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亮辉《联海荡舟》五、对联与名胜 六、对联与诗歌
五、对联与名胜
神州大地，大凡名胜处，皆有名联。名胜因名联而添异彩，名联赖名胜而传遐迩，二者相得益彰。多少参观游览者曾身置幽美明丽、险峻峭拔、庄严肃穆的名胜处欣赏着、玩味着、领悟着一副副情文并茂、理趣俱佳的对联而似醉如痴。在这高雅的文化氛围里或感自然之妙趣，或发思古之幽情，或悟人生之真谛。假若名胜处没有了名联，真会大煞风景。所以名胜与对联就自然地情缘难分了。
纵观千姿百态的名胜对联，大体上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抒情联
抒发思想感情是所有文学作品的共同特点，而对联则是抒情的最经济最凝炼的形式。名胜处抒情联颇多。
乾坤容我静，
名利任人忙。
这是曼殊所撰的浙江舟山岛普陀禅寺联，作者沉溺于幽静的大自然中，仿佛与世无争，超然物外。
对酒且消愁，四面云山谁做主；
感时花溅泪，万方多难此登临。
这副苏州虎丘联，巧妙地化用了李、杜诗句，感世伤时，将深沉的爱国主义感情注于笔端。
“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秦涧泉为岳飞墓前秦桧跪像所题的对联，构思奇特，初看似乎对大奸臣秦桧未置可否，可认真领会，“少名桧”、“愧姓秦”，顿觉当时作者的悲愤、痛恨之情是何等强烈。
二、议论联
议论联往往能用简明的语言切中名胜古迹有关的事物本质，阐发哲理，评论人事。三青阁对联“置身须向极高处，举首还多在上人”就极富哲理。作者借登山的感觉，寄寓天外有天之理，诚恳地告诫人们治学、处事均须谦虚谨慎，奋发向上。
写鬼写妖，高人一等；
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郭沫若撰写的蒲松龄“聊斋”联，高度地概括了《聊斋志异》的基本内容，热情地评价了蒲松龄的文学成就和讽刺艺术。
三、掌故联
名胜古迹，大都有不少优美的传说和悲壮的故事，大都留下过古代名人的足迹，所以咏叹人文典故的对联在名胜古迹随处可见。
君妃二魄芳千古，
山竹诸斑泪一人。
这副首嵌“君山”的二妃墓联，将远古优美的传说凝结其中，既有思古幽情，又添神秘色彩。淮阴侯（韩信）庙联“十年兴败一知己，七尺存亡两妇人”更是巧妙地运用掌故，抓住与韩信一生有关的人物──一知己（萧何）、两妇人（浣沙妇人，吕后）来准确地概括韩信的一生。一世英雄，悲哉、惜哉！
四、风景联
名胜古迹，风景殊佳，常使游人忘返。而那些风物景色在联家笔底更是气象万千，韵味无穷。北京颐和园偕趣园有一副这样的对联：
西岭烟霞生笔底，
东洲云海落樽前。
此联大方典雅，景物流动，逸兴遄飞。骆成骧西湖秋月联“穿牖而来，夏日清风冬日日；卷帘相见，前山明月后山山。”这里清风明月，处处佳景，四季宜人，怎不令人流连。
五、综合联
除以上四种外，更多的名胜联属综合联。作者往往在一副对联中的寥寥数语里，抒情、写景、咏古、议论融为一体。济南李清照纪念堂悬挂着郭沫若的一副对联：
大明湖畔，趵突泉边，故居在垂杨深处；
漱玉集中，金石录里，文章有后主遗风。
对联以景物映衬故居，让人窥视到女词人的性格修养。进而列著作、比后主，论其文学成就及风格。文豪写文豪，纵无溢美之词，足见赞誉之情。
把酒涤烦襟，任天涯草绿，世界红尘，此心澄似双江水；
凭栏舒望眼，看远浦帆樯，夕阳城郭，胜慨多于六岭春。
这是萧光南所撰邵阳双清潭双清亭联。登上双清亭，把酒舒目，但见景物如画，澄江似练，人间尘杂一洗了之，何等豁达！岳阳楼对联“四面湖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更是立意高远。作者陈大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忧国忧民的沉重感情在览物之际油然而生。
名胜古迹对联是丰富多彩的，是我国灿烂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旅游业大兴，她也随之大放异彩。只是有两点令人遗憾：一是许多名胜，虽有古人名联增色，却无今人佳作点缀。至于一些新的建筑更是疏忽了对联的诱人魅力。二是在名胜处，也有的对联内容消极，基调低沉，不能给人以启示和教育。
六、对联与诗歌
对联不同于诗歌，但它源于诗歌。相传五代时蜀主孟昶写在宫门迎春祈福的“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是我国最早的春联，距今千多年了。然而运用对联的艺术形式对偶写成的诗句却远在此前。
早在我国先秦诗歌中，已见对联的雏形。诗歌是人类在劳动中依照劳动时的节奏，因袭劳动的呼声而产生的，有着明显的功利目的。但由于它是一种“劝力”的手段，所以尽管在它的产生之初并没有韵律的要求，却也自觉地表现出较为和谐的节奏，亦即表现出了诗歌的主要特点，对偶句也随之产生。如原始劳动歌谣“土，反其宅；水，归其壑。”诗歌发展到《诗经》时代，已呈四字为主的体式，其中对偶句已随处可见。如：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小雅·采薇》）
风雨凄凄，鸡鸣喈喈。（《国风·风雨》）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国风·汉广》）
诗歌沉寂了大约三百年之后，中国诗歌史上开始了第二个重要时期，其标志是屈原和《楚辞》。从《诗经》到《楚辞》，诗体出现了嬗变，以四字为主的定格被打破，代之以参差错落的句式，但是对偶句却更活跃于诗歌中了。如：
鸟何萃兮蘋中，罾何为兮木上。（屈原《湘夫人》）
石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屈原《湘君》）
骐骥伏匿而不见（兮），凤凰高飞而不下。（宋玉《九辩》）
以上《诗经》和《楚辞》中的对偶句，显然不符严对的要求，平仄不能相对，词性不尽相同，尤是上下联对应的地方还往往出现相同的字词，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已意识到运用对偶来表达感情，和谐音韵了。假设作者不用对偶，肯定不会这样耐人寻味。
诗歌发展到西汉，进入到第三个发展阶段，五言诗体已形成，这样更为对联的产生准备了条件。这阶段的诗歌中已不乏好的对句了。
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战城南》）
男儿爱旧妇，女子重前夫。（《羽林郎》）
纤纤濯素手，札札弄机杼。（《迢迢牵牛星》）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行行重行行》）
第一联可视为格律符合的对联了。后几联虽仍有失对的地方，但较之以前在意境、词义、音律上已有很大的发展。作者已充分地考虑到了地域、方位、性别、动物、植物、动作、叠音等在对句中的对应关系。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诗体重大变革的时期。建安以后渐重词藻、对偶、用事以及声音的和谐。齐梁时，周颙发现了汉语的四声，沈约将四声的知识运用到诗歌的声律上，提出“八病”之说，和其他诗人共同创造了“永明体”，为律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开创了我国“近体诗”发展的时代。这显然对对联的产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时期，诗中精美的对句已难枚举。
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曹植《白马篇》）
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木兰诗》）
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此外，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谢灵运《登池上楼》）、“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陶渊明《归园田居》）、“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等对句，虽格律欠工，但由于理趣盎然、情景独佳而为千古名句。
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新纪元。诗体上，经沈约创“四声八病”说之后，诗歌律化也加快了步伐。经过庾信、上官仪、“四杰”的努力，律体基本确立，到沈佺期、宋之问则已完全成熟、定型，成为一种重要的诗体。律诗共八句，其中三四句、五六句就必须严格对仗，如果把这两联抽出来，就可以说是两副格律精严的对联了。
如王维的《使至塞上》：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对偶）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对偶）
萧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
又如李商隐《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对偶）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对偶）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律诗中的对句，平仄相对，词性相同，内容相关，来不得半点差错，否则贻笑大方。杜甫是写作七律的第一大家，其诗内容广泛而深刻，诗中对句也仪态万方：有深沉凄切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有高邈超迈的“星随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有清丽幽婉的“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有荡气回肠的“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杜甫还创造性地将对句延伸到全诗，如《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 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该诗章法井然，格律严整，四联皆对，联联称奇。首联对起，起势浑成；颔联对承，意境壮阔；颈联对转，内涵丰富；尾联对结，冷软结束。被历代评家赞赏。杜甫还将对句用于绝句，如《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就用了两个精彩的对句。
律诗定型之后，对句在诗中取得了“合法”地位，对联也就逐渐成熟起来了，于是唐后的五代便出现了孟昶所撰的第一首春联。
对联到了宋代又有了发展。明以后，源于诗歌的对联，已不仅作为律诗的组成部分，而且脱颖而出，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它或状景、或抒情、或明理，或馈赠、或自勉，在体制上也突破了五、七言的范围，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景象。既有“唯楚有材，于斯为盛”（岳麓书院联）、“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岳阳楼联）这样的精巧佳构，也有昆明大观楼长联（180字）、黄鹤楼长联（350字）、青城第一长联（394字）、津江城楼长联（1612字）这样的宏篇巨制。名胜古迹、官衙学府、凉亭馆舍、舞榭歌台无处不见，而且“飞入寻常百姓家”。此外，对联研究著作、对联专集也出现了。如李渔的《笠翁对韵》，车万育的《声韵启蒙》，对于对联的普及和提高起了不可多得的作用。对联虽然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但由于它源于诗歌，也由于宋元明清乃至当今仍继承了律诗的体制，对联在律诗中仍是“当仁不让”。
在律诗的基础上，随着时代和音乐的发展，又产生了以长短句为主的配乐新诗体──词和曲。词和曲虽有各自的格律要求，但在表面上看来较之律诗的严整和平板显得参差活泼，然而它们也没有把对句拒之门外。在好多词曲里都有对偶佳句。如“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白居易《忆江南》）、“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晏几道《临江仙》）、“乱石穿空，惊涛拍岸”（苏轼《念奴娇》）、“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岳飞《满江红》）、“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辛弃疾《破阵子》）、“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福贵又寿延”（关汉卿《窦娥冤》曲词）、“下西风黄叶纷飞，染寒烟衰草凄迷”（王实甫《西厢记》曲词），这些词曲对句，虽不如律诗中对句和对联的格律严整，但通过比照、衬托，或气壮山河，或怒火填膺，或如泣如诉，或如诗如画。在篇中不可多得。
传统诗词发展到五四时期，受到了新文化的强烈冲击，无拘无束的新诗应运而生。然而，就是在这代表着诗歌发展方向的新诗中，诗人们仍然喜用对句来写景状物、叙事抒情。如：“岸草那么青翠，流水这般嫩黄”（郭沫若《黄浦江口》）、“炮声隆隆，刀枪儿响亮；战马啸啸，铃环儿叮当”（管桦《行军》）、“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光未然《保卫黄河》）。就连一些将“韵”都抛却了的当代诗人，也不忍向对句决裂。当然，随着诗歌的革新，新诗中的对句也挣脱了律诗对句的束缚，以其通俗的语言和时代的精神给新诗注入了新的气韵。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尤是新诗对句的继承和革新，对联这一传统艺术也产生了巨大变化。许多对联从高雅庄严的圣坛走向了群众化、通俗化。如冯玉祥为女儿女婿作的婚联“民主新伴侣，自由两先锋”、赵树理给一对医生、演员夫妇作的婚联“摸摸擦擦是为了治病救人，说说唱唱是为了教育群众”，无不通俗易懂又富时代意义。而今，文坛艺苑百花齐放，新旧体诗歌各展风采，联语也雅俗并存。
以上可见，对联与诗歌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对联是随着诗歌的发展而发展的。旧体诗是对联孕育的沃土，格律诗是对联成熟的摇篮，而新诗则是对联通俗化的催化剂。大凡善诗者能作妙对，善联者必有好诗。现在，对联与诗歌这一姊妹艺术正在时代的艺苑中争奇斗艳，竞放异彩。
【作者简介】朱亮辉（1957— ），邵阳市人，原邵东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高级讲师。湖南对联文化传承人，全国第二届“书香之家”户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家、诗词、楹联家协会会员，邵阳市诗词协会、楹联学会常务理事。邵东市诗词协会名誉主席、邵东市楹联家协会顾问。著有《联海荡舟》《诗林漫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