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之：创新，为每首诗准备一个与众不同的呈现形式

 鹰之

中国名诗人一过中年便基本进入垃圾写作阶段，这和古人与西方大家的老而弥坚形成鲜明对比，这究竟啥原因？难道近代诗人就天生的存在“精神早泄症”吗？当然不是！这除了我之前提到的“中国诗人死于中年无志”精神层面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技术上的“自我暗示”，由于中国名家一直是“人造牌”的，在“造奖贩子”给了他们第一次幸运之后，他们便都沦为了“守株待兔者”，生怕离开了获奖时的那种题材、体例，读者便不认同了，砖家叫兽就不叫好了，因而他们的写作就如同一个模具刻出来的。比如，学院派无论处理什么题材，都喜欢用同一种语流、语感、语境的思辨体去表现，还美其名曰“诗言体”（这个词是口语派诗人于坚创造的），结果越来越死气沉沉枯燥无味，最后越写越少直至江郎才尽。而口语帮更如是，写了几十年还是小段子小日记小笑话，和第一年写作时的功力基本差不多，甚至随着捕捉新闻的触角越来越迟钝，越写越糟越写越差更是必然。这些都违背了写作的天意！更丧失了西方大家所言的“每个时段应见到每个时段的成熟”的机会。当诗人接收到上帝赐给你的每一个灵感时，便意味着它们都已拥有了自己的“身体权”，你凭啥不问青红皂白就按你的主观习惯给它们一个特定的“模具”？因而，那种多少年坚持一个模具写作的诗人成为阶段性小诗人是必然的，至于他们自称的“先锋”二字，实际是“先疯”二字的误写，大概是为了告诉你，诗是不能这样写的，一旦这样“先疯”，便不几年就完蛋。

诗歌艺术本身就是形式的艺术，因为诗歌的引申义是由“能指”产生的，与“所指”（基本义）关系不大，那么一切创新在呈现本体上都可视作是“形式”的出新。因此，我的整体创作生涯中，从未被任何一种形式拘束过，不论口语、书面语还是意象诗、叙述诗、理性诗、抒情诗、智性诗等基本占得比重都差不多，因此我即可堂堂正正与学院派诗人拼思想，又可跟口语帮拼批判现实，更可与朦胧诗拼意象拼语言。每当接收到一条神秘信息，我都力图为它安排一种与众不同的形式，如玄思类诗歌，《轻……》、《呼吸之间》等，我巧用中国道家的养生学说，达到了“物质即精神，精神及物质”的效果，有效化解了此类诗歌硬梆梆的思辨说教，这明显比比利柯林斯的同类题材《纯粹》高了一筹。再如《类风湿之战》、《狼疮的万花筒》、《骨质增生的谦虚》、《胰岛的记忆》、《肺结核的战争》等开创了疾病入诗的先例，令诗歌的基本义和引申义之间拉开了光年般的空当，再如爱情诗《海马变形记》，菜肴诗《佛跳墙》，数字诗《14857的秘密》等等都是人间没有过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