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晴：【依稀往事尘如烟 情留此时空馀念之五】我的大学／邵东63届北大生的部分回忆录

我的大学

刘向晴

人生就像蒲公英一样，“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记忆中已经十分遥远的那个九月初的午夜，车子在黑幽幽的校园林丛中七转八转，终于停住的时候，我认定那是我一生中最神圣的一个夜晚：命运安排我选择了燕园一小片土地飘落下来，并在此发芽。神秘的燕园，绚丽的湖光塔影从此和金色的青春、美好的憧憬联系在一起，充满了诗意和情趣。一个充满诗意和情趣的关于校园的记忆，不论时间上过多久，空间上远隔千山万水，它总是那样清晰，那样甜蜜，虽然对起初的期望有一丝丝幽幽的失落与伤感，对最后结局与机运有一些些涩涩的无奈与慨叹！

走进北大

我于1963年7月高中毕业参加全国高考，临考前，自己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当时中南地区鼎鼎有名的华中工学院。但是，我的班主任老师却不甚满意，他认为我学习成绩向来算好，鼓励我报考北大、清华。但我觉得北大清华好像是空中五彩斑斓的绚丽光环，高不可攀，我和周围同学都认为只要能考上大学就已经是农家子弟“鲤鱼跳龙门”了，如今要去报考全国最最知名的顶尖级学校，那不是有点年少轻狂吗？不过拗不过班主任一再督促，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我不情愿地将第一志愿改报为北京大学，而华中工学院只好屈居第二了，––––报考北大非不愿也，实情怯也！考试完后，身心彻底放松，什么考试、志愿、录取等等，就束之高阁了。说实话，虽然那时大学录取率远远低于现在，但考生和家长都不象现在这样考后急不可耐，有如热锅上的蚂蚁，日思夜梦都在盼等结果。我在考后很快就从“府城”回到乡下。时值南方农村“双抢”大忙之际，为了给家里多挣点工分，就急匆匆地参加到生产队里“双抢”行列中去了。炎夏七月骄阳似火，“双抢”恰似火中取栗，完全靠人手的农活似战火中肉搏拼杀，我跟着社员头顶骄阳，穿行“火”中，起早贪黑，夜以继日地“肉搏拼杀”，搞得浑身泥浆，疲惫不堪，录取通知之事完全丢到“爪洼国”去了。有一天，一个“府城”同学田头造访，才把此事提了出来。他高声地喊着我的名字，满脸兴奋地挥舞着手中的一张纸片，充满激情地叫道：“你考上啦，你考上了北京大学了！”“忽”的一下，社员们放下手中工作，纷纷围上来，争看那神秘的录取通知书。队长也不失主人的宽厚热情，像自家遇到喜事一样，高兴地分派两个社员去采摘一筐虽然中看却不甚甜的西瓜招待远道而来报喜的客人，以示庆祝。我接过录取通知书一看，上面赫然写着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正是我当初填报的第一志愿。我很意外，但很高兴，家里的人也很高兴，邻里乡亲都很高兴。一个处于偏僻山村的农家子弟，一个家族与书香毫不沾边的体力劳动者后代，一个无钱、无势、无背景的庶民之子，能考上与前清“太学”有着浓厚血脉关系的“泮宫黉殿”，能不叫人高兴吗？不能说我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但我敢说我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北京大学的。

1963年9月8日上午九点零八分，我从离家六里地的小火车站出发，带着简单的行李，坐火车北上京城，开始漫漫的求学之路。按说，我出发的日子和时刻，按现今时尚说法，是选也选不到的吉祥数字，预示着顺风和希望。但事与愿违，旅途并不顺畅，当我行至长沙办理中转北京的手续时，车站贴出的公告说，洪水冲垮了前方路基，往石家庄以北所有列车停开，购票者到原购票站退票，何时通车，随时咨询当地车站云云。于是，我做了一次免费旅游，周而复始，又回到原地。这次不愉快的的出行，也真是我北上求学充满坎坷的预兆。

过了几天，我打听到火车已经恢复运行，就再次登程北上。车过石家庄，速度明显减慢，透过车窗看到广阔的华北大平原上留下了被洪水漫过的清楚痕迹：地势低洼之处，浑浊的洪水此时还没有完全退去，玉米成片成片倒伏在地，翠绿的茎叶沾满斑驳陆离的污泥，灌木树丛上到处挂着杂物，如乱草、树枝，布条、织物等等，它们被大自然狂暴的力量裹胁着东荡西突后，好象已经精疲力尽，很无助地听凭风儿摆布；潮湿的土地被毒辣太阳炙烤而气蒸雾蔚；空气中没有一丝凉意，却弥漫着一股强烈的土腥味，格外沉闷。火车行走在抢铺的临时轨道上，扑哧扑哧吃力地拉着列车一步一步艰难行进，速度不会比一个步行的人快多少。过了许久，最艰难的一段路终于过去，前面的机车放了一阵蒸汽后，似乎也松了一口气般拉响汽笛，欢快地向前奔驰。车到终点站已过子夜，我坐上学校“迎新”校车，大约在凌晨两点多进入北大南门。谢天谢地，此行终于结束！明天办好入校手续，我就可以算是一个真正的北大人了。

新生开学典礼在大饭厅举行。大饭厅是北大学生就餐的食堂之一，也是北大最大的学生食堂，据说就餐人数达四、五千之众，我们称它为亚洲第一食堂。平时，它是学生就餐的食堂，遇到大型报告会，便将餐桌挪到一边，临时改做报告厅。上午九时许，我们系和数力、物理等系新生近两千人排着长队走进会场，其余系的新生分别在其它食堂和几个大教室设立的分会场听报告。一阵热烈的掌声响过之后，学校主要领导及十几位大师级人物走上主席台，陆平校长将大师级教授们一一介绍给新同学。大家以崇敬的目光仰望这些声名卓著的教授，都为有幸成为北大学子，接受一流教育而无比骄傲。一张张年轻的脸上浮现出幸福的笑容。

我们班37个同学，全国各省市都有，以北京同学最多，闽、沪次之，湖南惟我一人。我们的班长是一个福建小伙，中等个儿，说一口带福建腔的普通话。班团支部书记是个姑娘，也是福建人，大家选我当了组织委员，另一个北京的女同学为宣传委员，我们几人组成了一个阴盛阳衰的班子。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们”虽然各怀惊人的“武功绝技”，但还是比较团结的，从来也没有“华山论剑”“单挑切磋”之类比拼发生，只是后来在“文革”中，彼此“各为其主”，先是唇枪舌剑，各不相让，最后发展到真刀实枪，大打出手，一团和气的景象终于不复存在。我们班有两个音乐天才，一个是女手风琴手，古今中外名曲，无一不会，无一不精，演奏得柔如行云流水，春风拂柳，刚则裂石遏云，惊涛拍岸。另一个是男高音，高音之高，简直可以直追帕瓦罗蒂，现今所唱《青藏高原》最后高腔部分，这位老兄可以毫不费力地唱到蛛穆朗玛峰上去。可惜生不逢时，要是现在，还读什么劳什子北大，那还不是早当歌星去了，所有班上活动，系里联欢，学校晚会，都有他们的身影。我们班全体同学为之骄傲自豪了好一阵子。

1963年的中国，刚刚经历过1960年的经济最困难时期，通过两年的调整恢复，已经基本走出经济不振的黑暗阴影，北京街头上初步显现物价大幅下降、商品供应渐趋平稳，市场逐步兴旺的向好局面，只是公共汽车顶上，此时仍然残留着过“苦日子”的痕迹，由于汽油严重缺乏，每个公汽顶上都顶着一个硕大的煤气气囊。其余用于运货的汽车，则在尾部安装一个煤气发生炉。据说，铁人王进喜到北京开会见此情景，很是羞愧和激动，喊出了“宁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震彻古今的豪言壮语。经济的好转，对我们这些出身贫寒的农家子弟上学来说，确是一件天大的幸事，大学学习期间国家包吃包住，每月还有4元零用钱，可以满足学习生活基本所需。但毕竟数字有限，家里也没有多少钱可寄，所以口袋从来都是瘪瘪的，“羞涩”之时居多。至于穿戴，继承了我们初民以遮体保暖为要的基本原则，很少加以修饰打扮的。哪个时代整个社会奉行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风尚，很难见到穿名牌、项金戴玉的，穿着奇装异服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这多少可以掩盖我们这些农家子弟与城市家庭学生以及富家子弟之间的差别。记得我曾经有一张在天安门广场拍摄的照片，穿的裤子膝盖处，就打了两个大大的补丁，当时自己不以为难看，别人也绝不以为怪异，因为那时有人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是再平常不过的。可惜这张照片后来不知丢到哪里去了，从而失去了一个难得的教育后代最生动的现实教材。

北大图书馆是全国高校中藏书最丰博的图书馆。我很喜欢北大图书馆，不仅因为它的建筑是中国古典风格与现代风格的一个很好的结合，古典的外表与内部现代化的舒适融为一体，而且因为它是我在北大学习期间去得最多的地方，差不多天天必去。尤其临近考试，为了能得到一个较好的复习座位，每天早中晚，图书馆和各阅览室门前总是黑压压地拥挤着一群占位子的学生，大家望眼欲穿地等待着，只听“咣啷”一声，馆门刚开了条缝，人们便蜂拥而入，就曾经出现过有人在开门时随人群一拥而入，而人虽入室而鞋子却留在门外的尴尬。到图书馆阅览室我最喜欢东面临窗的桌子，只要我来得早，总是必选这个位置，因为这里阳光最为充足，空气最为通透，并且隔窗可见高耸的博雅塔，碧蓝的天空也一览无余，我以为这是整个图书馆最适合自习的地方。在图书馆读书，尤其是读需要读读想想的大部头深奥的诸如哲学书籍之类，安静是必要条件，在一个宁静的空间里和文字对话是一件很惬意且幸福的事情。但时间久了，也会潜滋暗长出四下无人对话交流的寂寞和冥思苦想的辛苦。而现实中的大千世界则总有一些在过去的时空中无法亲历的未知领域，撩拨着我莫名的憧憬，于是，我耐住了寂寞和辛苦，继续默默地读下去，还不时往笔记本上匆匆地记点什么……。

北大食堂的伙食水平应该说比当时农村大多数家庭都要好，但我却很不习惯，早餐棒子面糊糊，窝头就咸菜，中、晚餐总是窝头，窝头，最后还是窝头，白面馒头只是中间的调剂品而已。对于来自南方鱼米之乡的学生来说，餐桌上奇缺的就是“鱼”和“米”，它们就像怀抱琵琶的少女，遮着的面庞总难以让人见到。改善伙食要等到过节的时候，例如 “十、一”、春节等等。此时，可以供给炒肉片(丝)、炒鸡蛋之类，主食则是馒头或米饭，有时也可吃上一顿饺子，但要动员学生（主要是女生）帮厨。我们宿舍南面一墙一路（32路）之隔对着海淀的一家小餐馆，在宿舍楼上可以一览无余地观察到里面的情况，南风轻送，一缕缕久违的浓烈菜香扑鼻而来，使人垂涎欲滴。这家馆子主要卖猪下水、猪头肉之类，最难得主食是大米饭，而且菜里放了那么一点点红艳诱人、增人食欲的辣椒，这可对了湖南人每菜必辣的味。虽说我们钱袋不鼓，粮票无多，为解思乡之馋，暂把他乡当吾乡，有时也会隔三差五来到这无名无号，略带湘菜风味的小餐馆撮上一顿，叫上一份猪头肉、炒肥肠、炒猪肝、拆骨肉之类，就着大米饭，津津有味地吃着，每次都是三下五除二，风卷残云，不一会儿就碗干碟净。

由于家里经济困难，上学以来寒暑假都没有回家，开始一年还能忍受，第二年就不好忍了，假期一到，心中只觉得茫茫然无所事事，行坐不安，心绪不宁，一直要到假期结束，才能慢慢恢复正常；第三年、第四年更是忍无可忍，简直就要发疯了，到后来一提到放假就莫名其妙地歇斯底里起来。我生出了一股强烈的思乡之念，于是决定1967年寒假无论如何也要回家过春节。但是，寒假未到，回家却提前成行，那是一次伤心之旅，悲寂之行，我因母亲逝世于12月回湘奔丧。由于当时心情不好，日盼夜想的回家带来的不是愉悦，而是痛苦和哀怨。但我也注意到了别后四年家乡已不是从前的样子，我离家时还很小的许多邻居弟妹，都变成大小伙大姑娘了，连认都不敢认了。至于家庭经济状况，非但没有向好的方向变化，反而每况愈下，父母为我读书花去了所有积蓄，屋漏偏逢连夜雨，母亲患病又用去了很多钱。家里没人对我说，母亲是因为没钱医治加重病情的，但我心里清楚，这一定是个重要原因，若如此，我的罪孽可大了。现时父母逝世写讣告，大多采用《婚丧大全》上现成复古式写法，其文起头曰：“不孝男某某等，罪孽深重，侍奉无状，痛遭……致永诀恃屺”这是自我贬损的套语，情况并非如此，但却不幸对我而言中，我甚至连最后送终见母亲一面都没能实现。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当想起母亲为我长大成人呕心沥血，为我读书竭尽所能，为我安心学习默默承受超负荷的经济压力……或看到母亲遗留下的物品，物在人已亡，立刻泪淋涔，总是伤心不能自抑，怨责自己不孝之至。

美丽校园

北京的高校中流行这样一句话：北大是诗，清华是散文，八大学院是论文，意思是说，北大燕园很美，像诗一样；清华园不错，像散文一样；八大学院虽是美文，但缺少风骚、韵致和修饰，像科研论文一样。应该说这话是中肯的。我第一次走进北大是初秋的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又是坐在校车上，来也匆匆，顾不上多看周围的景致，对她没有太深的印象。安顿下来后，趁开学典礼前的空闲，我抓紧时间熟悉周围环境，打算一窥这所古老而美丽的大学校园庐山真面貌。前前后后逛了一圈，初识了她美丽的容颜，感觉她是那样的美艳，那样的不可方物，那样的使人一见就永远难忘！

北大校园又称燕园，包括淑春园、勺园、朗润园、镜春园、鸣鹤园、蔚秀园、畅春园、承泽园等，在明清两代是著名的皇家园林，“林茂园深百鸟鸣，人工写意山水真”，数百年来，虽然几经变迁，数易其主，但其基本格局与神韵依然存在。

来到北大西门，即北大正门，首先看到大门两侧有两头高大雄伟的石狮，面前的校门古色古香，具有典型的中国古代建筑风格，分外体现出她典雅庄重的韵味。门上横额蓝地金框毛泽东所书 “北京大学”四字苍劲有力，气势雄浑。跨进大门就来到一座大理石拱桥，桥下碧波荡漾，水中鱼翔浅底，两岸绿意盎然，斑斑点点的各色小花争妍斗奇，点缀其间。紧挨西边围墙是一大片稻田，微风徐动，稻穗起浪，淡淡的禾花清香弥漫于湿润的空气中；耳听蛙声阵阵，草虫长吟，眼前分明是一幅充满乡村情趣的田园诗情画。穿过石桥，再往前眺望，展现眼前的办公楼气势恢弘，它的二楼就是著名的“办公楼礼堂”，有九百四十二个坐席，除了用作北大平时集会外，也是很多来北大的国内外政要、学者名流发表演讲的庄严场所。办公楼左边是外文楼，右边是化学北楼，两楼前面分别树有一座高大秀丽的华表。办公楼西北角，有一亭叫翼然亭，是清代鸣鹤园仅存的古建筑，亭内彩绘燕园校景十余幅，遂又名校景亭。它娉婷玉立的美妙身姿与周围的层楼幢影，和谐地构成一副仿古建筑群美仑美奂的图画，使人感觉到一种古典的韵味：深沉而浓重，典雅而悠远，平静而祥和。

北大校园后院，到处是古松苍柏，高大乔木浓荫阔叶，遮天蔽日，翠绿草坪处处锦茵，空气中散发着清新的自然植被所独具的诱人芳香，使人感到有身临郊原的惬意。在这片树林中，生长着成片成片葳蕤的银杏和黄栌，每当深秋来临，它们的树叶变换了颜色，一个金黄，一个红艳；一个金光冲天，一个红霞照地，像一幅美丽的西洋油画展开在你的眼前。沿着林阴曲径走下去，不一会儿便来到了一座湖泊。历史学家钱穆为这一泓碧水取了个透着禅机的名字：未名湖——未名而有名，未名而知名。从此，未名湖便成了北大校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也成了在北大学习生活的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坎坷命运的见证。

北京大学的主要景致都集中在未名湖周围，真所谓移步换景，影动画生。湖岸边树立的四扇汉白玉石屏，上面镌刻的风景诗：“画舫平临蘋岸阔，飞楼俯映柳荫多。夹镜光澄风四面，垂柳影界水中波。”就较为集中的概括了未名湖的美景。未名湖是北大近乎森林公园风景区中的核心部位。其特色在水韵和岸景，是明清以来北京皇家湖泊韵、景的代表，它近连圆明园福海，远接颐和园昆明湖，不仅湖岸草浓，环水绿影，风畅景明，戏蝶飞莺，而且湖边丛林中环布着许多轩榭丽舍、斋庭宫苑，曲廊幽巷，圃阁亭台。湖光与岸色相映成趣，变换出四季胜景琳琅：当其春也，则熏风和煦，柳丝拂绿，芳卉竞放；野凫知暖先浮水，青萍蓝藻酬春晴；岸边四合院里紫藤古槐，蘼芜满架，芝兰其荣，玫瑰芍药，灿烂似火，树木掩翳，若出瑶台，堪比阆苑；当其夏也，则碧波涟荡，浅处岸边，芰荷满布，菡萏竞登，芙蓉花尖立蜻蜓；蝉鸣深树，此唱彼应放歌声；时至秋夜，晚风徐来，漫送桂馨飘远；眼前是，蝙舞蛙跳萤飞；抬头望，月高云淡星稀；低头看，银光遍洒幽林；侧耳听，蟋蟀哀哀唱吟，好一个寥廓初秋美如画。而后冬至寒降，瑞雪铺天，纷纷扬扬，数九之月，湖冰铿锵，白叟黄童，红男绿女，穿梭滑冰嬉戏于湖上；待及雪晴，则琼枝斗寒，素柏立雪，高天红日照银妆！

最值得一看的湖景为“湖光塔影”，塔名博雅塔，其实是一水塔，人不能攀登，1942年为解决燕京大学师生生活用水，由当时燕大教授博晨光集资所建，故名博雅塔。塔型按北周通州燃灯塔仿建，为八角密檐式，古朴秀丽的造型给未名湖平添了几分风采。它傲视苍穹的伟岸身躯，在茂密的树枝遮挡下，时隐时现，倒映在碧波之中，似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默默地矗立在湖畔，不惧雨雪霜冰，任凭风云变幻，在金色的阳光中仰观蓝天，守望着一湖波光粼粼的秀水。湖和塔的天作之合构成了未名湖的主旋律。这绝妙的搭配仿佛是绘画巨匠用如掾之笔描绘出的一副水墨画不朽杰作，又像是哲学大师精心编写的隽永深邃的讲义，那么富有哲理，那么耐人寻味：湖与塔的动和静，柔和刚，空灵和凝重，欢动和肃穆，喧阗和沉思，变幻和守恒，构成了无数多姿多彩，如梦如幻，令人叹为观止的绝妙佳景。

未名湖雨景格外美丽而浪漫。每当夏雨潇潇，湖面湖岸都笼罩在烟朦朦的雨雾之中，隔湖远眺对岸，只见岸柳垂杨、修竹细桃随风摇曳，阿娜多姿，呈现出一种若隐若现轻柔朦胧的飘逸。一对对情侣勾肩搭背，共撑一伞，在环湖石径上刻意地姗姗而行。阵风吹皱了湖水，泛起环环相扣连绵不绝的波浪，轻轻地拍打着湖岸，发出啵啵的声响；波与波之间互相撞击，豁豁之声不断。当此时也，未名湖一反往日静谧、安祥的常态，演奏起一曲由大自然自编自导自演天籁齐发美妙绝伦的交响乐：习习凉风吹过耳畔，呼呼之声若有若无，身心顿时变得轻爽无比；雨打芭蕉、水滴石阶，嘀嘀答答，清脆悦耳；风动树梢，雨洗枝叶，松涛波涌，萨萨之声此起彼伏，循环往复回响在清新的空气之中；不远处被榴花榆荚所遮掩的凉亭里，一名学校剧社社员正在练声吊嗓，她所唱的京剧拖腔婉转曲折、流利轻快，在雨中传送，格外悠扬绵长……。

湖岸边还有两处景点不能不看：一是翻尾石鱼，这原是圆明园中长春园的遗物，几经转卖，后被朗润园主人载涛买下。燕京大学1930年级学生毕业时，将此石鱼买来送给母校，从此翻尾石鱼就在未名湖畔安了家。另一处是湖畔花神庙上面不远处的斯诺墓。斯诺生于美国坎萨斯城，1928年以记者身份到中国，1934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年曾到陕北革命根据地采访，回京后写了《红星照耀着中国》（即《西行漫记》）。建国后，斯诺曾先后三次访问中国，为发展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了贡献， 1972年2月15日逝世于瑞士日内瓦。遵照斯诺的遗愿，其部分骨灰安葬在中国，1973年10月19日在北大举行了安葬仪式。
   北大百年纪念堂是1998年为纪念北大建校100周年而建造的，典雅恢宏的建筑正对着著名的三角地，背靠着燕南园，紧邻图书馆，占尽地利天时。它的建筑设计构思精巧，层次分明，错落有致，质感强烈，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周围的建筑群浑然一体，相得益彰，达到了与校园环境的和谐统一，成为北京大学引以为自豪的又一新的标志性建筑物。

未名湖往南，不多远就是燕南园。提起北大的象征，外人会说是未名湖、博雅塔，而每一个北大人，都会用庄严而肯定的语气告诉你：北大的象征，是燕南园。一批批最优秀的学者、一代代大师级的人物，一个个光耀中华现代文明史的名字：冰心，吴文藻，雷洁琼，翦伯赞，江泽涵，周培源，马寅初，冯友兰，汤用彤，王力，朱光潜，陈岱孙，侯仁之……，都曾经在燕南园居住过，可以想象，北大各个时期的万千学子，每当课余饭后，则从不同地方向燕南园辐辏，求教、求索、聆听大师们的教诲，得到毫无保留的指点，收获来自象牙塔尖的启迪。燕南园，是北大当之无愧的象征，是北大人永远值得珍惜的精神家园。

燕南园景色很美。围墙内古槐参天，花木扶疏，十多座两层小楼错落其间。我第一次见到它时值初秋，院子里很少有人走动，很安静。倒是杨、槐、枫、银杏的叶子正在变色，不时有一片两片被风吹落下来，不禁使人顿生一叶知秋的伤感。

燕南园住宅编号为50号到66号，每个宅院的门口，能看到黑底白字的木门牌。燕南园的建筑以“洋式”为主，多为两层小楼。室内装饰具有典型的西洋风格：取的是美国城郊庭院别墅的模式，门扇窗框用的是上好的红松，精美的门把手全由黄铜制成，房间里铺设打蜡地板，屋角有典雅的壁炉，卫生间里冷热水分路供应，家家门前屋后有一个宽敞的庭院，可以随主人的爱好或插满翠竹，或种上花草，或栽植灌丛乔木，或摆设奇树异木、怪石突兀的盆景，真是情趣各异，风流纷呈。

不过，我听说，燕南园老一辈房客故世后，现今有一些小院没有再住人，而是改为办公地方。是啊，燕南园，你有太多的骄傲和荣耀，也有太多的伤悲和哀怨，你今天恐怕再也不能重现半个世纪前那空前的灿烂辉煌。也许后起的大师们没有住进燕南园，是他们更钟情于纷纷拔地而起的教师住宅楼的时尚，我们愿意理解为处于快速信息时代的新北大人演绎着与前辈精英们完全不同的新锐的生活理念，他们有他们这一代人的价值观；我们更愿意相信，他们反对的是时下到处泛滥的露骨的实用主义、浮躁和物欲，他们追寻的是现实的纯真和心灵的平静。因此，燕南园还会有更多的庭院将不再住人而变成办公室。燕南园小楼门口当年挂上的黑底白字的门牌，将带着无限眷恋的伤感，无言笑对岁月的沧桑。但是，请不要忘却，无数先哲的风骨，在这里长存。他们丰博学识铸成的智慧光芒、他们终身奋斗高高树起的学界大旗，他们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与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构成了一种恒久的魅力，已经融入到燕南园的每一处风物、每一缕气息、每一株花草树木之中！燕南园永远是北大人心目中的精神家园！

厚重的历史

北京大学是国内最古老的大学，原名京师大学堂，是19世纪末我国维新变法兴学图强的产物。1898年经光绪皇帝下诏，京师大学堂在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的主持下在北京创立，是为北京大学之前身。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后，民国政府于1912年5月，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成为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其后，北大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三任校长：章士钊、何燏时、胡仁源，大都因人事问题，板凳没坐热就走人。北大在蔡元培任校长以前，官气较重，因为自国子监、科举制度被取消后，很多人都以京师大学堂为科举的替代品，以此为仕途捷径。1916—1927年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一扫陈腐的官学、太学之旧风，北大发生了根本的变革。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子民，浙江绍兴人，我国著名教育家，早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接任北大校长后，蔡元培对北大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提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崭新学风，使北大呈现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气象，他对北大的贡献，是开创性的，无与伦比的。毛泽东曾赞誉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在评价蔡元培先生时也说：“以一个校长身分, 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 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 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北京大学自蔡元培时代以来，一直注重科学研究，是中国科学研究重地，科学氛围浓厚。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从而成为中国的学术中心，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作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发祥地，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基地，北京大学为民族的振兴和解放、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不可代替的贡献，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先锋作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精神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在这里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说到新文化运动，不能不说到沙滩的“北大红楼”以及在这里曾经发生的轰轰烈烈的峥嵘岁月，因为这里是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北大红楼”培养起来、走出去的前辈们发起的爱国运动掀起的狂飙猛烈冲击了封建主义、旧礼教、旧思想、旧文化，而民主、科学的旗帜从此被高高擎起。

北大红楼走出的新文化运动第一人当属北大教授、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任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陈到北大任教后，将《新青年》也带到了北京，继续鼓吹思想文化革命。这位以安庆独秀山为名的旧文化、旧思想的叛逆者，遗留下了“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的诗句。他对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国家，挣扎在水生火热里的百姓，积弱积贫、分崩离析的社会，志存高远，身负责任，决意救赎，因此，他奔走呼号，领先吹响了思想启蒙的号角。他提出民主（德先生）与科学（赛先生）：“可以救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沿着这一思路，他在努力地探索着，虽然，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不像他希望的那样，他不幸而成为一个有巨大争议的历史人物。
    北大红楼走出的旧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是北大教授、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他主持北大图书馆时期，是北大图书馆高举火与剑，与旧文化、旧思想激烈战斗的时期，与此同时，他创立了一套适应新文化的改革制度，从而成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在北大图书馆主任任上，先生系统地研究了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组织建立了第一批共产主义小组，使得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期的创始人之一。而他的生命，永久地停止在三十八周岁，他被当时统治北京的反动军阀张作霖所杀，人所共知先生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佳句，是这位革命前辈留给后人永久的记忆。

北大红楼图书馆的另一个工作室，迎门而立有一张斑驳的旧式书桌，桌上笔架砚台一字摆开。书桌后面曾经坐过一位从长沙来京的学生——毛泽东。他每月工资八块银元，按现在的标准，似乎还未达到北京最低工资线，用这些钱，毛泽东不仅维持自己的生活，还不时接济和他一起来京的同学。平日里，他在展览室登记新到的书报，登记前来阅览的人的姓名。这位青年人，具体的职务是图书馆李大钊主任的助理员。他所做的一切在今天看来，是极其普通的“杂事”。但这位青年人更多的是利用空余时间，一面组织和准备“新民学会”会员去法国留学事宜，一面如饥似渴地去学习，去积蓄知识和力量，去思考和探索人生、去分析和了解社会。
    正是有了这样一大批中国民主革命的前辈和先驱的努力实践，使得北大的历史始终和中国近现代的革命斗争史紧密相连。在那风雨如晦的几十个春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民族振兴而奋斗的天翻地覆的人民大革命中，北京大学留下了一页页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内忧外患、战乱频仍、生灵涂炭、国将不国的旧中国，北大学子投身救国救民的革命，发起“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积极参与挽民族于危亡、拯万民于水火的斗争。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长沙，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初，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汇聚三校菁华，以刚毅坚卓精神，维系中华教育命脉。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返回故园，1989年5月4日复制“三绝碑” ——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因为此碑系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篆刻，中文系主任罗庸书丹）以纪念这段难以忘怀的历史。解放战争时期，北大师生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发起，“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坚定走在爱国民主运动前列，奋勇参加人民解放斗争，和全国人民一起书写了中国历史最为壮烈的一页。

作为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大学，北大在我国现代科学教育发展史上地位突出，影响巨大，名师荟萃、鸿儒辉映，先后培养了十九万各类人才，创造了一大批重大的思想文化科技成果，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史、教育史、科技史、文化学术史上一大批彪炳史册的英名：从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蔡元培到马寅初、周培源，都与北大有密切的关系；一大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大师如陈岱孙、冯友兰、朱光潜、张岱年、王力、朱光亚、季羡林、侯仁之、王选、历以宁……，都是北大人中的佼佼者；还有从北大走出的一大批我国自然科学学科和工程技术领域奠基人、开拓者和带头人，至今仍然活跃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战线，形成了极具感召力的环环相扣的人才链。

啊，北大，百年北大，你经历过维新强学的阵痛，你目睹并助推改朝换代的成功，你发起和鼓动新文化运动掀起狂飙，你在民主革命的滚滚洪流中弄潮冲浪，你在民族危亡时奋勇抗争，你与人民解放的战士出生入死，夺取胜利，你与新中国的建设者同甘共苦，分享成功，你为文化传承、学术攀登、思想创新而铺路奠基，创造辉煌……。这就是北大的历史！一部充满斗争、奋斗、进取、荣耀的闪光历史！如果再沿着历史往上追溯，抛开为北大争正统，争最高学府荣衔的虚套，应该承认，中国的学统从太学起，中经国子监，一直到京师大学堂，最后转为北京大学，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没有中断。这在世界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北京大学的历史，不只是一百多年，它应该是中华几千年文化孕育出来的宁馨儿，古代文明道脉薪传的继承者。

我的老师

我大学的老师有许多，真正印象深刻的不多。这是因为许多上基础课的老师和同学接触的时间有限，他们往往上完课后就回去了，其余的时间留给学生自习，如要答疑，也是集中答疑，要问老师问题，也只能在这段时间里，其他时间是找不到老师的，要找也不知到什么地方去找。特别象政治、数学这样的通用课，在阶梯教室上大课居多，上百人的课堂，学生与老师怎么沟通？自然是学生有可能记住老师，而老师不大可能认识并记住学生的。但也有例外，我对教俄语的一个姓张的女老师印象特别深。她年龄不大，顶多比我们大过六、七岁，中等个儿，一张鹅蛋形柳叶眉清秀的脸上总挂着微笑，给人精爽能干的感觉。她是北大俄语系毕业留校任教的，是俄语系的讲师。她与其他基础课老师不同，很爽快地把她在俄语系办公室与家里的地趾告诉我们，说以后有事可到这两个地方找她。她教书很认真，特别注重细节，比如俄语发音，你如果发得不准，她是必定要纠错的，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三遍……，不厌其烦，直到你读准为止。她常说，讲俄语就要讲莫斯科俄语，不能讲山东俄语，福建俄语 、湖南俄语。为了达到讲“莫斯科俄语”的目的，她不止一次的联系俄语系教研室，让我们到那儿去看从苏联进口的俄语原片，这些影片大多已经翻译过来并在国内发行放映，许多我们已经观看过，其台词和情节有的还烂熟于心，这对看原片就减少了不少障碍，看的多了，片中人物说话的速度与我们边看边在心理翻译的速度几乎可以同步。应该说此举功德无量，不仅大大提高了我们学习俄语的兴趣，而且俄语听、说水平更是得到相当提高。不仅如此，她还鼓励我们与苏联学生交朋友，按现今说法，叫交笔友。她给我班介绍了几个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的中学生，我的几个同学分别与他们建立了笔友关系，在以后的俄语通信中有的发展很快，成了好朋友，双方互赠照片，互相鼓励，共同争取见面的机会（按原先计划可以参加对方国家组织的夏令营）。张老师说以后还要去和苏联驻华大使馆联系，争取给我也介绍一个中学生笔友。可惜后来中苏交恶进一步发展，此举遂告事寝。

张老师不仅做事认真，古道热肠，而且非常守信守时。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们正在比较偏僻的南操场旁边的小平房教室等着她来上课，忽然，远处传来了一声沉闷的雷声，打破了夏日的沉寂，它告诉我们天就要变了。天空很快就黑得全无一丝缝隙，象一口大黑锅紧紧地扣在头上，仿佛就要掉下来，黑云压城城欲摧，使人有一种沉重的压迫感。紧接着，以一声震天撼地的霹雳为先导，一阵接一阵的电闪雷鸣，引来狂风大作，疯狂上演揭瓦拔树“武打戏”。最初的雨点象子弹般射向地面，溅起的水珠裹胁着路上的灰尘向四周飞散，随后瀑布般的雨幕拉开，铺天盖地，无边无际。张老师住在靠未名湖旁边，离此较远，看着这暴雨如注的天气，大家都说：“老师肯定不会来了”，于是，我们个个垂头丧气地拿起书来自学。但不久，我们看到路的那一头有一个人穿着雨衣，顶风冒雨，奋力地骑着自行车向这边走来——竟然是张老师冒着雨来了。当她走进教室后，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她说：“同学们对不起，今天我迟到了，你们能原谅我吗？” 望着老师那湿漉漉的头发，那被雨水和汗水湿透的衣衫，激动，感谢、 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张老师顾不得擦干脸上的雨水汗水，拿出课本，给我们讲起课来。她那微微涨红的面孔还是如往常那样微笑着，象春风一样温柔地熨烫着我们心田；她那亲切的声音象是在燥热的夏天突然从山林、溪谷吹来一股透体清爽的凉风，在教室里扩张，扩张，无限地扩张……窗外大雨还在继续，而教室里却到处充满了温馨。

这就是我的俄语老师，一个忠诚事业，钟情学生的冰清玉洁的伟大“园丁”！

如今，她早已经年过古稀，垂垂老矣。但在我脑海的印象里，她还是当年充满活力的美丽形象。几十年过去了，我觉得唯一一件对不起她的是没能坚持学好俄语 ，她教我的那些俄语单词和语法差不多已忘得干干净净，回想当年，我在报评高级工程师职称考外语时，竟鬼使神差地选考英语而非俄语，真是对张老师大大的不恭，此时回想起来，不禁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作为老师，他们的职责无非是韩愈概括的“传道”、“授业”、“解惑”三句话，按今天的说法，就是教书育人。具体落实到大学老师身上，不外两项任务，即教学和科研。单就教学而言，其主要形式或手段则是讲课。任何一所大学的老师，讲课水平都是参差不齐的，这属于正常现象，就是名贯中外的北大，也概莫能外。一般地说，教师讲课水平的差别是自身素质造成的。但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则还有个客观原因，即老师们一连经过几个政治运动之后，他们讲课缩手缩脚，顾虑重重，不敢放开来讲，唯恐被抓住点什么而受到批判，因而也妨碍了真正水平的发挥。我的专业课讲师胡兆量可能讲课也会有所顾忌，这可从他讲课时举的例子可以推测。但是，他似乎又不象是躲在厚厚的装甲板筑成的安全岛上小心翼翼地说话行事，他讲的课，生动而有趣，而非人云亦云，充满了诱惑和新意。反正每每听后，我们都不禁心思飞动，笑颜顿开，许多时过后，茶余饭后谈起，仍旧喷饭不已。据说近年胡老讲得更放开、更生动、更风趣。是的，现在他早已不是当年哪个戴一副咖啡色宽边眼镜，穿衣十分得体，兼具儒雅与潇洒气质，瘦高个儿的青年讲师了，如今他是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兼任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理事长，中国商业地理学会理事长，台湾社会大学兼职教授。发表过《地理环境概述》、《中国区域发展导论》、《中国文化地理概述》等专著十余种。又听说他老而更忙，光各地请他去讲“步行街经济和步行街建设”的就络绎于道。

我觉得胡老师给学生最大的益处在于传递一种潜移默化的东西，在我们的学习上他没有硬性规定你今天干什么，明天干什么，甚至在学完一阶段课后，他最惯常采用的方式是写论文而不是考试，往往又不太限制篇幅与内容，创新是最受老师奖赏的，那怕是片面的。因此，独立想法的幼苗很容易在他那儿找到合适土壤疯狂生长。记得有一年六月，在学完一个单元后，他领着我们到海淀六郎庄公社一个北京鸭养殖场考察。这次考察，我第一次知道北京鸭不是喂出来的，而是撑开鸭嘴死命往里面塞饲饲料使其填大填肥的，即所谓“填鸭”。考察回校后，老师布置我们写一篇《北京鸭考察记》。在写的过程中，我不禁联想起我们家乡的麻鸭以及放牧湖鸭的事，就把它写进我的论文里。麻鸭是生长南方的著名家鸭品种，与北京鸭不同，它是蛋用型鸭，而北京鸭是肉用型，脍炙人口的北京烤鸭的原料鸭就用的是它。我将两种鸭详细作了对比，提出了南鸭北养，北鸭南放的设想。老师看后很感兴趣，特意单独找我讨论起来，还仔细询问了放牧湖鸭的事。我告诉他，放牧湖鸭在我家乡叫“赶湖鸭”，顾名思义，“湖鸭”是从洞庭湖周边赶过来的，每当秋天水稻收割之后，他们就出现在已经收割完的稻田里，一群湖鸭千儿八百只，有的更多，逐丘逐丘地在田里寻食，稻田里收割时撒落的谷粒，以及生长在田里的鱼虫虾螺是鸭子的最好食物。赶鸭人随鸭走动，天黑了则把鸭子圈起，就地歇宿，埋锅做饭。他问我如此放牧有什么好处？我把在文章中总结的三条更加条理化，并加油添醋讲给他听：一是丰富了鸭的食物种类，有利鸭子生长，产蛋多；二是节约饲料，降低养殖成本；三是不浪费，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粮食颗粒归仓。他听了我的讲解，称赞我肯动脑子，活学活用，有自己的见解。第二天，他还在班上同学面前“狠很”地表扬了我，真使我有点飘飘然。这件事他或许早已忘记，但我没有忘记，一个老师对学生不太成熟的创新见解如此看重，加以鼓励表扬，学生大概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胡老师很重视学生实际能力培养，他在讲完一单元或某个阶段内容后，总要带我们到校外去实习和考察。这也是我们最喜欢的一项活动，平时总盼望早点学完一个单元，以便出去见识一番，外加放松放松。

在我的印象里，到北京郊区的实习、考察、调查的次数最多。这不仅使我们结合专业学到了不少实际知识，而且附带使我们饱览了北京四周秀美的自然风光和美伦美奂的名胜古迹。我们到过香山，登顶过香山最高峰香炉峰（鬼见愁）。在这里我第一次知道最是闻名的香山红叶与湖南长沙岳麓山红叶虽其秋色一也，而树种有异也：岳麓山是枫树，爱晚亭录诗云，“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香山是黄栌，“昨日秋风从此过，一山红叶一山诗”，遍山如火如荼，瑰丽无比。

我们到过京西门头沟的偏僻山村调查过板栗、核桃、苹果等果树经济，那时称多种经营。还到过妙峰山调查考察。妙峰山属太行山脉，火成岩结构，主峰海拔1291米，山势峭拔，花草清丽。胡老师带领我们直奔妙峰山海拔800米以上的台地、缓谷，特别是主峰东南的涧沟村一带，考察最迷人的金顶玫瑰。他告诉我们，金顶玫瑰有些是从玫瑰王国保加利亚引种的，不是作为观赏品种而是作为经济作物来种植的。由于妙峰山的土壤、水质、气候条件等自然环境十分适宜玫瑰生长，种出的玫瑰花朵大，颜色艳，香气浓，出油率高。我们来时是秋天，玫瑰花期已过，听说每到6月花开时节，花团锦簇，香溢四野，绿叶红花，像一幅美丽的画卷展开在蓝天下，浓郁的花香沁人心脾，令人痴迷、陶醉。

有一句赞美老师的话说：老师是火种，点燃了学生的心灵；老师是石级，承受着学生一步步脚踏实地向上攀登。这句话用在胡老师身上，难道不是恰如其分吗？有人说，人生有三大幸运 ：上学时遇到一个好老师 ，工作时遇到一位好师傅，成家时遇到一个好伴侣。我上学后不断遇到好老师，真是人生有缘贵人扶，天之助也！

学业上对我影响很深的还有一位大大的“贵人”，他就是候仁之教授。侯仁之教授是历史地理的开创者和老前辈，时任北大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他出生于1911年，今年将要过百岁生日。我在走进北大之初，同社会上普通人一样，对北大那些享誉海内外的专家教授无限景仰，甚至有几分敬畏。侯先生虽然是我的老师，但仍然畏怯之心未去。当我与先生接近后，感觉就大不相同了。先生说话总是轻言细语，显得格外和蔼可亲。我感觉到，先生和北大许多大师一样，才高八斗、学富五车、高山仰止、名垂青史，但同时又普通平凡、真诚朴素、温和文静，平易近人，他是权威但不以权威自居，学识的高远和人格的平和和谐一体，人品学问堪称楷模。他是我眼里真正的大师。跟从这样的大师受教之后，我不光知识获得了足够的高度，而且于做人也大有裨益，因此也有了自知自明的清醒和超脱，一生都不会轻狂无状。

我受教于侯先生那年他还只有五十出头，正当风华正茂知天命、学术研究蒸蒸日上之时。先生讲课永远象是在演讲。听同学们讲，先生从学生时代开始就是个演讲高手，曾经无数次以精辟卓绝的论点、严谨周密的论据和高超的演讲技巧倾倒无数听众，其中不乏大家名士。每次上课，在我们看来，如其说听课，不如说欣赏演讲，他那底气充沛而浑厚的男中音带着强烈的感情在整个教室里激荡，抑扬顿挫、节奏分明，悦耳像叮咚的山泉，亲切似潺潺的小溪，激越如奔泻的江流……。

有人称侯先生为“活北京”，这个雅号对先生来说绝非幸致,他曾经在课堂上讲述过他是如何对历史地理从“问为什么”开始，具体来说就是对北京的地理变迁“问为什么”开始，经过深入探讨，最终得出正确结论，并因此开创历史地理这一门新学科。他回忆说，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每缝周末或假期，燕大学生有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由于自己既没有钱，也没有闲情逸趣去追逐时髦，所以他有自己的休闲方式——到学校邻近的圆明园踏荒。那时圆明园一片荒凉，“湖中蒲稗依依长，阶前蒿艾萧萧响，”狐兔出没，虫蛇横行。去的次数多了，引起了他的一些疑问：为什么会在这里建造圆明园?这里有什么特殊的条件?听说燕京大学校园原来也是附属于圆明园的一部分，那么校园以西的西苑又是怎么个来历呢?整个校园所在的海淀镇附近一带的江南风光又是怎样开发起来的呢?于是他开始注意圆明圆流水的来龙去脉。发现圆明园福海，颐和园昆明湖出自同一京西玉泉山水系。“玉泉之山下出泉，泉流树色镜中悬；却带西湖连内苑，直下通津先百川”（清人胡广诗）。圆明园不仅把侯先生的注意力引向西山，而且还把他的视野引向一个更高的学术探讨的境界，直如一鹤排云上，终成正果飞碧霄。沿着这一思路深入考察，经过不懈的努力，先生从大量的实地考察与史实中，复原了从夏商到民国以来，特别是古蓟城、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历史上山川河流地貌的变迁，复原了每一断代的历史剖面，并终于认识到北京城址的转移与河流水道变迁的关系，并把他制成《北京历史地理图集》，获得了举世公认的突出成就。可见先生“活北京”的美名来之非易。侯仁之先生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少年飘零，青年动荡，中年跌宕，老而弥坚。可见先生一生坎坷终成正果。其实，不论“活北京”、“沙漠王”，甚至“历史地理学泰斗”以及后来加之于他的另一美称“中国申遗第一人”等美好称谓意味着什么，它们都不能概括先生的全部，实际上他只不过是一个对学术、对社会、对国家负责任的学者，一个地地道道的守望大地的老人。

由于后来“文革”不期而至，尽管我最终没能成为侯先生亲传弟子，但是，他的人格魅力，他的气度，还是深深吸引了我。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位具有梦想的有志青年的奋斗路程，看到了一个耿直刚强，不畏任何艰难险阻的男人的品格，看到了一个大气洒脱，笑对人生的老人的胸襟，这些，都是他的亲传真传，必定成为我永久的财富！

我的大学老师还有许多，他们都有自己的过人之处，在我的心目中，他们是“真”的种子，“善”的信使，“美”的旗帜，对我都曾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个姓毕的地质课老师，敢说敢话，性格梗直，反右时说了真话，虽没划为正式右派，但内定右派记入了档案。“文革”时有些人以此来和他算老帐，开会批斗他，叫他低头，他就是不低头，使劲按他的头，无论用多大的力气，无论多少人按他，都不能使他屈服低头，失去理智的“造反派”唯一办法只能是把他“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看到他受折磨难受的样子，真想上去帮帮他，批斗会没有使我们痛恨这个“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而相反，变成同情他的遭遇，敬佩他的人品，使人联想起“巍峨植岱岳，正大扫乌云 ”的东汉强项令董宣来。（董宣被刘秀称为“强项令”，意思是脖子刚强、不肯低头的县令。）我当时想，如果让毕老师去当一个象董宣那样的地方官，他一定是个执法如山、为民请命、清廉如风的好官。

我觉得我的老师都是平凡和普通的大学老师，即使是当时名动天下的学者，他们把做学问、做研究放到一边，却把如金的时间用作平凡的教学，把宝贵的精力花在普通学子身上，心甘情愿、无怨无悔，这难道不是另外意义上的“平凡”和“普通”吗?而他们的平凡和普通，在我心目中，是何等的伟大和不平凡，他们对学生的宽容和鼓励，提携和帮助、春风化雨般教学方式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田；他们牺牲自己，甘做“人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更是高尚的为师之道的具体体现。师恩如山，因为高山巍巍，使人崇敬；师恩似海，因为大海浩瀚，使人感佩。我的那些恩师现在都已经步入垂暮之年，但对他们的崇敬和感佩之心随着岁月的流逝，反而更加坚定和清晰。刻在木板上的名字未必不朽，刻在石头上的名字也未必流芳百世，但刻在我心头上的老师的名字和对他们的崇敬和感佩，将在我心灵上牢牢地占椐一席之地，永不磨灭！赞曰：献身事业燃烛光，励学耕耘德无疆。道脉薪传师孔孟，桃荣李盛吐芬芳。

别了，北京大学

我在北大学习的五年半时间，有两年多是在文革的动荡中度过的。正当学校在工、军宣队领导之下，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向“纵深”发展之时，国务院下文，对1963、64、65年入学的学生准予毕业，给予分配工作。文化革命使我们中途辍学，被迫停课27个月参加运动，这停课的时间正是上专业课的时间，所以我们在大学所学专业知识有限，成了半生不熟的“夹生饭”。接到立即分配工作的通知，不异于天上落馅饼，完全出于我们意外，但也使我们格外高兴和激动！我们虽然对北大正在开展的“清队”运动不以为然，对派性派战深深厌倦，虽然前事不远，伤痕未平劫未尽，难为一笑泯恩仇。但真要临到拍屁股走人，还多少有点不舍。人之常情嘛！要是在平常年份，分别在即，不知如何依依不舍，如何难分难离，如何藕断丝连，如何感慨系之。惜别伤离方寸乱，忘却了，离愁别恨深与浅。不过，正是应了那句老话，没有不散的宴席，非常时期，非常之别，非常冷落，大家急匆匆各奔东西，真所谓飞鸟各投林，走了个白茫茫干干净净。我也和大多数同学一样，急切盼望走出校门，脱离纷纷攘攘、无休无止无聊的派性和清队运动的漩涡，我边打点简单的行装，边抓紧办理各种离校手续，对人生的这次重要转折，我急不可耐，跃跃欲试。后来我发现，由于中间有事耽搁，我的那些学长学弟们，早已走得差不多了，最后只剩下我和两三个同学还没离校。也许这是最后一次相聚，过后就会形同参商，永无见面之日。于是，几个同学都想到有必要举行一次告别仪式，以纪念寒窗五载，同学一场。但当时我们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阮囊羞涩，谁也拿不出多余的“银子”来。还算老天有眼，它宽厚地眷顾到了穷且倒霉的落魄学子，使我们找到了变钱的办法，这就是卖旧书废纸。今天的人们也许都不知道“文革”派生的“读书无用论”影响有多么深远，但只要看看当年毕业学生离校丢下最多的是什么，就可豹窥一斑，恍然有所领悟：他们丢下的大多是平时熟读的书和讲义。有大部头的经典教科书，有享誉中外的大师、教授们呕心沥血编写的系统讲义，这些讲义，以后很可能付梓出书，而成一时名著……，但是，在“无用论”的深刻影响下，大家认为此类书籍今天受批判，将来也无用，视之为赘物，不值分文，弃之毫不可惜。我和同学弄来一辆板车，仅仅在我们系的十来个宿舍里搜寻，就收集到整整一满板车的旧书废纸，拉到废品站一卖，换钱几十元，这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足够我们四个人胡吃海喝大快朵颐一顿了；如果有今天的经济头脑，再扩大“搜索面”，在所有的毕业班宿舍收集一番，那是会发一笔小小“文革”财的。今天回想起这些往事，也不觉莞尔。互相祖饯之后，第二天就各自上路了。令人格外痛惜的是，参与“最后晚餐”的一个同学，最终没有离开北京，后来听说，聚餐后他感觉腹部不适，开始以为吃多了撑的，后来到医院一检查，得知患了腹癌，以至不治而亡，校门未出身先死，长使同学泪沾襟，同学们每当念及，悲恸惋惜不已。

无奈毕业分配正是清理阶级队伍最严酷、最紧要之时，炙手可热的“林副主席”发话，北京院校毕业的大学生，除个别特需者外（如学无线电专业的），其余都不能留在北京市内，这是为了净化首都北京社会环境的“革命需要”。我被分到了河北省邢台市，到煤炭部所属一个煤矿当工人，“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据说我的分配还算是好的，占了出身“红五类”的光。从学校到矿山，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社会工作，也是上学以来第一次从相对较长时间居住地往另一地搬家，算挪窝吧。于是，我一身中没完没了的搬家挪窝就此正式拉开了序幕。我的第二次挪窝是从“地下”挪到“山上”，变井下工人为矿山干部。那是根据毛主席关于五大古都要振兴的讲话精神，在靠近五大古都之一的邯郸的山区里筹建一座大型铁矿，我是被调到那里搞筹建工作的。不幸的是，筹建工作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被描绘成前景光明的“现代化矿山”最终胎死腹中。在等待矿山命运最后宣判的日子里，我在充满田园诗般幽静的山区里隐居生活了大约一年的时间。这是一段值得回忆的日子，我的心情也特别好，农村老乡的纯朴、山居自然清新的景色、古老传统的风俗、绿色环保没有污染的果蔬……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也就在这段时间，不知从何时起，我生出了一股强烈的思乡之念。当时，妻子生下了第一个女儿，我很喜欢她，但要见到她，却只有在梦里才能实现。因梦得团聚，寄书通消息。我向领导提出了调回家乡工作的申请，但不是说不批，就是敷衍搪塞，不给实话，不办实事。此事继续了好些年，总是没有结果，加上此时我的身体有些不适，那多半是气候和水土不服衍生出来的毛病，就更加思家念乡了，它是那样的强烈，因之欲梦总难寐。1977年5月，经过几番商调，调动之事终于有了结果。如果用杜甫写《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心情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当我漫卷行李喜欲狂，心潮翻波向家乡时，已带着几个要好同事的祝福只身登车上路了，当时还赋诗一首：“欣然上路喜孜孜，展转三千赖并驰。华盖难逃多舛运，谶言易覆少瓜期。羁人总解杨朱恸，异客空怀庄舄思。至晓行终怯离站，耳闻远唤是娇儿”。

从我第一次离家赴北京求学，到这次调回南方工作，经历了十五年，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家乡。而回到南方工作，并不是我命运的根本转折，华盖之大，无处不在。于是，我想起了一位汉初的古人，他是一个读书人，经史子集，无不熟识，真是学富五车，文冠诸生。但此人命运多蹇，总也成不了大事，碌碌无为一辈子。他认为是命运和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当高祖刘邦时，喜欢的重用的是粗豪之辈、能征惯战之徒，汉王对读书人极尽谩骂侮辱之能事，所以他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自然得不到重用；“文景”之时，实行的是无为政治，需要的是老练持重之臣，他尚年轻，因而也没有被重视；到汉武时期，刘彻雄心勃勃，开疆拓土，向匈奴开战，通使四域八方，需要的是战将和能臣（能敛聚战争费用之臣），喜欢的是年轻人，可他蹉跎岁月年已老矣，更当不了大官！古人的故事告诉我们，要想成功，也得看机遇。但机遇并没有光顾我这个回乡的游子，少小离家老大回，家乡并未少了谁。我照样在碌碌无为地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直至法定的退休日子无情而至，最后过上了隐退的家居生活。而今尽识孤寂味，不觉华发覆苍颜，悠悠往事谁评说，憔悴只近黄昏天！此时此刻，北大校园的影子蓦忽在我眼前晃动：你看，那阳光明媚的教室，多少次响起我们书声朗朗；你看，那沉默无语的黑板，多少次书示我们知识泱泱；你看，那宽阔平坦的操场，多少次留下我们步伐锵锵；你听，那清脆悦耳的铃声，多少次提醒我们时光惶惶。……但是，再多的回忆，也捋不清我们对母校的眷恋；再多的语言，也道不尽我们对校园的思恋；再多的阻隔，也剪不断我们对老师的依恋……。这一切，是那样的清晰具体，又是那样的迷茫朦胧，因为，关于校园的记忆，既充满激情，又夹带失意；既有愉快的峥嵘岁月，又有无可奈何的伤感日子；既感受到亲密无间兄弟般情谊，又遭遇过冷于冰霜的内斗……多愁善感，五味杂陈。如今，实在说来，北大只在我的梦里，只在我的纸上，但她却是永远不可磨灭，直至我生命的终结！期间，我曾路过北京，“重到旧时明月路”，偷偷到母校看了看，但不敢去见我的老师，也不敢去面对充满朝气活力的学弟学妹。当年满怀豪情壮志去求学，结果业未学全无可奈何人去也，而行走社会，亦毫无作为，庸庸碌碌，一事无成，“心怯羞说当年事，燕然未勒归无计”，有何面目去见恩师和同窗！这个时候，我的心在流着泪，流着血，只能痛苦地低呼：别了，我的母校；别了，北京大学！再见， 我的青春故乡——我的校园；再见，我的精神家园——我的大学！特赋《浪淘沙》以寄怀：故校失知闻，旧梦奚温？文章纸背透酸辛。犹忆当时天际处，漫卷星云。   聚散总纷纷，未名清尘。博雅塔下说前因。唱尽离歌今又是，换了闲身。

写于2011年 10月

【作者简介】刘向晴，号五闲老人。邵东牛马司人。1963届北京大学生。邵东县环保局原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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