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诗的道德——写在汶川地震之后
这是汶川地震后不久写的一篇文章。现在看来，其中的某些看法还是有意思的。
5·12汶川地震后，现代诗创作以井喷的方式呈现了貌似活跃的姿态。不少人因此情绪激昂地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契机，将带来已经被视为萎顿的现代诗的重新复活。如果情况真是这样，当然好。但是，要是静下心来仔细考察，问题又不免会被提出：如此大量的诗中间，到底有多少具有真正的艺术价值？已经有人就此写出文章，用反思的笔调解析后得出结论：大多数诗并不具有艺术价值。那么，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到底做何反应？是推捧，还是批评；如果推捧，我们将取什么样的言辞，如果批评，又从那个角度下手？很显然，这已经成为检验我们的诗歌观念、道德情怀的一道坎。怎么迈过？的确考人智力。不过更加考人智力的是：当我们谈论这些由汶川地震引出的诗时，人性已经作为一个标尺被树立在面前。对此，我们怎样面对。
而我已经看到，很多人在谈论面对汶川地震，写诗还是不写诗的问题时，已经祭起了人性善恶与否的大旗。在他们的言论中，如果在这样的重大的人类灾难面前，一个诗人还不写诗的话，那么在人性的善恶观面前，他很可能已经站在了政治不正确的立场上。这些言论中大多数的逻辑是这样的：一个有良知的诗人不可能不被这样大规模的死亡震惊，不可能不表现出必须悲伤和同情心。如果不表现，其心灵的善可能就不存在。说实话，我对这样的判断尺度是有所怀疑的。其他的不说，仅仅是把诗人必须用诗才算表达了自己人性的善作为衡量的尺度，这一点我觉得过于粗暴了。在这个日益复杂的世界上，人表达自己情感的方式有很多种，而诗人首先是人，难道他以别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同情就不行吗？譬如他没有写诗，而是直接捐款或深入灾区做志愿者。
有人肯定会说，既然是诗人，为什么不用诗表达？这样的问题的确有必要提出。但正是在这一点上，一个关键的问题被引了出来：当人们在要求诗参与到面对灾难表达情感的同时，难道不同时存在着对诗本身的艺术要求吗？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不建立起具有与诗相关的价值认识，很可能最终让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在强调了人性的道德感的同时，却放弃了对诗的道德感的确认。要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性的道德的呈现方式有很多种，但诗的道德要求则只能回到诗本身加以确定。而且人们还应该明白的一点是：诗歌的道德要求从诗本身的角度来讲，更多地是一种话语方式，在它的内里隐含着技术意味的构成诗的方法。也就是说，它的道德应该建立在词语的审美合理性基础之上。
可以确定地说：正是在这一点上，目前多数的人的认识是简单的。在他们的意识中，对于诗的认识，实际上只能被看作是对于诗的功能的认识。他们的要求更多地不是对诗的存在的要求，而是对诗表达什么的要求。虽然表达什么的确是诗的构成要素，我不否认这一要素对于诗的成立的重要性，但作为现代诗人，我同时不敢轻视怎么表达才会使诗真正成为诗。其实，关于怎么表达也不是今天才作为问题被提出。从有诗以来，它一直是对诗的要求。上个世纪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人类历史上的巨大灾难，而且是人为的灾难，不同诗人便表现出了不同的处理诗的方式。但至少在我这里，能够到今天还让人感到具有诗之尊严的作品却不多，我能够反复阅读的只有像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中的《小吉丁》、米沃什的《梦痕集》等不多的诗篇。
熟悉二十世纪诗的人一定都会有印象，艾略特的《小吉丁》一诗并没有在诗中直接处理对战争的认识，也没有直接述说灾难，更没有表面的沉痛的抒情。但是却让人看到了由一场灾难引出来的诗人对人类历史、时间等问题的沉思。这些沉思是深透的。它已经不是关于一场具体的灾难的描述，而是对人类命运的具有洞见的陈述。还有米沃什的《梦痕集》同样也是如此。我相信这些诗的存在已经很明确地说明了问题：诗永远不能够把自己降低到不关心自身存在的语言方式的地位。这也是为什么当我看到不少的关于汶川地震的诗时，一个最直接的感觉就是：虽然大量的作品让人看起来情感是真挚的，但却缺乏诗的价值，我最多是将它们看作一种对自己情感反应的原始记录。
我知道，我的这样的看法肯定会遭遇不少人的诘难。在他们眼里，如果在灾难面前还要考虑诗之所以为诗的种种理由，那么他也太冷酷太没有同情心。我当然不会认同这种诘难。在我看来，诗人对诗的态度与他对灾难的认识同样重要。如果不这样，也许他最后会发现自己虽然在情感表达上政治正确，却在诗的完成上失败了。他最后留下来的作品不过是对诗的歪曲，根本与诗无关。不要以为这是强词夺理，历史上这种事情已出现过很多次，就像上一个世纪面对国家遭遇侵略，不少人写下了表达他们心迹的作品，但如今又有多少能够被认为有诗的价值呢？而且我更不喜欢有人拿杜甫作为自己的辩护盾牌。杜甫的确面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写出了不少诗，有些诗还很有即兴表达的味道。但任何人只要真正熟悉杜甫的作品就会发现，杜甫从来都没有僭越中国古典诗的语言规范，哪怕是他的那些最直接谈论具体事件的诗，亦符合当时人们对诗在形式与技艺上的要求。这一点不管是在其乐府诗，还是五七律中都如此。正是在杜甫身上我看到的是他深谙诗之为诗的奥妙。
的确，诗之为诗是有奥妙的。我相信哪怕最迟钝的诗人，今天也不会高嗓大口地宣称诗没有奥妙，是人人都可以驾驭的人类情感的表达形式。而诗是人人都可以驾驭的表达形式吗？很显然不是。为什么会在诗的写作领域中出现三、六、九等的等级划分，为什么有人哪怕热爱诗热爱的发疯却写不出一句像样的诗？就在于诗是对写作者有选择的。哪怕作为基本事实：从来也没有任何人类的历史阶段会在几天内冒出数不清的诗人，数不清的有价值的诗，那不符合诗作为人类精神生活高级产品的存在逻辑。仅此一点，就让人有理由怀疑，那些对汶川地震后一下子涌现出的那么多诗给与无条件赞美的声音，是对诗的存在的真正负责任的言论。任何时候人们都必须以理性的态度看待这个世界，看待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由人类的特殊性带来的文化产品，不能在不符合文化存在的规律面前保持真正的判断力，将很悲哀。
所以，不是向目前一些人由汶川地震带出的诗创作的认识热情泼冷水。当看到那些认为它将会带来中国当代诗发展转机的言论，我不能不感到它们是幼稚的。同时也感到一种让人心寒的东西的出现。因为这种言论的出现说明近三十年来，中国当代诗写作领域里的诸多人对诗的认识，并没有因为受到现代主义的洗礼而发生根本性改变，那种以为一场井喷式的写作就会带来人们对诗的意义，存在理由，存在方式认识改变的看法，实际上与发生在上一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对民歌体的推崇，宣扬全民写诗的鼓噪没有什么两样。我甚至从中看到了一种具有历史渊源的文化心理的存在，这种文化心理总是在以乌托邦的幻想勾画着一种能够带来大众狂欢色彩的诗的盛世。而这一盛世的背景蓝图是后世对唐代社会诗景象的想象，以及妄想着民族文化的大国地位会再一次出现。
同时，它还深刻地反映出存在于众多当代写作者内心里的焦虑。这种焦虑的来历是什么呢？不是别的，是在一个以商业主义为特征的时代对诗的边缘化。虽然对诗的边缘化大多数人已经承认是不得不接受的事实。但是，他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边缘化已经造成了自己心理的失衡。为什么我们总是看到回到社会注意力中心的言论由不少诗人提出？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边缘化带来内心焦虑。而在焦虑的催动下，对任何出现的可能带来改变的机会不遗余力地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便成为自然而然的行为反应。虽然我不敢说面对汶川地震不少人的表现就有这样的嫌疑，但抛开缠绕在地震为诗带来的那些可能复兴的种种冠冕堂皇的言辞表皮，难道我们不会看到以为利用这一历史契机，诗将重新被大众注目的心理存在于不少写作者心中吗？
虽然作为一个诗人，如果出现了那种诗重新成为社会注意力的中心的现象我会很高兴。但是，我并不认为它会借助于一场灾难而成为事实。何况我非常怀疑在人类的总体进程是朝着非诗化的方向前进的情况下，诗能够逆着这一潮流获得不少人想象的那种复兴。我甚至觉得，所有那些以为能够借助于灾难，要用面对灾难的态度来检验诗的想法，实际上是机会主义的。它说明的是有这种想法的人，很可能并没有在一种日常的状态下真正地对诗是什么想明白，反而需要来自外部事件的推力。这使我不得不一再设想：如果没有这样的外部推力，他们将何以为诗？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认为像史蒂文斯、佩索阿、卡瓦菲斯这样的诗人是伟大的，因为他们所有对诗的洞见都来自于日常生活，他们的写作从来不是建立在特殊事件之上的。
当然，作为一种思考，我并不否认一场灾难可能会促进我们对诗的意义的思考。但是，这里必须有一个前提，即：这种思考应该是建立在一个诗人长期形成的对生命的认识基础之上，循着他认识的轨迹向前延伸的思考。因为我不太信任那种突兀的带有转向色彩的改变。我认为那样太轻易了。而如果有人还要拿这些转变的思考来指责别人，就不免让我感到滑稽。中国的情况常常就是这样，总是有人在自己做了什么事情后，就以为自己有了道德护身符，便开始大声武气地谴责没有像他们一样做的人。在这次面对汶川地震造成的灾难面前，不少人的表现就是如此。但这样恰好让我看到他们的行为中隐含的带有制度性思维特征的东西。
此次汶川地震后出现的大量诗让我最明确的感受到了制度性思维的特征——口号式的表述。没有真正的诗的具体性，形式上的单调同一。我甚至感到了某种滥情出现在不少诗中。面对这样的现象，如果还有人将之看作它可能成为中国当代诗重建的基本出发点。那么，我对建立在这样的出发点上的所有关于诗的未来的设想并不看好。我坚信的是：任何时代的诗的经验，它的全部诗学认识，必定是建立在对时代的全面认知之上的。它要求的必然是对时代复杂性不挂一漏万的认知。所以，哪怕有人振振有词地认为当代诗的复兴的曙光已经因为此次地震出现了，我并不相信它是真实的。在灾难造成的人们的情绪波动平静下来，生活回到常态后，诗将会以什么样的面目继续存在，肯定是更考验写作者心智的。
因此，可以想象的是：如果一个人没有建立真正成熟的，有完备的诗学认识支撑的写作观念，他会在接下来的漫长的生活中写出有价值的诗。诗的出现依赖偶然性，但这种偶然性是以必然性作为前提条件的。所以，我感到有必要认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这样的：一个写诗的人，不应该企冀由偶然性事件成为自己写作的助推器，尤其不应该将自己的写作的道德感建立在对一场突然发生的，并非人类生活中经常面对的灾难之上，而是应该建立在由日常经验提供的思考之上。如果我们不能具有发现意味地从更为平淡的生活中找到诗存在的意义，那么诗的存在理由便不得不让人怀疑。这实际上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我相信，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对写作方向的选择。
那么，这样一来我想说的是：尽管有人认为5·12汶川地震为诗提供了重新认识它的契机。但是这一契机并不是建立在它作为一个具体的人类灾难之上的。我们必须意识到，就诗而言，当它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时，它的发展还需要我们从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引出对之的理解。我们必须意识到在谈论诗的具体存在时，还必须谈论它的抽象的存在。而什么是抽象的存在呢？不是别的，是诗所依赖着的由漫长的历史经验给出的关于诗是什么的审察标准；它不会简单地牵就任何事件，就是一时有所牵就，也会由时间最终给与矫正。说到这里，我甚至敢下这样的断言：不要看不少人目前很亢奋地谈论着地震为诗带来了什么，很可能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蔫下去，不再与诗有任何关系。
而所谓诗的重建，与他们无关。更进一步，我甚至认为就是重建这种说法本身就是成问题的。因为在我看来，所谓“重建”是假设诗曾经遭到了破坏。就近三十年来当代诗的状况而言，这不是事实。尽管有人认为目前的确存在着整个社会对诗的价值观念的认识上的错误，但它不过是一时之言。事实上真实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虽然一直存在着关于诗的意义的讨论。但这些讨论是作为诗的生成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在社会思想生活中的正常现象。任何只有稍微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对诗应该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一直是有不同看法的。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的关于诗是“文以载道”，还是“以文为文”的讨论，说穿了均是由不同认识带出的，对诗的意义的判定。我们的确不能说哪一种言论占上风，就破坏了诗的存在本身。
好了。文章写到这里我觉得说得已经够多了。如果要总结一下的话，我想要最后强调的是：对于当代诗的建设而言，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在衡常的状态下找到进入诗的切入点，而非总是在人类重大的历史事件面前才发现原来此前我们对诗的一切理解都是有问题的。如果情况真是那样，不免让人悲哀。说明的不是别的，说明的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对诗的成熟的认识。但是，对于一种需要细密的心智才可能真正获得对之有效把握的人类精神表达技艺来说，难道需要的不是长久而专注的探究吗？没有这种长久而专注的探究，我们怎么可能获得对它的奥秘的把握。不管有多么道貌岸然地观点，不管这些观点如何把自己打扮成站在真理一边的守护神，我都不相信它会带来写作者对诗的奥秘的把握。而诗的道德实际上就是对诗的认识的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