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申遗再出发（38）：古代石笋“卓立二丈许” ，而今石笋仅一丈，另一丈哪去了？｜乡音｜185期
由于史籍关于石笋来历语焉不详，因此引发后来地方学界诸多说法，除婆罗门教（印度教）说之外的说法主要是：
“新石器时代说”认为：石笋是经铁器加工，因此推断石笋是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铁器出现以后的产物；
“原始社会生殖崇拜说”则认为：石笋又称石祖，是原始社会古百越人出于对男性生殖器的图腾崇拜而建造的；
“风水说”推断：石笋遥对双阳山之正中，双阳山状女性之双乳，地居北属阴，致泉州“阴气”太重，故以象征阳具的石笋在南为阳来破煞，以求阴阳合一，万物繁衍，并据此推断系堪舆家的杰作。
“吕惠卿变法失败说”。高惠连因女婿吕惠卿参与王安石变法失败而受到牵连，故有“私憾”。此说差矣。高惠连知泉州击断石笋时（1011年），吕惠卿（1032～1111年）尚未出世，吕是嘉祐二年（1057年）中进士，任真州推官。任期满后进入京城，成为王安石变法的二号人物，王安石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年）至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史称“熙宁变法”。
“有伤风化”说。泉州民间素来认为石笋是男性阳刚之物，不孕或无子者，只要祭祀石笋并以手抚摸，便可生男。民间传说高惠连曾循例带领下属到风雷雨电山川社稷坛祭祀，妻妾随行。高妾（一说女儿）无意中将手按石笋，众嗤笑。高惠连一怒之下，命人击断之。传说归传说，但作为阳具，立于车水马龙的接官亭旁，高惠连认为有伤风化而击断之。
此说应为戏说。首先，北宋初石笋所在的龟山并无山川坛。山川社稷坛是“（明）洪武二年（1369年），知府常性建今所”“在府治西南临漳门外柳通铺”⑸而北宋初以风雨雷电附祭社稷坛在“府城北三十九都”。⑹“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年），郡守宋均复别建于仁惠坊内东仓之隙地”。⑺其次，高击断石笋时尚无接官亭。据《重建接官亭碑记》载：“宋嘉佑六年（1061年），郡太守卢革于此建亭接官，赏心悦目，上司欢颜”。
泉郡接官亭，宋以来迎接来泉京官的第一站。
（图源：作者/摄）
“泄愤说”。此说源于傅老先生。傅认为：“高惠连的祖父，知军州事，时汀州山民作乱，侵扰同安，进犯泉州，其祖父领兵出发，至古陵坡遇敌殉职。高惠连知泉州，欲送其祖入乡贤祠未遂，憾泉州缙绅梗阻，因迁孔庙、击石笋，想以此摧残泉州人才以泄愤。”⑻
傅说比较靠谱，但与史实有些出入。高惠连(973—1068年)祖父“高虢…后周·显德四年（957年），奉檄守泉州，着有政声。（同年）十一月二十日，海氛煽起，攻泉城，挺兵击之，不屈死节。事闻于朝，赐谥文忠，立祠于八都安海，仍予祭葬于晋江二都陶冶山之原，其子孙因世居安海焉。”⑼
高虢殉国后，其子高鑌、高鎰徙安平（今晋江安海），皆为进士，高虢被奉为安平高氏始祖。高鎰有二子，高惠连为次子，当年才16岁。另外，泉州府文庙周边原有18座专祠。所谓乡贤祠是南宋真得秀建于府学礼殿东的忠孝祠，祀唐·林攒、宋·苏缄，明·嘉靖三年（1524年）改名乡贤祠。也就是说，高知泉州时，府文庙周边并无乡贤祠。
高惠连新官上任：迁学宫 断石笋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高惠连以朝奉大夫知泉州军 。⑽其前任为韩国华，景德四年（1007年）至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春季。⑾也就是说，高是当年春季后接任。高惠连“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是迁府学。高见府学旧址基址卑下，每逢雨季常被洪水浸潦，改善士子读书环境，高将其迁至地势较高的西边育材坊，“坊在梦杲巷口”，距旧址四十余步。
接下来的第二把火就是清除影响愈来愈大的异教秽物：石笋。实际上印度教祭坛的林伽矗立江边三百来年，已经融入了民间信仰，演变成为当地民间生殖崇拜之信俗（并非以上所说的原始社会生殖崇拜物）。正如晋江池店一带村民自明代以来一直将兴济亭佛龛供奉的印度教湿婆舞王相当作观音菩萨祭拜一样。大凡外来宗教进入异国他乡，都会采取与当地世俗文化融合的做法以寻求立足和争取信众。高惠连上任伊始，可能也是看到石笋崇拜大有蔓延之势，方才出手击断以除之，当然高此举也是为了彰显其作为。其实，这是印度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的结果。
高惠连第三把火还没来得及点，母去世。天禧二年（1018年），高惠连丁母忧守制三年满，其后便一直在外任职至皇祐四年（1052年）八十岁致仕。其实，高惠连任泉州郡守最多也就是一年有余。然而，高惠连迁府学、断石笋为泉州士林所不容，被认为是破坏了泉州仕进发达之风水。熙宁元年（1068年），高卒于安海家中。尽管有当朝宰相王安石为高惠连撰写墓志铭褒扬之，但泉州人忿恨难平。
高迁府学、断石笋
与“衣冠逐减”没有半毛关系
到了南宋·大观三年（1109年），告老返乡的龙图阁学士柯述将府学迁复旧址。“ 绍兴七年 （1137年），守刘子羽重建左学右庙，增旧基高一尺余。”⑿虽然已经过去120年，张读在《泉州重建州学记》不忘痛批：“太守高侯（高惠连）逞私憾，迁而西之，衣冠遂减畴昔，鼓箧来游者，每愤惋焉！”
其实，高惠连迁府学、断石笋与不仅没有“衣冠遂减”而是衣冠大增。“从北宋开国的建隆元年（960年）至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的50年间，泉州共有进士52名（年均1.04名）；从高迁府学的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至王安石为高氏撰《墓志铭》的熙宁二年（1069年）的58年间，泉州共有进士183名（年均3. 15名）；而从高迁府学（1011年）至大观三年（1109年）柯述迁复的98年间，泉州共有进士374名（年均3.81名）。”⒀
以上事实可见，高惠连迁府学、断石笋与“衣冠遂减畴昔”根本没有半毛关系。但地方史家依旧不依不饶，虽高为泉州郡守，累官至“兵部尚书政务”，封“渤海郡开国侯”，但府志、县志竟不列其传记。更有甚者，从雍熙二年（985年）至嘉熙二年（1238年），高氏一族的进士53名，⒁但明万历和清乾隆的《泉州府志》仅列高家进士6名，漏列包括高惠连在内的47名高家进士。显然，这是泉州地方志有意摒除。⒂
高惠连之所以积怨于泉州士林，究其原因应是其女婿吕惠卿（南安水头镇朴里人）被列入《宋史·奸臣传》，泉州士林视之为泉人败类。吕惠卿是“王安石变法”的核心人物，招致保守派诬谤，罗织种种罪名。尽管吕惠卿参与王安石变法时（熙宁二年，1059年），高已去世，但是后人还是将他与女婿一起打入另类。明清方志称高“私憾击断石笋”其实也是故意损之罢了。
石笋并非400年后才修复
傅文说：”奇怪的是，这柱石笋被击断后，直至明成化间张岩为泉州知府时才修复。中间废置了四百多年，没有任何僧侣缙绅为之修复。原因是，南宋泉州人文鼎盛，不感到其为害；元代在异族统治下，泉人不愿出仕，不觉人才减少，元亡明兴，泉州人才未振，故又想到振作乾冈而重修。”⒃
张岩修复石笋出自方志所载： “隆庆《府志》：宋·郡守高惠连以私憾击断石笋，明·成化（1465—1487年）间郡守张嵓（岩）补而属之，今岁久苔生，渐不见旧断之迹。”⒄据《闽书》载，“张岩，上虞人。”他应是“景泰间（1450—1456年）知泉州府。”是爱民如子，嫉恶如仇的好官：“浚市河，通舟楫，毁僧尼庐舍为社学。郡豪王大观不法，岩谕使自新，悉听命。会石左伯行部至，再以属岩，大观出不逊言，岩杖杀之。其子谐阙讼岩，朝廷命按之，人人言太守冤，得释。移守荆州。”⒅
方志所记是官方所为。试想，若石笋被击断后，400年间“没有任何僧侣缙绅为之修复”，断为两截的石笋早已“尸骨无存”。
实际上，高惠连击断石笋后的第二年即离职丁忧守制三年，其时民间可能就在原址将石笋恢复原状。所以才有北宋嘉佑二年（1057年）进士谢履诗曰：“秋日莲峰净，春风石笋抽。”；当然最有名的是乾道四年（1168年）任泉州知州王十朋的诗句“刺桐为城石为笋，万壑西来流不尽。”⒆。其后还有大概成书于南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年）的《方舆胜览》作者祝穆的诗句：“人杰已知符石笋”；到了元代，石笋应当还是屹立笋江之畔。所以，泉州名僧释大圭(1304～1362年)方有《龟峰绝顶》诗存世：“危石青入云，上有千岁木。我来卧其间，天风响岩谷。”⒇
以上可见，至迟不晚于北宋嘉佑二年（1057年）至元末，修复的石笋依旧仰首挺立。否则，历代诗人何以吟咏石笋。由此推断，石笋极有可能毁于元末至正十七年到至正二十六年（（1357年～1366年）泉州爆发的持续十年之久的“亦思巴奚战乱”，或是平乱时民族复仇排外风潮所致。
山川坛可能是“鸠占鹊巢”
“龟山，在(府城西南)兴贤里三十四都。三峰高耸，其状类龟，今为山川坛。” （21）“石龟山，出（郡城）临漳门外一里许，三峰高耸，其形如龟，山川坛在焉。”（22）“风云雷雨境内山川城隍神坛，在府治西南临漳门外柳通铺。《八闽通志》云，宋初以风雨雷师附祭社稷坛。嘉定十四年，郡守宋均复别建于仁惠坊内东仓之隙地。元因之。明时故址并入府治。洪武二年（1369年），知府常性建今所。晋江县附郭统祭于此，不别为坛。其制累石为之，南向，纵横各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寸，绕以周垣，门、陛、厨、库等所如社稷制。设神位三，中风云雷雨之神，左境内山川之神，右府、县城隍之神。
2005年将复建的山川坛
（来源：陈起拓/摄）
石龟山面积并不大。如上所言，知府常性所建山川坛的面积约七十平方米，而且是在石龟山的正中，无疑是鸠占鹊巢，占用了石笋祭坛的原址。此时（1369年）距元末平乱不到两年，石笋早已被破坏，其残段可能还在石龟山。
山川坛老居民忆及，石龟山由一块天然大石坪构成，形似龟而得名，山川坛祭台与石笋都在“龟背”之上。从文史爱好者刘德源、许良和先生根据史料记载结合儿时记忆，经过实地踏勘后所绘的《泉之石龟（山川坛）1955年前环境示意图》可以看出，山川坛所处位置正是”龟背“正中，而石笋处在靠近”龟尾“的位置。也就是说，知府常性建山川坛80多年后，张岩知府重立石笋的位置已经不是原址。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初高惠连是将石笋“击断为二”。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文史资料显示石笋高约3米，由5段叠成。也就是说，知府张岩重立石笋已经不是两段，而是多段，而且石笋残段可能有缺，所以张岩才要“补而属之“。1957年出版的吴文良先生所著《泉州宗教石刻》里有张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石笋图片，可能是现今看到最早的石笋照，共有5段，最底下的有一半以上埋入地下。
20世纪30-40年代的石笋
（图源：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
据调查，石笋曾于20世纪50年代初移动约七八米，才位于现址。移动前，石笋下面还有个基座，是由两块花岗岩石叠在一起，近似磨盘，其中一块中间凹下，当地人称为“仙尿盆”。其实被称为“仙尿盆”的磨盘就是“优尼”（Yoni，女阴）。男根置于优尼之上，这就是印度教湿婆“林伽”的典型象征。遗憾的是，当时移动石笋的人不知磨盘的重要性，两块组成优尼的石块便留了下来，没有随石笋一起移动，现在就很难找到复原了。当然，如果还能找到“仙尿盆”的话，那可是件大事。故笔者建议有关部门在山川坛街一带悬赏寻找“仙尿盆”。
关于石笋的高度
很少有人注意到古代文献记载的石笋高度都是“卓立二丈许”。其实，石笋的高度是值得注意的关键点。明代何乔远《闽书》称：'（石龟）山有石，卓立二丈许，名石笋，笋江以此得名。’’清·道光《晋江县志·卷12·古迹志坊宅附·城外古迹·石笋》亦称：“石笋，在临漳门外、山川坛西。石卓立二丈许，江在其下，故名笋江。”
20世纪50年代石笋桥，桥墩面已经增高数米。
（图源：乡音文化）
石笋“卓立二丈许”就是6米多高！
明清时，木工一尺合今31.1cm，一丈（十尺311cm）合今3.11米，以此换算古代石笋的高度起码是6.22米以上。而今石笋通高3.10米，底座周长4米，底座1.56米，由７段圆柱体花岗岩经垒叠成上瘦下粗的圆锥型，状如阳具。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石笋仅一丈高，与古代的石笋高度相比少了一丈，那么这一丈许（3米多）到哪里去了呢？以现在石笋的高度而论，其美学尺度适宜，如果再增高3米就完全不成比例了。
根据庄为玑教授考察泉州西门外印度教祭坛遗址的结果可以推断，石笋其实就是早期印度教的祭坛，石笋另外的“一丈许”就是优尼+须弥座+底座。只有这样，从底座到石笋的顶端才有可能达到“卓立二丈许”的高度！也才有那种“一片云根天琢成“”烟中千古亭亭立”的仰视效果，石笋才因此“高山仰止”而远近闻名，所以流经的江称笋江，跨江之桥称石笋桥，历代诗人才会被吸引而吟诗作赋。
20世纪90年代末的石笋（图源：乡音文化）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判断：石笋是中唐（8世纪）印度教湿婆派传入中国的林伽及祭坛遗物，它既不是“新石器时代的产物”、也不是“原始社会百越族的生殖崇拜”、更不是堪舆家的风水杰作。但是，石笋却是借助并在当地生殖崇拜和风水信俗的庇护下而幸存，并成为元代印度教湿婆派进入刺桐城的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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