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3日，拜访理想国。余生同样也是“想象另一种可能”，选择另一种可能。）
“想象另一种可能”（理想国）
2021年4月1日，我公历生日，54周岁。其实按故乡旧俗虚岁计龄，我已经55岁了。父亲在我这般年纪的时候，主持家里造好了我如今做了间书房的大房子，其时我和弟弟在父母和乡人眼里都算争气，孙女也已经要上幼儿园了。虽然父亲只是一个普通农民，打鱼种田，却也是响当当顶天立地的人。如今我到这个年纪的时候，作为家里的长子，本该光宗耀祖的，却越活越没出息，不仅扔掉了曾经让父母荣耀的职业和职位，身无长物又不肯出来工作，只是偶尔写点不咸不淡无济于世的文字，没有失业救济，在家吃软饭，出门打秋风，连将来的退休金都是要靠自己缴纳的，老无所依基本可明确。除了北京家里和故乡的书房到处堆着的书，还剩下江湖上的潦倒落魄酒鬼名（就读书喝酒而言我确实比父亲强得多），徒让年高力衰的父母有些担心。父母不清楚我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我也不想让他们知道，只是告诉他们别担心。让父母欣慰的是，我虽然不工作，回到老家，家里却常常高朋满座，往来无白丁，既有常州武进本地的朋友，也有上海杭州南京甚至北京深圳等地的朋友，来我家喝茶喝酒聊天。父亲见过些世面，当然知道人走茶凉，知道何为门前冷落鞍马稀的。因此，父母对我的担心，更多是在希望我少喝酒上。今年这个生日之前，我结束在江南的秋风大酒之旅才不过十天。自3月9日下江南，至3月19日返京，天天大酒，以至于和我一起下江南的朋友，很快就感到吃不消，但我依然继续着，直到既定行程结束。3月15日晚在沪上，我用龚定庵诗作答，感谢一路上朋友们的热情款待，这句诗实在是太应景了：在家有软饭可恃，出门有秋风可寄。偶尔说点人话做点人事，便得如此厚爱，这是我的运气和福气。感谢人世间知我爱我甚至包容我慵懒和疏失的亲人和朋友们。于是退避于那些无人阅读的书……”（R.S.托马斯，《时代》）过去的职业训练和个人努力，以及人生积累的独特的经验，使我对时代的变迁过于敏感，比较早地把握到了时代之变。旧同事曾说我有着猎狗一般灵敏的嗅觉，而我只是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冬来水寒当然也是鸭先知。做媒体的，这种后天培养的鸭敏感，应该像天赋一样。正是因为对中国社会的理解，我后来在媒体业工作，索性一直公开着自己的言行，反正躲无可躲——《耳语者》里，苏联社会只有在厨房聊天才可能是安全的。我还记得2014年冬日那个凌晨，在簋街，跟兄弟聊到的话题。我不只是退避于书，还退避于酒。一个酒鬼，还能有什么用！多年以前，我就开始在社交媒体晾晒自己日常，反正，自己的行为循着中国的法律和社会公认的公序良俗，就算吃喝也不犯法。过去在社交媒体一直比较活跃，我给网友留下的印象，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言，我的观点和态度，网友观感两极分化，赞骂都有；一个是醉，无非吃喝玩乐，赞赏我观点的都劝我注意身体，注意自我保护；攻击我立场的轻则骂我油腻，重则骂我朱门酒肉臭，混吃等死的失意酒鬼，一个失败者，用他们的话说，叫撸射（loser）。尤其是2017年我离开职场，不再工作后，更是肆无忌惮地吃喝，不仅吃喝，还晒。一干人怒我不争，叹息我有能力而不为，自私失责，愧对时代。另有一干人则气得咬牙切齿，他们没想到一个loser不工作，还能天天呼朋唤友好酒好肉，更是嫉恨，但除了在社交媒体上骂骂我，却也无可奈何。从失意文人堕落成了醉生梦死的酒鬼，最能代表我的社交媒体形象。也是，大好年华，不思进取，天天混吃等死，或真或假半真半假地矜夸自己的软饭秋风，确实有些厚颜无耻了。但我却不以为耻。太座也听我任我，毕竟，这些年的我的个人主义立场愈益明显，即使我家太座想管，也是有心无力。过去晾晒，醉生梦死，装疯卖傻，还常用黄景仁“谁言狂歌非远谋”自慰。不过习惯了循规蹈矩，兼之怯懦，压力下慢慢地理想（远谋）涣散成了幻觉，甚至幻觉都不见了，只剩下了吃软饭打秋风醉生梦死才是真实的。过去意气飞扬的文字，基本见不到了，只剩下不咸不淡的流水账，以及偶尔为之的几勺江南土鸡汤；社交媒体上留下的，大抵是乏味的自律；对公共话题的关注，态度和立场也越来越表面疏离淡漠，声音越来越细微，甚至回避……“隐藏自己的判断，体现了一种博大的胸襟。”菲茨杰拉德的话，本来用来表达谦逊表达对外部世界的敬畏，但在今天的语境下，于我，终于成了一种可资的借口。一个余勇可贾的热血壮年，终于变成了一个谨小慎微的冷漠中年，一个自己也常常内心有些鄙视的人。我甚至有些担心，多与天对话，少与人纠缠，最终会不会也沦为一种遁词。“有十多年的时间，他（托马斯·曼）两耳不闻窗外事，专心致志地从事艺术和精神的梦幻般的创作……最后，当极右派开始对共和国进行大规模攻击时，他变成了战士。他说'是’，总是半心半意，因别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而削弱。他说'不’，则总是明确无误，掷地有声。这位伟大的市民曾经亲自给市民阶层做出了榜样.....”（戈洛·曼：《19世纪与20世纪德意志史》，转引自《传奇之家：托马斯·曼一家的故事》）尽管循规蹈矩，尽管怯懦都是我的性格特征，但是，偶尔，我也会有越轨行为。54岁以前，我有过一般人都难以理解的影响人生的三次激情越轨。1985年放弃推荐加20分报考南京大学的机会，在当时，对于一个没见过世面只想着出去看世界的乡下少年而言，也算是很有个性胆识的行为了。2004年，我放弃了过去人生为之奋斗的一切，自断后路，在没有找下家的情况下，作别体制，作别一个新时代的范进生活，成为了一个自由人，当时我的孩子才一岁，而我身无长物。2017年，我决定熔断自己的职业生涯，通常，这是财务自由或有财务自由路子的人的选择，我一个受雇的工薪阶层，如此动作，虽然得到了太座支持，但心里总是忐忑不安的。当然，当时那种忐忑不安终于在新时代得到了验证，连码字为稻粱的机会，也正变得越来越微乎其微，尽管我还有活路，可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想走。或许到万不得已的时候，那些路也就不在了。毕竟，错过这个村，就没了那个店。但我并不以为然。我自己开玩笑说自己属于闷骚男人，怯懦的循规蹈矩下能有这样三次激情越轨（一般意义上的激情辞职激情放弃更多），当然骨子里有着非同一般的叛逆精神。布罗茨基说这是“小于一”。我后来读到大音乐家马勒的诗，他喻此为“脱轨的火星”，我专门写了篇文章向他这个立场表达敬意。很多朋友劝我好好珍惜生活，有些事犯不着。我也这样想。但是，有些事情，生而为人，总要面对的，即使看起来与己无关。1989年7月，我大学毕业离校时，教我西方哲学史的张志伟老师在我的毕业留言册上给我写下了两句话，我后来认为这是一语成谶，有点宿命的味道，尽管我不是宿命论者：“口开神气散，但人总是要说话的。”2020年11月28日，在SKP我的新书《故园归梦长》读书分享会上，一位偶然闯入的年轻漂亮姑娘，她自言来北京出差，她提到注意到我是通过“酒说诗话”——这是2019年我全网休息后后来注册的一个微博小号——她说在今年（2020年）二月起，“酒说诗话”带给她许多慰藉。她没有告诉我她来自哪个城市也没有告诉我为何那年二月“酒说诗话”会带给她慰藉，只是拿了本签名书跟我合了影说了句以后你会知道就离开了。我想我应该能明白姑娘说的去年二月以来“酒说诗话”带给她的慰藉的意思——“酒说诗话”在疫情严重期间，几乎每天从早上6点到凌晨三点，都在关心转发武汉乃至其他地方的疫情，并尽力表达自己的人道主义立场和捍卫权利的态度。“朱学东，疫情以来我为什么一直赞成支持你的观点？一来我认为你说得对，二来我自己就亲历了你担心你批判的那种次生人道灾难，差点也折进去，幸好我自己有主见，也有运气。”2021年3月15日上午，在沪上见大学同学，同学很认真地跟我说。她的说法，对我而言，既是一种鼓励，更是一种提醒。人不能只为自己活着。这也是我的秋风底气。自己可以犬儒，但不能为自己的犬儒辩护（我总是坦承因自己因怯懦而犬儒），不能洋洋自得，更不能因此赞美你所痛恨、厌恶、不屑的，哪怕虚与应付。即使怯懦，犬儒了，偶尔，我也会突然发出点自己的声音，就像去年疫期。毕竟，如张志伟老师所言，人总是要说话的，尤其是自负责任感强的人，哪怕只是为了自己的孩子生活在更美好的世界也要努力。去年疫情告一段落之后，我更少对公共话题尤其是涉及政治的话题发表意见，但并不是说我失去了判断力，而是越来越少公开发言——既有恐惧也有意兴阑珊，顶多是与友人私底下交流分享。偶一发言，却依然保持着自己不受左右的理解和判断，也无惧误解谩骂。我之发言，基本上承自去年疫情以来的路径，以捍卫自己天赋和法赋的权利为主旨——我之所谓“余音”，实乃余生之音，残余之音。余生之音当然不仅仅是声音，我也以此指代自己的行为，行为也是喧哗热闹中的一种音色，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尽管个人的余音琐碎，杂乱，细微，淹没在万众一声中，但因为不从众，不唯权威，不惧权力，不为利益，不为眼球，只是表达自己的思考，故其音色依然独特，音质依然清越，仍能被不少朋友捕捉到，引为知己。所以，世间也并非都那么绝望。世网幸疏如野马。浮生的余音表明，即使在垃圾时间里，也可以体面有尊严地选择自己的生活，选择另一种可能。2021年3月20日晚上，在大学同学的聚会上，大家谈到“再出发”，都希望能分享一些励志的话，我说我们已经到了必须自己为自己加油的时候，励志的话，有三句，都是我原创：认真过好余生每一天；坚持，则有万水千山（同学提到还有我常说的跬而不休跛鳖千里，那是引用韩愈的）；以及自我建设（早些年我的原话是建设自己，就是改造社会，就是建设新中国，但我如今更多只谈建设自己）。后来也有朋友跟我提到，我曾经用来自我励志的座右铭：“用创造对抗破坏，虽然规模很寒碜，但终究有所作为”，这句在哲学船上被驱逐出故国的俄罗斯文学家奥索尔金的话，曾在2014年被我印在自己这个失业中年的名片上。这些话至今仍激励着我。“一天只有24小时，但我试着以48小时来对待它。”苏珊·桑塔格在身患绝症后这样说。我身体很好，更应该如此，才能在偶尔发声时继续保有清越的余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