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敏志：铃木乾堂与《读书余滴》
尹敏志
二○一九年七月中旬去东京查资料，最后一天在内阁文库看完书，眼看时间还早，决定顺路去神保町转转。临近黄昏，暑气消散大半，沿着皇居的护城河慢悠悠往西走，不到十分钟来到靖国大道。道旁的原书房很久没有来过，店头一千或几百日元一册的学术书架仍在，一如三年前。随意翻了翻，发现两册二玄社影印碑帖集中间夹着一册线装书，经年发黄的题签上写着书名《读书余滴》。
书开本很小，厚不过二十多页，是作者手写影印本，字体介于魏碑和六朝写本之间，颇为飘逸灵动。每叶以黑线画出字格，白口单鱼尾，每半叶九行，每行二十字，署名“乾堂 铃木由次郎著”。此书出版于日本昭和三十八年（1963），早稻田大学调度课印刷所印刷，东京安闲窟发行，由十九篇与中国研究相关的札记、书跋和游记组成。五十多年前的旧书，又无函套护持，装订线一半断裂，书叶间夹着字条“敬呈 铃木由次郎”，看来是作者赠呈本。原书房的标价非常便宜，遂买下装入行囊，当晚带回京都。
一
在抗日战争结束二十多年后，日本学者以线装书形式（又称“和装本”）出版，用汉文写的学术著作已罕见。战前这类汉诗文集还有不少，现在古书市场上还偶尔见到，遣词造句较为怪异，甚至有语病，俗称“和臭”。这类汉文书内容多与中国无关，普通日本人又读不懂，除了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名家之作外，常常置于冷摊，乏人问津。《读书余滴》被低价处理，大约就是这个原因。
《读书余滴》封面
作者铃木由次郎号乾堂，生于日本明治三十四年（1901），昭和二年（1927）毕业于日本大东文化学院高等科第一期，昭和二十二年（1947）起任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教授。铃木生前专治中国古代哲学，尤邃于《周易》，著有《东洋伦理思想史》《中国哲学思想史》《汉易研究》《太玄易研究》等，昭和四十九年（1974）还将《周易》全译为日文出版，也是东方学会会员、日本中国学会会员、大东文化大学汉学会会员。
曾就读中央大学的滨久雄回忆，昭和十八年（1943）铃木在汉文课上讲授《十八史略》，“容貌魁伟的大先生，洪亮的声音淡淡地读着汉文，一见就给人难以亲近之感。但有时又露出意味不明的笑容，大概是难以亲近的先生少有的让人感觉可亲的瞬间”。抗日战争结束后，昭和二十四年（1949）滨久雄再去大讲堂听东洋哲学课，目睹铃木悠然而来，淡淡讲述，神态未尝少变。（濱久雄《鈴木由次郎先生との思い出と学問》，《大東文化大学漢学会誌[第四十三號]》，2003年）
《读书余滴》为铃木自贺六十寿辰而作，当时他的大学教授生涯已接近尾声，功成名就，不用再辛苦地著书立说。笺笺小册所收，多半为旧稿，以自娱自乐为主，书中篇目仿清人读书札记形式，但无说教气，笔触轻盈，将其半生研究心得以洗练之笔娓娓道来。因为是作者自印本，此书大概只印了几十册分赠亲友，存世量很少，粗略一查，除日本国会图书馆外，日本几所综合大学的图书馆都未见收藏。
翻开卷首，即见插图两幅，其一为昭和九年（1934）十月七日迴澜社创立六十周年纪念照，摄于人形町和歌浦。照片中除了立于最后一排、身材高大的铃木由次郎外，还有松平康国（天行）、平井参（鲁堂）、安井小太郎（朴堂）、冈次郎（彪村）、古城贞吉（坦堂）等十七名社员，或着西服，或着和服。
迴澜社是一个日本汉文学团体，由东京、京都两地汉学者组成，昭和三年（1928）出版同人杂志《迴澜集》第一编，昭和十九年（1944）出版第十六编，战后停刊。杂志一律线装书装订，铅字排印本，刊登社员所作汉诗文，实际主编是古城贞吉。铃木是该杂志的固定撰稿人之一，如《读书余滴》中《访本居宣长故宅记》一文曾刊登于《迴澜集》第十一编，《书乐翁公转后》曾刊登于第十二编，《月濑观梅记》曾刊登于第十三編。
插图之二是铃木由次郎的肖像照，摄于书房“真读书楼”，书房内线装书满几，肖像上方铃木手录古城贞吉语云：
学者以一室为坚城，以载籍为粮饷。眼空古今，胸悬彝伦、道德、宇宙万有之真，识是为真读书人矣。
古城贞吉号坦堂，生于庆应二年（1866），卒于昭和二十四年（1949），自修中国文学、经学成才，历任日本东洋大学教授、东方文化学院研究所评议员等职。古城与中国渊源甚深，清末曾任职于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维新派办的《时务报》，孜孜矻矻，传播西学于中国。著有《支那文学史》，被认为是近代最早的中国文学史，古城自负汉文，明治时代儒学者三岛中洲有“明治三大文宗”之称，但所写汉文也曾受到古城坦堂的酷评。
如果说书斋是学者之坚城，那藏书就是学者赖以自守，攻城略地的兵器库。据平田武彦《坦堂古城贞吉先生》（西海時論社1954年）一书记载，古城贞吉生前藏书五万册，家中秘籍琳琅，包括全套闽本《十三经注疏》等珍本，大学教授薪金所得，很多送去东京的古书店，家计也受到影响。受此熏陶，铃木由次郎也酷爱藏书，重视版本与校勘，《读书余滴》于清人之实学，如胡渭《易图明辨》、卢文劭《抱经堂文集》等著作，再三致意焉。
对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汉学研究，铃木最服膺的是前辈岛田翰（元桢）。岛田有名著《古文旧书考》，他生活在明治维新时代，因为不通新学找不到教职，生活拮据，甚至以倒卖古籍度日。岛田在穷困中过世后，大正十年（1922）大学同学田中庆太郎拾掇其杂文，集结为《访余录》出版。
铃木由次郎跋《访余录》云：“文止十二篇，多系点勘之余滴，元元本本，征实证据，亦足以见其学之精深也。”他将三十六岁过世的岛田翰，比作唐代坠水而亡的早慧诗人王勃：“元桢怀才，而不令终，亦与勃相似，岂天之授才于人，愈多则夺之愈速欤。何不假以岁月，而不成就其才也。如以元桢之校勘，而进乎征实之学，庶几使向壁虚造之徒绝其踪，而实学之基将开于此也，惜夫。”不难看出，铃木对于近代日本汉学研究渐渐偏离实学的矩矱，是颇为痛心的。
《读书余滴》内文
某一年铃木在某书肆购得《史记》残册，仅存第六十九《货殖列传》与第七十《太史公自序》，初不知是何版本。经考证，此残册“载《集解》《索隐》，不载《正义》，每半叶十四行，行二十五字，行款体式，与《经籍访古志》所载元中统本合，又悉合张文虎《史记札记》所引中统本。案，元中统二年，平阳道参幕段君子成刻《史记》集解附索隐一百三十卷，是书当其残卷”。铃木认为自己买到的是元中统二年（1261）刻本《史记》的最后一册，年代比它早的仅有南宋黄善夫本《史记》等几种而已，虽是断简残帙，也令他心喜，“如标诸家善本，合勘是书，亦知心思之乐无穷也”。铃木有幸赶上二十世纪前半叶在日本购买中国古籍的黄金年代，而今天在日本购明刻残册亦需要运气，更不用说珍贵的元刻本了。
通读《读书余滴》，依稀想见铃木由次郎虽在中央大学执教鞭，但反感日本大学的氛围，“今之学子，空疏无本，骄气之盛，汲汲于名利”。和老师古城贞吉一样，他认为清代儒生治学方式才是汉学研究的正道：“穷经之道，不可不先通声音训诂;通声音训诂，不可不由《尔雅》《说文》入;及汉唐注疏，养本之学，如是而已矣。”这样的观点自然不合时宜，但铃木并不在意自己的边缘化，坚持认为今人读书容易并不一定有益，因为《诗经》《尚书》《周易》《仪礼》《礼记》《春秋》以及《尔雅》《说文》《史记》《汉书》等经典，才是需要反复诵读的本原之书。
二
身为中国哲学研究者，铃木由次郎的《读书余滴》主要从思想史角度讨论《周易》《尚书》以及庄子、公孙龙子等诸子百家，《礼记子本疏义残卷考文序》却是一篇与众不同的文献学论文。
此序最早在《读书余滴》上刊出，后又作为《礼记子本疏义残卷考文》第一部分刊于昭和四十五年（1970）三月《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哲学科第十六号。此时铃木已从大学退休两年，但《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特意辟出几乎整期的篇幅刊登这部准汉文专著，堪称礼遇。该文共一百六十一页，因为是体裁特殊的校勘学著作，《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未照惯例铅字排印，而是直接影印作者手写原稿，以黑红双色印刷。
分别在《读书余滴》和《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上刊登的《礼记子本疏义残卷考文序》两个版本内容完全相同，铃木先记叙此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抄本残卷的入藏始末：
《礼记子本疏义》残卷，藏于早稻田大学。明治中，田中伯光显获之于某书肆，捐赠早稻田大学，国家定为国宝矣。卷端残缺，书题及撰者氏名不可知，全卷总四百五十五行，行二十九字左右。其体式先标经文，一字空格，列疏文，次标郑注，一字空格，又列疏文，卷末一行空间，题“丧服小记子本疏义第五十九”，上边有内家私印，乃光明皇后私印。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定为天平宝字（757-765）、神护景云（767-770）间之笔，皇后崩于天平宝字四年（760），何得降于神护景云乎。罗叔言考其纸质书体，定为出于六朝人之手，似可从。
铃木指出“子本”的含义是“别本”，当初陈振灼基于老师皇侃的《礼记义疏》抄写，还加上自己的考订，为了与原本相区别，遂称子本。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礼记子本疏义》原书应有一百卷，两宋之后在中国本土散佚，幸而在日本保存这半卷。《读书余滴》中铃木特意在自己的文章后插入古城贞吉评语。古城对此卷入藏早稻田大学之经过描述得更为详细：
是书本藏于法隆寺宝藏，明治间，流落某书肆之手，清人将巨资获之，流出海外，间不容发。于时有一好学先生，奔而诉诸某巨公，得其资助，完其璧矣。巨公捐赠早稻田书库，书库藏有此卷。
法隆寺位于日本奈良，“某巨公”即田中光显无疑，但文中未解之处仍然不少：“某書肆”究竟是哪家书店？“清人”是谁？“好学先生”又是何人？经过中日两国学者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今天已经可以大致还原中日两国围绕《礼记子本疏义》的争夺战。此事必须从清末出使日本的杨守敬讲起。
三
在明治维新初期的鹿鸣馆时代，全盘西化的风潮下，日本朝野上下提倡西学，“颇欲废汉学，故家旧藏几于论斤估值”。原本在东瀛代代相传、保存完好的汉籍，顿时被公家和私人视作无用，要么拉杂而摧烧之，要么一股脑地全卖给古书店。面对东京古书店里堆积如山的各种宋元明刊本，明治十三年（1880）以何如璋公使随员身份来日的杨守敬恰逢其时，趁低价大量购买。
在来日本之前，杨守敬仅考取举人功名，辗转各地书院任教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出国之前他对金石学、书法颇有研究，行囊塞入不少碑帖和印章，因此结交了很多日本朋友，在购书方面得到不少帮助。下决心收书之后，杨守敬深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先买了一本涩江全善、森立之等日本学者共同撰写的《经籍访古志》抄本，拿着它按图索骥，“日游市上，凡板已毁坏者皆购之，不一年遂有三万余卷”。
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礼记子本疏义》卷首
由《日本访书记》来看，出使期间杨守敬穷尽薪金疯狂购书，“一时都市为之一空”。他不仅抬高了全东京的汉籍价位，使中国古书由无人问津转为炙手可热，还助长了明治新贵阶层好古的新风尚。据当时不少东京古书店主回忆，明治十七年（1884）五月杨氏扬帆回国后，包括井上馨侯爵、三菱创始人岩崎弥之助、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和田维四郎等，日本各路政商学界人物纷纷入场，他们穿着得体西装、坐着人力车来到古书店，在书店里一掷千金。清朝外交官再想以低价买新出手的宋元善本书，再也没有那么容易了。
从杨守敬来到他走的短短四五年间，东京的古书店从捡漏场变成了战场，围绕不少天壤孤本，中日两国学者展开激烈争夺。内藤湖南写有《续论书十二首》，其中第三首云：“南朝礼学要穷源，皇郑传承师法尊。疏义赖存梁代写，保残功仰岛南村。”细读诗后释语，竟是明治二十三年（1890）四月清朝与日本顾客围绕一轴抄本暗地交战的记录：
杨守敬（1839-1915）
《礼记子本疏义》残卷，梁皇侃原撰，陈振灼写录，彼土久佚。明治廿三年，东京书肆琳琅阁获其残卷，将以售清国游历官某，岛田南村翁闻之，急说田中青山伯购之，青山后以寄捐早稻田大学。此书从前鉴赏家一位宁乐朝写本，罗叔言考其纸质书体，断为六朝人写，谓或即灼所手书，详于罗氏本书跋。
据前文古城贞吉所述，此残卷原由奈良法隆寺传藏，明治初年流出，接下来就有了内藤所描述的这一幕。“清国游历官某”应该是黎庶昌，当时他回国三年后再度赴日，重新担任驻日公使直至明治二十四年（1891）正月二日，此时杨守敬已不在日本。“田中青山伯”是明治元老、第一代内阁书记官长田中光显。“岛田南村翁”即佛学学者岛田蕃根，即古城所说的“好学先生”，号南村，编有《大日本校订大藏经》。
此事最戏剧性的地方，是岛田蕃根与杨守敬的私交很好，曾为后者之访书活动多次出力，但在面对《礼记子本疏义》时却一反常态，急忙找到田中光显，费尽唇舌要他出手，多少让其他清国公使馆人员措手不及。据后来发现的岛田蕃根致田中光显书简，在田中光显半路杀出，以一百日元（当时算是天价）将该抄本席卷而去后，八位清朝外交官一起来到琳琅阁书店讨要说法，在店里大发雷霆（陳捷《明治前期日中学術交流の研究》，汲古書院2003年）。很可能琳琅阁原本已经答应卖给黎庶昌，后来临时反悔，这才引发清朝外交官的强烈不满。
此抄本是《礼记》的第五十九卷，即《丧服小记》之一半，由于保存了六朝写经的原貌，后来被日本政府鉴定为“国宝”。岛田翰在《古文旧书考》中鉴定道：“是书首张前半文字蠹蚀剥落不可辨……其纸质则似麻笺而阙黄润，字样虽雄伟，而眉宇间乏老苍之气息，与此同间所传唐人真迹自有径庭矣。”虽然否定了它是唐代写本，他还是盛赞其“笔力沉着，字体谨严，波撇之末咸有法度，妙妙不可思议，非学唐人者决不能”。
在这段文字的末尾，岛田有几分动情地写到，很多中国文物流传到日本后，反而在其本土寥寥稀传，甚至散亡，难道日本人不该因此加倍珍稀这些中国文物吗？“其既佚彼而见存此，我不可以重佚之。况于六朝名人诸说仅藉此以存，则是旷代之奇书，是亦忍归湮灭哉？”明治二十三年（1890）岛田蕃根和田中光显说了什么不得而知，但大概也是类似的话，打动了这位副首相级别的高官。
文中岛田翰还透露：“青山相公之所以损重资，有影照之举也。”虽然惊险入手《礼记子本疏义》，田中光显收入此残卷后，没有打算秘而藏之。大概过了十多年，田中将此卷以珂罗版影印少量，分赠岛田翰等同好。当时早稻田大学图书馆馆长市岛春城与田中是老朋友，听说此事恳求田中也赠早大一份。明治三十九年（1906），当早大的一位办事人员如约来田中宅邸取书时，田中光显竟然大手一挥，直接以原本相赠。
日本大正五年（1916），中国学者罗振玉来早稻田大学看此残卷，手跋其尾，并获准以《六朝写本礼记子本疏义》为名将其再度石印出版。虽然石印本质量远不及珂罗版印本，但后印本价格低廉，普通学者从此也能随时翻阅此卷。虽然没有确切证据，但铃木由次郎《礼记子本疏义残卷考文》一文所根据的，最有可能是上虞罗氏影印本，并参考了早大的原件。
四
昭和三十八年（1963），年逾耳顺的铃木由次郎除了出版《读书余滴》外，还在明德出版社出版《汉易研究》。这部六百多页的大作是铃木三十多年精力所聚，也是其汉代思想研究的重要一环。卷末作者以汉文题写自跋，回忆此书的撰写缘起道：
余往日过熊本，展古城坦堂先生墓，因忆昔先生诲余学之方，且告曰：“宜考两汉学术源流。”岁月如流，荏苒空日，回首将垂三十年，余于《易》未必有所得，况其他乎。今《汉易研究》之刻成，非敢谓对先生之言也，亦读书之余滴而已。先生于汉学尤邃矣，今也墓草已宿，于何方得叩门之地，转不勝秋风落寞之感也。昭和壬寅晚秋于真读书楼。
此处又出现了“余滴”字样，足见铃木对这一词的偏爱。大概中国思想研究讲究体用，读书与修身不能断为两橛，这样的研究必须全身心倾注，既需要水滴石穿的毅力，也需要静水流深般的沉潜往复。此短跋表面上是悼念先师古城贞吉，但同时也在倾吐自己的《周易》研究后继乏人的悲凉。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前二十年，日本的汉学研究虽继续维持较高水准，但基本是旧九大帝国大学体系惯性的延续，年轻人一代比一代对中国文化无感，已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昭和四十七年（1972），铃木由次郎年届古稀，宇野精一、本田济编纂《铃木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学论丛》为他祝寿，第三十二代“衍圣公”孔德成为之题写书斋名“真读书楼”。没过几个月铃木即过世，半个多世纪后，还记得他的人大概不会太多。这册作者手写影印本《读书余滴》也流落书市，题签边缘破损，残留的装订线勉强牵连住书叶罢了。
二○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