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介堪与鸟虫篆

流派篆刻艺术发展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吴昌硕一派的篆刻艺术于印坛如日中天，而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经济贸易与文化中心的上海，也聚居着大量来自江浙一带的优秀印人。除了不少归入缶翁门下外，对于出道稍晚的大名家赵叔孺，慕名请益者也是络绎不绝，前后列籍门墙者达六十人。其中来自温州的方介堪，即为二弩精舍门下的佼佼者。

方介堪（1901—1987），祖籍浙江泰顺县。祖父名舆，号养初、养卿，同治初年秀才，中年曾为永嘉白象某私塾西席，遂移居温州，后在府学助教。父朝雄，字冠英，养初公第五子，为永嘉县学童生。方介堪生于永嘉县（今温州市）西门外浦桥方氏旧宅（今温州市烈士路十一号）。乳名仁，谱名宣济。初名文榘，号介盦，二十七岁后更名岩，字介堪，以字行，别署玉篆楼、蝉园、松台山馆、晚香堂。晚号蝉园老人、蝉叟、晚香堂主。八十二岁后迁居木杓巷，又署木杓居。

1926年，年轻的方介堪随吕渭英赴沪，并经吕氏介绍，拜入赵叔孺门下，印艺得以猛进。同年，方介堪应上海西泠印社吴幼潜之邀，任木版部主任。日后方介堪广交海上艺坛耆宿名流，并得到了吴昌硕、褚德彝等大名家的指点.

介堪于印学贡献甚多，振兴鸟虫书是一事，编次《玺印文综》、《古玺印汇》又是一事，而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托付韩天衡，则又是其贡献之特出者。天衡从介堪问艺近三十年，玉印、殳书，亦步亦趋，至某日，天衡以印稿示介堪，介堪曰：“汝可以求变矣。”事见《韩天衡印选》后序，正是此一“变”字，成就韩天衡，恰如《水浒》第一回“洪太尉揭开天师符”，他日倘有好事者续作此“点将录”，必取天衡坐第一把交椅无疑。

赞曰：

矩度赵家姿态好，功夫更到鸟虫书。

识韩慧眼金针度，木棉袈裟托付初。

长乐

工整一路的马军八骠骑，除了排第一的陈巨来、押后的顿立夫外，方介堪位居第七，主要是为了以介堪的鸟虫篆比拟刺满花秀的九纹龙史进。《天衡印话》说：“殳文、鸟虫入印，明人也偶为之，但欠火候，若何震曾刻'登之小雅’印，则被朱简辟头盖脑定为'谬印’，此固然与朱修能识见有限及审美情趣有关，也与何氏的生疏表现有关。鸟虫篆入印而取得突破性成绩者，当推温州方介堪。”韩先生的确不是过誉，徐谷甫编《鸟虫篆大鉴》，收罗古今印例1551品，方介堪一人即有236方入选。

白文“长乐”被认为是他鸟虫印的典范，被印在《方介堪印选》的封四，而《方介堪篆刻精品印存》也用作书口。

虫书鸟篆，滥觞先秦，而取以入印，实始于汉，古谱中“媫妤妾娋”是其代表，而此法不传也久。介堪于鸟虫篆中独树一帜，所作“不失古风，不违字理，酌奇而不失其贞，玩花而不坠其实。”

从左至右：迟燕草堂、云还草堂、

边盦

因鸟虫篆文字流传稀少，也不易辨识，想要进行篆刻创作势必会遇到择字不够的遗憾。而方介堪通过不断潜心研究与临摹，并在好友画家张大千的首肯支持和谢稚柳的参与建议下，最终深刻领悟到了鸟虫篆印的造型特点和变化规律。方介堪以“不失古风，不违字理”为前提，“创造性地以严谨的古文字形体与艺术的绘画原理作入情入理的结合”，并运用其行云流水般的刀法，创作了大量的有古有我、精美绝伦的鸟虫篆印，以华丽的姿态重新亮相，并绽放出更为瑰丽炫目的光彩。方介堪由此成为晚清至民国间，鸟虫篆印领域中“承前启后的枢纽人物”。

方介堪曾言，印章之优劣取决于境界的高下，即“法度乃艺术之起点，境界则为艺术之生命”。他独创的朱文鸟虫篆印，篆法盘曲婉畅，线条如游丝般纤细，并常施鸟首为装饰，深得韵满流美之趣，虽前无古式，但在气韵上与两汉鸟虫篆印息息相通。另外从线条装饰手法来欣赏，方介堪鸟虫篆印中还可仔细分为相对简约与繁琐两大类。像“潇湘画楼”“迟燕草堂”“鱼饮溪堂”等完全属于同一品类。

其线端以圆眼的尖喙鸟首为主，简洁抽象，也不施其他鱼、虫、夔等形体。印中线条纤细精致，如游丝盘旋，篆法婉畅重叠，但并不将篆法完全泯灭。篆法力求和而不同，而整体又得以统一。

方介堪对自己的鸟虫篆也颇自信，曾自题诗云：“戈头矛角殳书体，柳叶游丝鸟篆文。我欲探微通画理，恍如腕底起风云。”此外，方介堪也是一位多产的印人，其壮年时勤奋好学，一日可镌五十印，传说刻章累计达三四万方。方介堪推刀精确稳练，线条不事修饰，作品的成功率也是极高的。方介堪仿玉印一路，也是其最为经典的形式，但从篆刻艺术发展的历史功绩来看，却远没有鸟虫篆印贡献来得巨大。方介堪在现代印坛的意义与地位，诚如其在评价皖派鼻祖邓石如所说的：“大凡开宗立派者总有一尝试探索过程而后臻纯熟，看其个人成就达到何等高度，更重要在看其所独有艺术风格为后世艺术之发展提供何等的广阔天地，使后学能既宗其法，又不断翻新。”方介堪典雅华丽的鸟虫篆印，雅驯灵动而拒靡末妖冶，也为现代鸟虫篆印的兴盛，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启迪作用。他的这种扎根于传统经典，并勇于创新的精神，值得后人学习与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