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那些来中国的洋人们是如何学中文的？
听说前两天老外们参加一个节目，考听力的时候放了《江南皮革厂》，于是全都懵逼阵亡了。的确是大仇得报！笔者最烂的就是英语，从小到大这英语一直是我攻不破的门槛，几次重要的考试也是英语拖了后腿。特别是英语听力，你听到的永远不是正确答案，所以当时也想过将来老外学汉语，也放这种完全不着调的听力。果然，面对《江南皮革厂》，基本都“阵亡”了。
其实，现在的老外学习汉语条件已经很好了，至少我们有专门的拼音、语法来系统地进行教学。而在历史上，在没有拼音的那个年代，洋人们又是怎么学中文的呢？
明末开始，就有许多的外国传教士来到中国。为了方便交流，这些外国传教士就不得不研究中国的语言。
西方传教士对汉语的认识，大抵表现出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元代来华的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提到的汉语，欧洲人对汉语有了最初的认识。“航海大革命”时代，葡萄牙、西班牙传教士的游记、著述中都或多或少涉及对汉语的认识。
葡萄牙多明我会士加斯帕·达·克路士曾于1556年（明嘉靖三十五年）在广州居住数月，其著作《中国志》曾这样介绍汉语：“中国人在书写方面没有固定的字母，他们用字来写一切，他们用这些字来组成单词，他们有数量极多的文字，用文字来标明每件事物；因而只用一个字便可标明'天’或'地’或'人’，以及其他的东西。”
1575年（万历三年），西班牙奥古斯丁会士马丁·德·拉达获准出使福建，在其出使的报告中拉达表现出了学习汉语的困难，他认为汉语“是最不开化的和最难的，因为那是字体而不是文字。每个词或每件事都有不同字体，一个人哪怕识得一万个字，仍不能什么都读懂”。
而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1585年（万历十三年）西班牙奥古斯丁会士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书中很多对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看法，可以称得上是对那个时期西方人汉语看法的总结。
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曾德昭《大中国志》中提到，“中国今天只通用一种语言，即他们称呼的官话。当他们在认真地、慎重地把他们的政体介绍到别国时，也把他们的语言传去，所以至今官话已传遍全国，有如拉丁语之传遍欧洲。但一般说来，每省仍保留自己的方言”。至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法国耶稣会士李明在《中国近事报道》中提到了中国的官话“在南京省，那里的声调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听”。
万历年间来华的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就表达了这样的感受，认为汉语含糊不清：“每个发音的字的确切意义是由它的声调质量决定的，这就当然增加了学习说这种语言以及听懂别人的困难。我要冒昧地说，没有一种语言像中国话那样难于被外国人所学的。”
徐光启与利玛窦讲道
尽管19世纪后，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光环已逐渐消失，但各国在中国的殖民扩张正如火如荼，因而学习汉语的热情反而更趋高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热也并未退潮。许多汉语读本的出版地在欧洲，而且在欧洲主要语言里都有译本。因此汉语读本的影响力绝不止于在华的西方人，而是波及整个欧洲大陆乃至其他地区汉语教材的编写。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在问世20余年后仍然被俄国学者认定是最好的汉语课本，素有学习汉语传统的日本人也称之为当时“不仅在北京，即使在世界上”也是“唯一合用的教材”。
在这一类的汉语读本上，采用了英汉对照的方式。中文部分按照中国当时的传统，采用竖排的方式，阅读顺序自右至左，而欧洲语言部分横排，自左向右。同时，对中文部分的生僻字词，在当页进行注音并释义，而且运用西方近代语法学的研究方法进行详细的语法分析。这种独特的体例，既带给读者新鲜感，又相当实用，使读者对中国的语言文字和文学有直观感受，便于西方人学习中文，同时也使读本成为中国人学习外语的教材。
读本中收录了众多的小说，触及的题材体现了中国的传统道德或特有的社会历史现象及宗教信仰，包括孝行当先、行侠仗义、历史故事、科举考试、吸食鸦片、佛教及道教的因果报应、转世轮回等本土宗教观念，而对故事的演绎就也相应地变成了对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中国性的基本意义的传播。
不要小看了这些小说在洋人心中的地位，许多人都是从小说中学会的汉语。
施约瑟(1831一1906)，出生于立陶宛陶罗冈的贫寒犹太家庭，很小就掌握多种语言，他曾留居德国，后迁居美国加入教会组织，并获俄亥俄州教区神学校神学博士学位。1859年（咸丰九年）春，施约瑟被派往上海，在轮船舱室里开始学习中文；数月后抵沪，供职于虹口的教堂。
施约瑟在申城传教的同时，努力攻克语言关。此时外国人学习中文没有西方意义的文法可循，面对数万个方块字和大量同音字，以及平、上、去、入四声的区别，施约瑟真有点晕头转向。凭着自己的语言天赋，施约瑟每天至少用9个小时学习中文；他把《三国演义》选为“课本”，一遍遍地反复诵读，遇到难点就及时虚心向别人请教。通过刻苦钻研，他终于能熟练地运用中文。而且，施约瑟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不断对自己提高要求，所以他不仅熟悉文言文，也能讲比较流行的白话，还懂得传教地区的方言。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曾这样赞夸施约瑟的中文水平：“当日说国语而能将其成语应用自如的，没有别的人可以和他相并。”
三年后，施约瑟被调往北京。在北京的10余年里，施约瑟除了参与传教活动，还主持翻译了一种白话本《圣经》；他也曾希望编纂一部蒙古文英文词典，但由于多种困难未能如愿。
1877年（光绪三年）秋，施约瑟成为上海教区主教，到任时决意在沪创立一所新的教会学校。嗣后，他通过出租虹口教产预收15年租金和募捐等方式筹款，在苏州河曹家渡以西购下地产筹建圣约翰书院。
1879年（光绪五年）4月，圣约翰书院第一幢校舍奠基。它的所在地是苏州河大转弯形成的河套，三面环水。环境幽静，风光旖旎，一棵参天古樟浓荫如盖，非常适合作为校园。
上海圣约翰书院旧影
不要小看这个圣约翰书院，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圣约翰书院正式升格为圣约翰大学。后来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一批人都是从这里出来的。例如外交家施肇基、顾维钧；政治家宋子文、俞鸿钧、严家淦、锺士元、鲁平；教育家张伯苓、张建邦；作家林语堂、刘以鬯；企业家荣毅仁、刘鸿生、吴舜文；建筑师沈祖海、张肇康；宗教人士丁光训、徐诚斌；经济学家蒋中一；以及宋子良、宋子安、孔令侃、俞大维、钱绍祯、陈从周、邹韬奋、萧孝嵘、史久镛等人。着名建筑师贝聿铭则为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之毕业校友。
虽说外国人对阅读小说学汉语的方法达成了共识，然而，19世纪迫切希望学以致用的西方人很快就发现，通过白话小说学习日常用语存在一个实际障碍：“尽管中国的通俗语言深深地植根于她的文学，但是，我们正在论及的小说著作中仍有很多成分太古典了，并不适用于日常生活。”针对小说语言过于古典，有些用语则因过时而显得不实用的状况，运用时下使用的官话对其进行改编就显得十分必要。同时，受制于语言教材的篇幅，作品在内容和结构上往往也有所调整。最突出的例子便是《汉语入门》，该书往往节选《今古奇观》某一篇的入话或正话，或将人话、正话分别编成两篇课文，保留情节结构，文字部分则全部用当时通行的口语改写，使其更加通俗易晓，生动自然。
曾任华文大学首任校长的英国牧师翟雅各出版的英汉对照小册子《李汧公穷邸遇侠客，夏庞蒂埃法汉对照《李谪仙醉草吓蛮书》，只选取单篇，中文部分也都经过文字润饰，将一些生僻的或过于文雅的字眼改为通俗易懂、规范化的口语。
要说到当时对汉语研究的比较深入的，不得不提到创办了《中国丛报》美国第一位基督新教来华传教士裨治文。1832年（道光十二年）在广州创办了这本刊物后，19年间先后在广州、澳门、香港、广州等口岸共发行了20卷，1851年停刊。该刊详细介绍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制度、风俗文化、山川地理以及外国人在华活动情况，不仅是西方研究中国的重要资料来源，也因其历时之久、内容之丰富而成为中国近代影响最大的外文期刊之一。
从创刊的第三年起，该刊相继刊登了裨治文、卫三畏等人的一些以汉语为主题的文章，总共31篇。这些关于汉语的文章的最主要作者是该刊主创者裨治文，一人便发表了10篇。在这10篇文章中，有5篇涉及汉语语音、语法、文字和词典等问题。
裨治文在《中国丛报》上发表的关于汉语的文章，广泛地向在华外国人，特别是基督新教影响下的外国人，介绍汉语的内在规律，扩大了他们对汉语进而对中国文化的进一步了解。
裨治文资料图
裨治文初到中国时，清政府“禁教”政策尚未解除，只得寄名于同孚行，在马礼逊的指导下开始学习中文，并为当时来华的美国商人从事宗教服务。马礼逊安排自己的中文老师教授裨治文。这位老师被裨治文描绘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教师”，每天教授他学习一个小时左右。
裨治文还听从马礼逊的建议，首先学习广东话，因为在与当地人的交往及讲道中，方言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当然，裨治文还学习官话，这使他的任务量增加了一倍。裨治文在给美部会的信中也称他还将学习粤语，“它与官话以及其他方言的区别只是发音不同，汉字的书写在各地都是一样的”。
除了得到了一些有用的建议外，裨治文还在另一封信中热情地称赞了马礼逊所提供的帮助：“除了给我各种指导外，他还在他的英国书商那里订了一套《汉语字典》送给我；并且在我收到那套字典之前，他从东印度公司的图书馆借了一套给我使用。此外，他还送给我三四十本中文书籍，都是马上就用得上的。”除了上述书籍外，马礼逊还为裨治文提供了学习语言所需要的书籍，包括他本人所著的《广东省土话字汇》，一部《圣经》中文译本，以及《四书》和语法说明书。
对早期传教士来说，数千个汉字和习惯用语是汉语学习的一个巨大挑战。从裨治文的报告和书信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在汉语学习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学习汉语后不久，裨治文在给父母的回信中说道：“为了掌握汉语，我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学习。”裨治文很清楚掌握汉语对未来传教工作的重要性，他告诉伊瓦茨：“将来发放书籍、宗教手册以及与人交谈等，都要求在一定程度上熟练使用汉语，只有学好了汉语，才能有所作为。”
即使是夏天去澳门疗养，裨治文依旧花大量时间学汉语。就像他给卢克丽霞妹妹的信中所说的一样，离师长马礼逊更近了，学习语言更方便了。裨治文在1830年11月向美部会报告说，每月花16美元聘请了一位50岁上下的先生做他的中文老师。他甚至还考虑到马六甲的英华书院去学习，后来，时任学院院长的塞缪尔·吉德说服了他，告诉他不如留在广州，充分利用身边中国人说粤语的语言环境。
和许多传教士一样，凭借超凡的天资和刻苦学习，“在马礼逊和他那部伟大字典的帮助下，裨治文在三年时间之内很好地掌握了中文，于是他开始用中文主持日常的宗教仪式，翻译和写作可被中国人接受的小册子。
裨治文入华后的19世纪30年代前后，欧美世界对中国的兴趣不断增加，大量冒险家、商人、传教士进人中国，由于当时中国政府不容许公开讲道，传教活动只能暗中进行。刊印并散发宗教书籍和手册，成为传教士首先想到的办法。为了将基督教的精神要旨传达给中国人，同时也为了让来华外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裨治文一到中国就表达了在澳门或广州设立教会印刷所的愿望，而印刷所的用途“一是把中国的文化告知西方人，以引起他们对其亿万民众精神和社会福利的兴趣并支持他们；二是希望把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广泛地传播到中国大地上”。而马礼逊也急切地想要在中国建立一家教会印刷所，因为他清楚，如果能办好这样一家印刷所，不仅能够激起人们对传教活动的广泛兴趣与支持，还能为传教士们的智慧和才能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
1831年，“位于纽约布立克街的长老会教堂送给广州刚刚建立的美部会传教团一台印刷机和一套铅字，因为他们认识到，印刷品对于改造异教徒的工作是大有帮助的”。印刷机于同年12月运抵广州，铅字也于次年4月运至。美国人奥立芬对办报纸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不仅答应承担出版方面的亏损，而且愿意出资新建办公楼以作编辑部之用。马礼逊等人商议后，决定聘请裨治文为编辑，每月出版一期，并将该刊物定名为The Chinese Repository，后人将其译作《中国丛报》。其出版宗旨为“让外国人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向海外报道中国各方面情况、中国所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中国从报》其他几位编辑们，从左至右依次是马礼逊、郭士立、卫三畏
自1829年被派到中国，随后的十几年中裨治文主要在广州、澳门、香港一带从事传教活动。在中国多年的生活经历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在他向西方介绍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作用又是通过《中国丛报》来体现的。
裨治文不仅一直担任主编，同时也是主要撰稿人。他所撰写的文章内容涉及前述各个方面，数量多达300余篇。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所撰写的有关汉语认识的文章对外国人了解汉语、研究汉语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参考资料：[美]雷孜智(Michael C．Lazich)著、尹文涓译《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国际汉语教育史研究》 张西平；《论通俗小说在近代西方人汉语教科书中的作用》宋莉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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