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程新皓与杨潇相遇：今天，我们沿着铁路和河流出发
周婉京曾于美国布朗大学哲学系任访问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艺术哲学博士专业，现任教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她曾出版过五部小说与艺术评论文集，获得香港青年文学奖与台湾罗叶文学奖。近期将有《新贵》与《取出疯石》两本小说集付梓出版。
艺术家程新皓是云南人，作家杨潇是湖南人。他们最近出版的两本新书，程新皓的《来自铁路的二十四封邮件》与杨潇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都选择了以标有地名的地图作为封面，程新皓从昆明出发，杨潇从长沙出发。两人不约而同都选择在今年出版新书，在吾国吾民皆处于后疫情风暴中，面对生于斯、长于斯且困于斯的窘境下，他们的书意外地成为我们通过阅读进行自我放逐的一个选择。
大约五六年前，旅行文学还曾是国内一类热门读物。卖得好，各类“旅游达人”层出不穷。有的专挑各种岛屿打开私人派对，把旅行当成炫富的途径；有的教你怎么在城市中吃好、玩好，他们笔下的所谓攻略不过是城市的皮毛，根本无关旅行。在有了马蜂窝和小红书之后，旅行攻略都不再受欢迎。再有了快手和抖音，滑动手指刷一刷带来的快感甚至比一场旅行来得更简单直接。
游记读物畅销不再，让旅行文学更加消隐了姓名。以至程、杨两人的新书出版前，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出版人和专业读者）都为他们捏了一把汗。这些人的担忧背后，反映的是这个时代是否还需要旅行文学的问题——当代中国是否有旅行文学（travel writing）？如果有，那应是怎样一种文学？
程新皓：
对铁路和河流的另一种想象
从程新皓给出的答案来看，它通常是非虚构的，但这不代表它不能有故事。相反，故事还可以有很多。程新皓以河流和铁路确立行走的座标，踏过玉龙雪山、卡瓦格博、金沙江、怒江、澜沧江、南盘江，步履不停，也经过从南盘江边蜿蜒而过通向海洋的铁路，到达昆明旁的西山断崖与长虫山的石脊。
2019年12月19日，程新皓终于顺着南溪河来到了中国和越南的边界处。铁路与河平行，河的这一侧是中国，另一侧是越南
他预期到这将是一段漫长的旅程，但是没想到会这么长。将近五百公里的铁路，云南进入现代的标志。他走在上面，却在想，如果1910年不是法国人修建这条铁路，如果是英国人来修——他们试图从上缅甸的曼德勒修建一条到达腾越，再延伸到大理的铁路——那么今天云南人想象世界的方式会有哪些变化？对大海的感知是否会向着缅甸的方向，直接绕过马来地峡而进入印度洋？他提出这些问题的同时，也察觉到历史离当代生活的我们过于遥远。他说，“读起来就像与自己无关的故事，甚至会带着某种不厚道的幽默感。”
程新皓在路上的”第14天”，拍摄于从芷村到亭堂的途中
图片：由程新皓与假杂志提供
在铁路与河流交织的地方，他也遇到了自己的家人——他的外公和外婆，那时他们都还很年轻。他在书中“第七天”记下这段故事，“外婆的父亲就是本地人，准确地说，是一位本地乡绅的儿子，据外婆说，他曾经被送去黄埔军校学习，并在之后成了一名国民党的营长。我疑心这些细节是错误的，因为在那个时候还没有黄埔军校，只有保定陆军学院或者云南陆军讲武堂，而他毕业后去的也大概率是北洋政府，或者某个地方军阀的部队。之后的信息则应该是确切的，就是他从军数年后回乡结婚，并继承了家中的糖厂和大片甘蔗田。几年后的1928年，外婆出生了。在那个年代，她极其幸运地生在了这样一户开明人家，甚至还坐着滇越铁路的小火车去省城昆明的女子学校读书，抗战结束后又回到盘溪，成为一位小学老师，并和我的外公结了婚——他同样是一位知识分子，在中学教授数学和体育。据外婆说，他爱好游泳，不论冬夏，都会去中学边上的南盘江游泳，在丰水季还时常从大桥上往江里跳水。”
杨潇：
行走在时空交错中，与“团友”相聚
相比之下，杨潇也走了云南，他在《重走》的第36章（共39章）进入云南。杨潇走的方式不是程新皓那种偏向私人的巡礼之旅，杨潇选择与历史中的许多人一道由湘入黔再入滇。他跟很多人一起走，公路徒步走了40天，却在时间上从1938年一路走到今天。今天的公路、河流和驿道，有一些早已失去了它们在历史上的标记。闻一多“一定要去看看，不去看的是汉奸”的镇宁火牛洞，跟当年那个让闻一多忍不住用英语唱起《圣塔露西亚》的洞天福地有了天壤之别，洞外周围现在盖了小学，也盖了卖土鸡的小餐馆。石臼回转，过去无从辨认，这样的时间之力贯穿出现在整部《重走》中。时间的力量磨圆了历史的棱角，荡平了起伏。
走不尽的山峦的起伏，河流和草原 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 接连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 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 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 在忧郁的森林里有无数埋藏的年代 ——穆旦的诗歌《赞美》
杨潇行走在湘黔边界的国道上（从新晃去玉屏，右侧是沅水上游的大支流舞水）
如果细心去读，这本书每一章的参考文献处，史料与口述历史的使用也是“时空交错”的。杨潇以《联大长征》作为基础文献，再辅以西南联大校友会合编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并找来西南联大校友们的回忆录、日记等，如《冯友兰回忆录》《吴宓日记》《朱自清日记》等。他还有幸寻访到了当年旅行团中唯一在世的机械工程学家吴大昌，与百岁老人吴教授一见面，陌生人竟亲密如“团友”，一聊就是四个小时。
与其说杨潇是背着资料徒步上路，不如说他是背着自己对这些人的追寻上了路。过去和今日的叠影，尤其是一些根本无法辨认的记忆——湘黔滇旅行团已经遗失的20万字的旅行日记，弃用了十多年的鹅翅膀桥，旧时学子们走过的二十四道拐现在变成了景点，它的不远处是沿着山体展开的320国道……
普安-盘县国道即景
图片：由杨潇提供
之所以称杨潇和程新皓作“行者”，恰是因为他们走在路上，却能在往昔与今朝的拉扯中，勇敢、决绝地与自己一别两宽。行者与游客最大的不同也在于此，他们不畏惧未知路上的那些“在劫难逃”。上车睡觉，下车拍照，“欧洲十国七日游”的过眼泛泛不会出现在他们的路上。杨潇下国道、上小路，终于到了海拔1700米的插天垭，终才明白徐霞客的“大叶蒲丛生其间，淬绿锷蒲叶于风前，摇青萍于水上，芃芃有光”究竟所言何事。而另一条路上的程新皓此时可能正从昆明出发，想象着他与历史中时空的双重距离，拍下他的作品。
“今天沿着铁路，沿着江，慢慢走慢慢拍，一面是河谷，一面是悬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