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岳阳楼记》教学中的一处想当然 / 开普饭

（范仲淹画像）

文：聂传安

教学过程中，或限于学识，或由于疏懒，或人云亦云，我也会出现一些“想当然”的情况，思之让人羞愧。

前不久，我写过一文《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滕子京》，其中有这么一句：

“庆历六年时被贬邓州的满怀失意的范仲淹若是得知了他笔下的岳阳楼是如何建成的……”

范仲淹是庆历五年去邓州的，而《岳阳楼记》是写于次年（文后有“时六年九月十五日”句），所以上文中的“庆历六年”倒没错。

但说范仲淹“被贬邓州”并且“满怀失意”，则是我的想当然耳。

我们都知道滕子京是因遭诬陷而“谪守巴陵郡”，到任所后，虽“愤郁满怀，却励精图治”。他重修岳阳楼后，“犹觉不足，于是请名家作《洞庭晚秋图》，连同亲拟《求记书》一并寄好友范仲淹。范欣然命笔，遂有《岳阳楼记》传颂千古。”（见《教师教学用书》九上P114）

而那时的范仲淹，正在知邓州的任上，即邓州的最高长官。

一州之长，看似很不错，但要知道，这一年他刚罢参知政事（副宰相），任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

从职位高低及与权力中心距离的远近来看，知邓州无疑是最为不济的。

这不是被贬又是啥？这不算“左迁”又算啥？

但是查看有关史料，还真不算。

《宋史·范仲淹传》中有如下之句：

“……仲淹亦自请罢政事，乃以为资政殿学士、陕西四路安抚使、知邠州。……以疾请邓州，进给事中。”

原来他的参知政事一职是“自请”辞去（虽也有内部压力），而去邓州，也是他的主动申请！

再查《范文正公集》卷一九，则有他的《陈乞邓州状》一文，文中有如下之段：

安抚使今后别无事务，欲乞朝廷指挥废罢（安抚使这一职位今后无事可做，请朝廷废除此职），臣则宿患肺疾，每至秋冬发动（我有严重的肺病，一到秋天就发作），若当国有急难之时，臣不敢自求便安，且当勠力（国难之时，我自当尽力报国，不敢辞职），今朝廷宣示西事已定，况邠州元系武臣知州（现在边事已定，况且邠州以前都是武臣知州，我这个文臣不合适），伏望圣慈恕臣之无功，察臣之多病，许从善地，就访良医于河中府同州或京西襄邓之间，就移一知州，取便路赴任，示君亲之至仁，从臣子之所望，实繄圣造，得养天年，臣无任瞻天仰圣云云（就请陛下能给我一个能养病的好地方——比如邓州，我感激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