可以沿无定河谷长驱北上，西夏的米脂寨、银州、夏州、宥州就犹如囊中探物。因此，对宋夏双方来说，绥州城具有不同寻常的战略地位。”张多勇、杨蕤也认为：“治平四年（1067），种世衡之子种谔，利用青涧城策反嵬名山部落，遂城绥州，成为鄜延之门户。北宋借助绥德开始谋划进筑横山，虽不成，但在无定河谷地，宋军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北宋夺取绥州是继种世衡夺取青涧城之后，种氏第二代将领种谔的重要杰作，其目的是建立北宋对西夏战争的右翼，以达到夺取横山地区、取得军事主动权的目的。”对西夏而言，绥州则是攻略延州的跳板；对宋朝而言，若掌握绥州，则拥有了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基地。虽然宋神宗在对西夏的战略上，对王韶经略河湟的计划采取积极的态度，对于绥州的经略则较为消极，但种谔仍在绥州等待时机，期待完成“据守绥州、西出横山”的计划。
三、绥州与元丰宋夏战争
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西夏发生政变，惠宗秉常为其母梁太后囚禁，种谔因此向神宗进言趁机讨伐西夏，神宗遂决意西讨。七月，神宗下诏陕西鄜延、泾原、环庆、熙河、河东麟府路五路伐夏。种谔“将鄜延及畿内兵九万三千出绥德城”，由绥州向银、夏等州进兵：
敌屯兵夏州，谔率本路并畿内七将兵攻米脂，三日未下。夏兵八万来援，谔御之无定川，伏兵发，断其首尾，大破之，降守将令介讹遇。捷书闻，帝大喜，群臣称贺。……谔留千人守米脂，进次银、石、夏州，不见敌。
种谔大军围攻米脂寨，在歼灭西夏援军八万人后，米脂守将令介讹遇投降，这是种谔初期的胜利。种谔大军取得初期胜利的原因，便是绥州在宋朝手中，使种谔可以无后顾之忧，将主力投入西夏。
但西夏军随即避免与种谔大军进行决战，故种谔军“不见敌”，无法歼灭西夏主力，反而孤军深入，军需粮草消耗殆尽，“种谔驻兵麻家平以俟折运，逾期不至，士卒益饥困，行八日次盐州，会大雪，死者十二三，左班殿直刘归仁率众南奔，相继而溃入塞者三万人”。种谔的鄜延大军因此溃散。
另一方面，环庆（主帅为高遵裕）、泾原（主帅为刘昌祚）两路大军围攻灵州，也被西夏击败，“高遵裕攻围灵州，十有八日不能下，粮道且绝。贼决七级渠以灌我师，水至，遵裕断炮为梁以济，刘昌祚殿，手剑坐水上，待师毕济然后行。贼骑追袭，转战累日，至韦州，士争入寨，无复队伍，贼乘之，我师溃死者甚众”。这一战役，西夏方面尽量避免与宋军主力决战，采取诱敌深入、决河灌宋军、抄绝粮道等方式，一步步消耗宋军战斗力，最后宋军大败。
灵州大败之后，宋军转攻为守，种谔“谋据横山之志未已”，希望由绥州向前部署，在横山地区修筑城堡，与西夏长期抗战，于是派遣其子种朴向神宗呈上其方策。神宗并亲自召见种朴询问细节，并将种朴擢为閤门祗候。在种谔的建议之下，神宗“命徐禧、李舜举使鄜延计议”，与种谔进一步商定细节。
元丰五年（1082），鄜延路经略安抚使沈括主张在古乌延城筑城，“以包横山，使夏人不得绝沙漠”，而给事中徐禧则主张“于银、夏、宥之界筑永乐城”，种谔认为永乐山上无水泉，不可修筑城堡，但神宗最后支持徐禧的意见，命令徐禧修筑永乐城堡，神宗赐名“银川寨”。然而永乐城堡刚完成，西夏立刻派遣大军三十万来攻，西夏军包围永乐城堡，断其水源，城内乏水，宋军渴死者大半，西夏终于将永乐城堡攻陷，徐禧战死。“是役也，死者将校数百人，士卒役夫二十余万，夏人乃耀兵米脂城下而还”。永乐之役结束后，不久种谔也“疽发背卒，年五十七”。种谔无法看到“据守绥州、西出横山”计划的实现，抱憾而终。
虽然灵州、永乐两役都以宋军惨败收场，不过可以发现与仁宗时宋夏战争不同的是，战争的主要战场是在西夏境内，灵州固然已深入西夏内陆，永乐城亦位于西夏“银、夏、宥之界”，即使永乐城失陷，西夏在米脂城下耀兵而还，仍被宋朝占领的米脂城原先也是西夏的控制区。宋朝在鄜延一路，由于将绥州纳入版图，防卫形势完固，可以倚横山之险抗衡西夏，并可进而攻入西夏境内。至于攻入西夏境内后的胜负成败，则由其他军事因素决定（如宋军补给不力，西夏军战略战术得宜等），与绥州的战略地位无太大关系。元丰七年（1084），宋朝将从西夏手中取得的米脂、义合、浮图、怀宁、顺安、绥平六城寨隶于绥德城（绥州）。这些城寨便是历经灵州、永乐两役，由绥州向西经略仅存的成果。
四、哲宗时代的绥德城
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摄政，以司马光为相，废除神宗之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司马光等人对宋神宗时代追求富国强兵的新法持反对态度，同时对开疆拓边的行动也非常消极。元祐元年（1086），西夏遣使至宋进行外交试探，要求归还兰州、米脂等五寨。司马光奏言：“灵夏之役，本由我起，新开数寨，皆是彼田，今既许其内附，岂宜靳而不与？……惜此无用之地，使兵连不解，为国家之忧。愿决圣心，为兆民计。”司马光认为“新开数寨”原本即是西夏土地，还给西夏又何妨？终于在元祐四年（1089），哲宗同意将边境葭芦、米脂、浮图、安疆四寨交还西夏。按葭芦寨在河东路石州，安疆寨在环庆路庆州，米脂、浮图二寨，则在绥州。张多勇、杨蕤认为，元祐四年弃地事件，将米脂、浮图、葭芦、安疆四寨归还西夏，边将经营横山的计划被朝臣打破，对于北宋边将来说是最大的悲剧。
哲宗亲政以后，重新恢复神宗对外拓边的政策，史称“绍圣绍述”，逐步收复绥州沿边城寨。哲宗元符二年（1099）十一月，“诏绥德城为绥德军”，并将“暖泉、米脂、开光、义合、怀宁、克戎、临夏、绥平寨、青涧城、永宁关、白草、顺安寨并隶（绥德）军”。将绥德城的地位提升为绥德军，再度开始由横山向西扩张，直到徽宗崇宁四年（1105）三月，“戊午，复银州”。收复银州者，为陕西转运副使陶节夫：
《陶节夫家传》：乙酉春，夏人又点集，与本路绥德军相对，久之，谍者言：“夏人引其兵东矣。”先公（陶节夫）议出师，城银州，官属皆不愿从，至有引永洛事（按：即永乐城之败）争者。又曰：“夏人东出，不过至麟府，此去不踰旬，奈何？”先公曰：“我计之熟矣，夏人必西趋泾原，诸君不我从，我当以二子与士卒同死生。”遂选耿彦端为都统制，而二子从之云云。疾驱至银州，夏众来拒者犹万人，我师即陈，一击而败，遂城之，五日而筑毕。夏人果趋泾原，扰萧关筑事，洎闻城银州，引兵来争，城成已几月矣。至城下顾瞻，无可奈何而退。
南宋初年名将韩世忠也曾参与其役，《宋史·韩世忠传》记载：“崇宁四年，西夏骚动，郡调兵捍御，世忠在遣中。至银州，夏人婴城自固，世忠斩关杀敌将，掷首陴外，诸军乘之，夏人大败。”宋军攻占了西夏的银州，自种世衡、种谔以来据守绥州、西出横山的策略总算有了较大的成果。
结论
西夏先祖为唐末定难军节度使拓跋思恭，定难军节度使的管辖范围为银、夏、绥、宥四州，因此这四州之地成为党项最早的据点。西夏元昊称帝，与宋朝开战之后，绥州在横山以东，可直取延州，因而造成宋军三川口之败。为了解决绥州对延州的威胁，范仲淹推荐种世衡在绥州与延州之间修筑青涧城，作为防御延州之用。至世衡之子种谔，更转守为攻，于治平四年（1067）诱降西夏守将嵬名山，攻占绥州。
宋朝占据绥州之后，宋朝鄜延路的防卫形势日趋完固，延州已不再受到西夏的侵扰威胁，但种谔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更进一步计划以绥州为据点，越过横山向西经略，企图攻入西夏境内，收复银、夏等州。
然而，种谔的计划受到了许多阻碍与挫折，治平四年种谔遭到文官弹劾，幸有神宗袒护才能官复原职。熙宁四年（1071）受韩绛之命攻取银州，又因庆州军士的叛变而失败。至元丰四年（1081）五路伐夏，种谔一度攻入西夏境内，却因粮运不继而败。元丰五年（1082）作为绥州前进基地的永乐城堡又遭西夏攻陷，使得“据守绥州、西出横山”的计划屡遭打击，最后不得不戛然而止，而种谔也在永乐之役失败后抱憾而终。
神宗去世后，哲宗“元祐更化”时期，旧党当政，一反富国强兵的政策，对外采取消极的态度，将绥州前沿的米脂、浮图等寨交还西夏，使得“据守绥州、西出横山”的计划更是遥不可及。及至哲宗亲政，元符二年（1099）将绥德城提升为绥德军，逐步收复沿边堡寨，“据守绥州、西出横山”的计划才重新复活，至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收复银州，这一计划才有了较为具体的成果。
神宗时期王韶提出《平戎策》，计划收复河湟等地，此一计划从神宗到哲宗、徽宗基本上是按部就班地推动（虽然“元祐更化”时期也遭到反对而中止），并完成了建立“熙河路”的成果。与王韶的计划相比，种谔“据守绥州、西出横山”的计划则是命运多舛，到徽宗时才有初步成果，然而随着靖康之祸，北宋灭亡，这一尚未完成的计划也消失在历史舞台。
作者雷家圣，系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