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健 | 方国瑜：行走在中缅边境
方国瑜（1903~1983），字瑞臣，云南丽江人，纳西族著名史学家、语言学家、民族学家，是西南民族史的开拓者、云南地方史的奠基人。
1935年4月，有关中英会勘滇缅南段未定边界的消息引起了方国瑜的注意。随后，他发表了几篇文章谈论中缅南北两段的界务问题。中英会勘滇缅南段未定边界委员会的中国委员尹明德在阅读了方国瑜的文章后，认为方国瑜如能亲自到边界考察，就能对界务提出更为精辟的意见。因此，尹明德通过名士李根源，力邀方国瑜以中国委员随员的身份参与边务谈判，其职责是提供历史资料、查阅文献和实地调查。
1935年8月，方国瑜赴云南边地旅行考察8个月，并及时记录途中见闻，共写出《班洪风土记》《卡瓦山闻见录》《裸黑山旅行记》《摆夷地琐记》《炉房银厂故实录》《罕姓土司系谱录》《边行杂识》及《旅边日程》8篇文章。
在实地调查中，方国瑜首先关注到滇西边界被英缅殖民当局蚕食的事实，发现菖蒲桶与缅甸交界的一段，“到如今还没有立过界碑，因此原来管辖着很广的土地，一年一年地缩小，丧失给英帝国主义者”。
结合文献与实地调查，方国瑜注意到，由于清王朝漠视菖蒲桶边务，怒、俅两江流域土司管理不善，英帝国主义者乘势派人经营这一地方，设立教堂，实行煽诱。“英人一面笼络俅民，一面布置武力，各处伙头在利诱威迫之下不得不调换他们的执照，改任洋官”。英国在被占的中国领土上设官任职，由英人或缅甸人担任，并开始向当地居民征税，进行缅文教育。
方国瑜还考察了卡瓦山边境民族的一些军事设施及当地人民反击侵略的历史事迹，他看到甘乃寨“高山土筑土高三尺，长四五丈，嵌竹筒数十于其中，有火药经过之痕迹，此土人用为防御，且经作战于此者。土人作战，勇敢异常，惟不知战术，亦无作战计划，然犹知险要处筑防御工事焉”。在漫波寨附近，方国瑜看到此地“伏木阻道，悉率难行，遍插竹签于其间。签削竹为之，火乾脆劲，尖锐而利，直插于地，不慎履之，能通薄皮底鞋刺入，且有涂毒药于签者，中毒可致死，同行为竹签伤者，经久始愈”。在高多寨，方国瑜想登上后山，但遭到拒绝：“竹签密布，恐为所伤也。土人不履不袜，虽践砂砾不以为苦，然不能抗竹签之利刺，亦防敌之一种利器也。”
方国瑜还特别留意滇西边地民族的国家意识与爱国情怀，到班洪第二天，方国瑜就看到土司官署悬着中国“国旗”。在实地调查中，他还进一步了解到，当时卡瓦山的塔亭、甘塞、光宗诸王地，“亦于节令悬国旗”。班洪总管胡忠汉曾多次对他说：“我数代人服汉朝，汉朝对我家好，我不能背叛先祖，不能背叛汉朝。炉房银厂是汉朝的，我们为汉朝看守，我不能失了先祖之意。洋人来，我一定要打，这是我的责任。”1934年英兵火攻班老，村寨多遭焚毁，但其困刚（即班老王）发誓说：“除非月亮落地之日，余必不降英。”
方国瑜注意到，班洪土司在社会管理中秉持民主议事风格，且与人民平等相处。班洪有大、小衙门之分。总管署为大衙门，每年所收门户税，由大衙门征之，酌分若干于小衙。总管之下，设大小头目，为世袭官，非有大过，不轻于更易。有关全区大事，则集众头目会议决定之。“土署前有隙地，牛猪粪堆积，秽气不堪，晚饭后，寨中老幼蹲而谈天，忠汉（即班洪总管胡忠汉）亦时杂其间，未以贵族自矜也。”
班洪地区民风淳厚，土署不设监狱，也很少用刑罚。“有官司，然不受刑事之苛，亦无禁闭之事。有告案，总管恳切劝之，偿金了事，罪大恶极者则置之死地，故不须有黑房子之设。而班洪境内，以罪至极刑者，数年不一闻云。”
方国瑜注意到，生活在菖蒲桶即现在的贡山地区的大部分是当时被称为怒子和曲子的怒族人，他认为这些人大概是同一民族。因为流经该地区的怒江和独龙江的划分，且他们的服饰习惯也有不同之处，于是被认为是两个民族。方国瑜发现其实他们的语言一致，都以农业生产为主，并辅之以男子打猎、女子纺织。
方国瑜还记录了菖蒲桶地区的婚俗和丧葬习俗。如怒族的“制一木棺，形如柜，把尸体盘坐棺中，送至山上浅葬。到冬季农隙时，又将棺材掘出，请喇嘛念经，然后焚化，骨灰装入瓦罐埋入土中，上砌以石，高约二尺，旁竖木标，悬着写上藏文经典的一条麻布，但无所谓扫祭之礼。曲子则更简单，死后停在家里，亲友来悼者，都带着一筒酒，以少许注于死者之口，停一二日，在房子左近挖坑，葬以木棺，也有只用一块板子或一张竹帘的，置死者于其上而掩埋,上面拿石板或木板围架着，把死者生前所用的弓箭挂在里面，妇人则放有筐子。”
当时，外界对卡瓦山地区各部落名称的记载差异极大。方国瑜经数次询问当地居民，确知部落根据大小，分为4个等级。并从习俗上区分佤族两个最大支系的差异，“卡剌文化程度较高，不杀人头祭谷，信仰佛教；而卡瓦族则较粗野，不信佛，杀取人头祭谷。此其大较，妇女装束及村落之设备亦异焉。卡剌自称曰La，卡瓦自称曰Wa”。
方国瑜看到卡瓦山被称为野卡的佤族，房屋建筑只用草、竹、木3种材料，无一土石，不立房基。所以，“土人住室最易引火，而房舍栉比，偶一家不慎，全寨俱焚，故祀火神，年必一祭，大都在十一月，家出谷或鸡，延巫祷祝，共醉一餐而散。”由当地佤族的家居生活看，南坎乌附近佤族，“则无所谓床被，众人围火塘睡，甲枕于乙，乙枕于丙，以次相续，一人动而众人醒。晨起，则甲醒而猛击乙，乙惊而猛击丙，丙亦击丁，众醒而立，睡眼朦胧，自抚其面，稍顷而散，各事所事也。”
卡瓦地区不产盐，当地部族群众得盐不易，故多淡食。方国瑜在考察中发现“野卡菜汤无盐，围火塘而食，置一盐团于锅旁，取而舔之，以次传递，设有用齿嚼者，群起而捶其背以儆之。”他在猛董的贸易场所亦见远道来做生意的人，“饥而出其粗且黑之馒头，乱盐以佐餐焉。”
在猛董，方国瑜考察了佤族举行的镖牛联欢活动，“即以所杀牛分诸部落来者，土人聚而分之，不剥皮，分割以归。曾闻野卡食生肉，步其后往观；至火塘，各出刀切肉，掷火中，稍顷即出，拍灰而啖之，血淋淋入口。其齿利胃健胜过吾人，生食亦不为病也。”
方国瑜记录了卡瓦地区的过寨送礼习俗，“将周行其境，派人送盐、茶至所有野卡村寨，野卡以芭蕉果、甘蔗为礼，盖取芭蕉之叶最宽，甘蔗之叶最长，尊其人而送此物也。既送礼物，则不仇视；惟有贪财者，则将入寨，阻于门外索钱，与之，始放行。又或悔前言者，则阻于途，送生硬芭蕉果数枚，告勿来，强之则致动武也。”
方国瑜注意到班洪地区种植棉花，并了解到当地少数民族所种的棉花“多系木本，既植之后，年收一次。春间锄土刈草，任其荣实，按时收成，不多劳力，亦无肥料，而家家有棉田，以一家足衣为度。种棉多在距寨较远之地，有二三十里以外者，盖其近处谷田，而棉田年仅数至，故植于远山中。”
班洪地区的民族服饰、生活习俗亦引起了方国瑜的关注，男子“蓝布短衣长裤，单层，鲜有夹或棉衣，气候使然也。头缠白或蓝帕，短发不梳洗，无理发匠，长则自剪之。不履不袜，脚底厚而趾较长，健步如飞，登山涉岭，如履平地。出门，则挂长刀、布袋，腰间插烟杆，面垢唇厚，然较野卡则为清秀耳。”当地妇女装束，尤其是以佤族女性最有特色。“卡刺以首饰啷噹，为其著者。耳有环，径寸许，或穿耳孔，径三四分，施铛大如钱，铛下垂环，两环以绳系之垂缨于胸，两耳所垂，其重当不下三四两。项圈径尺许，或雕花，式样极多。手镯则或绕银线，或为块，宽三四寸，刻纹。胸亦多挂银制品。”此外，方国瑜还记录了班洪地区的紫胶生产、自然物产、音乐舞蹈、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
方国瑜在考察中发现，裸黑山地区的少数民族在日常生活中缺少蔬菜。“余等自离猛董，即不得青菜，口焦唇干，颇觉不快。同行者或剖芭蕉树取其干心切而食之，稍有藕味，而恶臭难人口。往山中采蕨薇食之。”通过了解，方国瑜得知当地人向来没有种菜的习惯和意识，“偶一家种，远道觅种子来，长未数寸即食之，寨中亦家家乞之，于是无愿作此费力而不获数餐之劳者。每年夏秋之交，有萝卜、芋薯之属，春季有蕨菜，此外则终年无菜蔬”。鉴于这种情况，方国瑜曾与各寨头人交流，希望他们能够收集菜蔬种子分给各家，鼓励各家开辟菜园，并订立公约不许讨要菜蔬，更不许偷窃，以便当地居民四季有菜蔬佐餐，改善食物结构。
在卡瓦山东丁寨及甘乃诸寨，方国瑜看到寨中竖立着木叉，了解到这是杀牛祭鬼仪式的现场。当地少数民族每有疾病或岁时祭祀，则延请巫师，用牛祭祀鬼神。祭祀结束，置牛头于家，并以家藏牛头之多称豪。在东丁寨头人的家中，方国瑜对此体验深刻。“稍倾，头目开瓦窗纳光，视座旁，牛头列焉：有仅存骸骼者，有犹附皮肉者，令人作呕，而头目指之喃喃语，不审何意也。”此外，方国瑜还详细记载了在卡瓦山所见占卜术，大事镖牛定吉凶等民间信仰习俗。
滇西边境民族普遍崇拜诸葛亮，在公明山猛茅寨，方国瑜得知每年农历二月七日，当地男女都会登山祭孔明。当地居民认为卡瓦山为孔明所开辟，所以，每年都要祭祀他。卡瓦山地区的其他部族，也每年都要登山祭孔明，只是祭祀时间不同。而且孔明崇拜现象在当地极为突出，“有道远不能至者，则遥望而祭焉。”
在卡瓦山猛蕊寨，方国瑜看到寨中有铜鼓二面，当地人称为“孔明鼓“，相传为诸葛亮遗制。在炉房山，有寨名为“诸葛营”，当地人认为该地是孔明南征宿营之所，虽无史证，亦可见当地民众诸葛信仰至深。
来源：《中国民族报》 2013年02月01日和22日的0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