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房故事丨我在上海老弄堂里和父母一起蜗居了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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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访者 | S先生 写作者 | 金捷
我们家应该不算纯正的上海“土著”，六七十年代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那辈从江浙地区来到上海工作，父母都在上海出生，我也是。
小时候我和父母还有爷爷奶奶以及姑姑一起生活在虹口区的老式弄堂里，是早些年爷爷单位分的房子，虽然名义上有三间屋子，但合计建筑面积只有三十平米，住了我们一家六口人。
面积最大的一间房是石窟门顶楼的阁楼，面积有13平米，但是高度却不足1.5米，小时候爷爷奶奶就带着姑姑睡楼上的阁楼，我和父母睡楼下的有上下铺的小房间。我们房间的隔壁那间则是吃饭的地方，放一个八仙桌之后，再加上饭橱和冰箱，基本就没空间了，所以我家以前都没有亲戚朋友来做客，实在是不好招待客人，偶尔来一次，也只能坐在弄堂里。
房子小并不是最大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弄堂里住了六七户人家，却只有一个公共的洗澡间，早晚洗漱都是在晒台上，大小便还要自己倒痰盂，夏天的时候所有人都要拿着板凳去排队洗澡，一排就得一两个小时，小孩就光屁股在晒台上洗，我是男孩，小时候贪玩，也不害臊，我就在露台上洗澡洗到了11岁，后来有了羞耻心，也慢慢加入了排队洗澡的队伍。冬天还要更惨些，洗澡间四面漏风，又没有热水器，全靠烧水一桶桶地加。
听爷爷说，80年代末上海便有露天的换房市场，一换二，或者以小换大，但得接受地段的妥协，如果那时我家换去田林、闵行、彭浦、浦东的话，至少可以换一套60平米的“正常”两房，那时的住房贷款也容易申请，再加点钱换套大三房也不是问题，但奶奶觉得那些都是乡下地方，坚决不去，撒泼打滚怎么说也要留在弄堂里。
2004年，我家马路对面开始造高层小区的时候，当时房价4000元/平米，如果勒紧裤腰带我们家是可以出个首付的，但奶奶极力阻止，还是没舍得买。
两次奶奶想的都是，早晚会遇上动迁，然后名正言顺得三套房子，但命运没有眷顾到我们家，虽然年年说拆迁，说了得有20年了，依然没拆，我们就一直蜗居在这弄堂里。
到了上大学那年，我如愿搬进了大学宿舍，才终于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床位。
2009年，我大学毕业，正好碰到外婆家的房子动迁，外婆家户口本上五口人（外婆+大舅一家+小舅），如果选择补偿房子，可以拿到区外一套100平的三室一厅和一套80平的两室一厅，或者拿到一套区内60平的两室一厅和区外80平的两室一厅，不过两个舅舅都在上海已有房产，我外婆又心疼我妈没分到这次动迁补偿，所以选择了货币安置，140万的补偿款最后分给了我妈25万。
当时上海市中心的房价也才两万多一平，像我家这种离市中心稍微远点的位置，商品房的单价只要一万五，附近还有几条地铁线路正在规划施工，那时父母手里还有20万的存款，加上外婆给的25万，在家附近首付一套100平米的商品房完全没有问题，但当时父母觉得，我才刚毕业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他们又都已下岗，怕我未来负担不起在当时略显“高昂”的房贷，于是我们又和换房计划再次擦肩而过。
之后我在市区找到一份还算轻松的工作，朝九晚五，工资3200元/月，3200元在当时也只能勉强在上海市区租一套一室一厅，在公司附近合租的话，也要1000元/月，所以我果断选择了继续回家蜗居，奶奶在前几年过世，我便搬到阁楼去和爷爷一同住着，那年我23岁。
2010年，连我们家附近小区的房价都一下子涨了4000元，父母对换房的事反而变得更不着急了，他们觉得再过一两年，等世博会的热度过去房价一定会跌下来的，到时候我也涨薪了，正好买一套好一点的房子作为我的婚房。
2012年，上海的房价比上一年确实有小幅下降，我爸对他早几年的决定表示非常满意，本来他说还想再观望几年，但我把近几年相亲女方都嫌弃我没房的事说出来了，我爸这才拿出家里的存折本，爷爷也把他的老本亮了出来，算了算大概80万元，可以在市区内首付一套一百多平的大三房。
但事与愿违，好不容易下定决心买房后，爷爷又生病了，看病前前后后又花了十多万，老家过来的亲戚还非要说爷爷是因为要给我买房的事才气病了，这下我更不敢跟我爸提换房的事了。
没想到之后上海的房价便是一飞冲天了，再也回不来了，经过2015年和2016年的全国性疯涨之后，原本上海中环外两三万的房价都已经涨到了五六万，俨然到了“地球顶”，看着家附近的小区不停地更换的海报，就知道房价早已是我追不上的速度。
2016年我交往了一个女朋友，年纪很小，也是上海本地的，在巨鹿路有套小三房，当时她父母问我家的情况，我拐了个弯说我家四口人，房子离东方明珠7公里，到外滩大概8公里的距离，对方父母听了很高兴，还以为碰到了门当户对的家庭。
交往了一年，还是被女友的父母拆穿了我的谎言，虽然女友说不介意我没房，但在她父母那里还是过不了关，用她父母的话就是“我们囡囡就算嫁个有房的外地人都比你好”。那一年爷爷过世，又和心爱的女友分手，一连串的打击几乎要把我压垮，抬头再看看房价，我1万元的工资还不够在上海市区买0.2个平方。
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天天在家办公，相对来说比较清闲，可以偶尔上网浏览一下上海各区的房价，看到疫情期间二手房价有下降趋势，拿我和父母的存折本一算，有九十多万，心里想着上车的机会来了，错过了可能就更难买房了，于是在四月份就下定决心趁疫情期间清闲去看看房子。
对于买房的选址问题，我是没所谓的，反正住哪都比弄堂好，但外婆和舅舅家都在浦东，我妈就也想搬到浦东那边去，于是锁定了浦东世博板块，就在耀华路地铁站周边和成山路地铁站周边看房。
一开始我自己在网站上找了很多个人房源去看，累得腰酸背痛，太累了。看了一天房子，什么也没记住，后来又找了中介带我看房，跟中介说了我的需求后，他就挑了几套适合我的房子，约了业主，带我去看房。
看了好几套房子，中介推荐的两室户型几乎都一样，都是两个卧室、一个小的厨房和卫生间，都没有客厅，但是我又特别想要客厅，中介就说把次卧改成客厅，可是改了客厅后父母就没有了住的地方。
差点又要放弃想要“观望”了，四月底中介带我去看最后一套房源，在成山路地铁站，56平的两室一厅，我带父母过去一看，立马就定下了，觉得性价比很高，而且房东嫁女儿急需用钱，中介说可以在价格上在为我们争取一下。
56平的两房，原价310万，最终跟业主商量到290万元，向外婆家那边借了钱后交了首付，用公积金贷了三十年，以后我就是一个房奴了，不过房子的装修风格还挺新的，劳动节办完手续后我和父母简单搞了下卫生就搬进去了。
如今我34岁，我终于在上海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这下终于能在相亲局里有底气的说话了。
同事都笑我，外地人买房看上去比我这个本地人还要轻松不少，但其实在上海，像我这样买不起房只能和父母一直蜗居生活的人还有很多，就拿我们弄堂来说，还有两户人家没搬出去，至今还在憧憬着一个大大的“拆”字。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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