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家
一
胡家，是先后陈的一个自然村，与我老家新庄不到一百米的距离。
既然已经写了新庄，那么索性也写写胡家。因为胡家是我的外婆家，我的祖宗都在胡家。我童年时代的欢声笑语，也大多撒落在胡家的角角落落。
我小时候，胡家不是现在这副模样。胡家的屁股后面有一根尾巴，那是孝泉江的堤埂，是胡家的出入行路，是胡家连接世界的一根脐带。所以那时候，胡家人的门，开得有点晕头转向，东南西北都有。后来南边田畈里做了一条笔直的新路，于是胡家坐端正了，一律将门朝向了岙子岭，都开门见山了。
我前几年留意胡家的来历。胡家的胡，与赵家上京的胡，是同一个祖宗。而赵家上京的胡，则来自于金华永康。唐朝末年，一个名叫胡广的永康人，做了金衢节度使，后来这个金衢节度使胡广，不知什么原因，从金华迁到了赵家上京，成了枫桥胡姓的始迁祖。所以，追本溯源，胡家人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是永康的血液。永康，多么吉利的永康，永远健康！永远安康！永远小康！
那么又是谁，从赵家上京迁到先后陈胡家？这个我不清楚。胡家没有家谱，真是一件憾事。其实做人做人，做到最后，什么都留不下，只留下家谱上一个干巴巴的名字而已。几百年后，当子孙后代寻根问祖的时候，他们会指着家谱上你的名字，说：这个是我的八辈子祖宗，这个是胡广几世孙，这个是胡家第几世。后代子孙若能常翻家谱，胡家就亲如一家了，因为胡家的胡姓人家，都是同源之水，同根之木。
好在胡家出了个有心人，他已经把胡家这棵树的生根、抽芽、开花、结果，等等情况，一一作了记录。这个有心人，论辈份我得叫“阿公”，就是胡家的胡和南。上次走路时碰到骑电瓶车的和南阿公，他停下来跟我扯闲白谈，无意中就说到了胡家的前世今生。当得知他在用心做着一桩胡家人未必知道的家族大事时，我立即变成了麦田里的麦子，面向个子高高的他，肃然起敬。
因为这件事真的很重要，事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往哪里去”这三个人生之问。
那么，根据胡家的现状，根据我的推断，胡家在孝泉江边落脚发祥，也不过一二百年的历史。胡家还年轻着呢。
（大胡家台门屋有点像它）
二
胡家的生长发育，显然比我们新庄要好，这从他的架势上看得出来。
胡家有大小之分。大胡家在埂脚，小胡家在黄瓜山。我不知道这样分的依据是什么，或是户数多少？或是辈份大小？我母亲说，她小时候还住在大胡家埂脚。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大胡家的确很大。的确很大的标志，是大胡家有一幢高高大大的台门屋。当时无法形容它，现在知道了它形容词应该叫“威武雄壮”“拔地屹立”之类。台门屋正门朝东，紫气东来，门口镶嵌胡家大塘，南北各有偏门，两层楼房，白墙黑瓦，肃穆庄严。在我父母用黄烂泥盖茅草厂之前，它早已像个官老爷似的，端坐在那里，鄙睨着世间一切。它的大门是石框，窗户自然也是石窗。天井上空雕梁画栋，有我们孩子嘴里“蛮蛮蛮蛮……大”的牛腿。
这幢房子或是胡家祖宗的遗产，它比先陈的旗杆台门长得体面，而且风光。我懂事起，这幢房子里住的，也不是什么地主，而是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不是耕田，就是放牛。胡家既然没有出过官员，那么可以推测，胡家的祖宗以前是颇富饶的。
可惜这个台门被时代抛弃了，被主人嫌弃了，现在怕是连砖瓦的尸骨都不存。若是能挺到现在，它就是文物，就是古建。文化或文化，总是被时代杀伐殆尽。
大胡家往东，经过大塘，再经过一丘田，便是小胡家了。
小胡家从当时的住宅看，其实只有五份人家。三份在平地，两份在黄瓜山。我爷爷与外公两份人家，正好一前一后，一高一低。
那时候我太婆还在，住外公家左首房子。太太婆也健在，住外公家右首，一个独立小院。太太婆是三寸金莲，旧社会的缠脚女人。她晚年坐在家里，一天到晚手摇纺线机，把一团团棉花纺成一根全世界那样长的棉线。这个画面就这样缠在我的脑子里了，怎么擦也擦不掉。
太太婆的小儿子，我当然叫小太公了，当时难得见他的人影。直到前年我才弄明白，名叫胡英的小太公，解放前就是地下革命工作者，所以他后来成了离休干部。他与先陈的陈浪，在枫桥大庙旁边创办了农工民主党地下联络所——井井香烟发行所。可惜他已作古，要不然，定能从他嘴里挖出不少革命故事。
小胡家长得有些漫不经心。从又彩姨娘家左转弯，经过一道木槿篱笆，黄瓜山伸了一个懒腰，结果像一根南瓜藤，又意外地生出两份人家。一份是桥头汤永的老家，一份是赤脚医生汉华家。他们的房子都在山头，所以到他们家去，必须一脚一脚，昂首拾级，有点像爬梯子。现在梯子早磨平了，路边房子相连了，这大约就叫沧海桑田吧。
（晒场里晒谷）
三
现在，桥头、胡家已经肩并肩，大胡家、小胡家也手牵手，它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我小时候，他们是独立的。这就是家族这棵树一派繁荣的势头，用行话来说，叫做“瓜瓞绵绵”，藤缠藤了。
那时候，胡家与新庄，合起来叫“枫桥公社先进大队第二生产队”。所以胡家与新庄是个小集体，村民叫社员，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分田到户前，胡陈两姓，步调一致，一起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路上埋头苦干着。
对大胡家刻骨铭心的记忆，是那里的晒场。埂脚一排平屋，有四五间，那是我们二队的仓库。仓库门口就是晒场。晒场很大，面向田野。左边是水泥地，右边是烂泥地。烂泥晒场边，有一个关牛的牛栈厂，一个盛放氨水的氨水站。我太婆当年就是从氨水站跌下来跌死的。
夏天的时候，晒谷场热火朝天。从田里割起来的稻谷，被挑谷担的男人一担担挑到晒谷场，又被晒谷的女人播晒在“拼田”（竹制工具）上。女人先用扫帚轻轻扫去夹杂而来的草荫头，再用“推谷扒”（晒谷的工具）间隔去推晒，稻谷像浪花一样欢快飞溅，每推一次，稻谷就翻一个身，每推一次，稻谷就变一次色，在太阳的洗涤下，稻谷出落得黄橙橙的可爱。
太阳快要跌下山的时候，女人们从仓库里走出，俯身抓住拼田一角，拉起，转身，朝拼田对角方向走去，看上去像拉着一面红旗。随着拼田的卷曲，稻谷也翻江倒海聚扰在一起，啪的一声，拼田自动弹回原地。拼田的四角如此这般全部卷过，一坐稻谷的小山就形成了。稻谷装进一只只早就备好的箩筐里。女人开始收扰拼田，像卷麦锅烧一样轻松，一张大大的拼田，硬是让女人卷得粗细均匀，最后用绳子缚了腰。
活还没有完。接下来就用风车扬稻谷。几架身上写着“先进大队第二生产队”字样的风车，被女人的手摇得忽啦啦欢叫。瘪谷从风车的屁股里浓烟似喷出，在地上积成厚厚的雪。那些被扫拢在一起的草荫头，是要当作集体的财物分配给村民的，但它里面毕竟还夹杂着一些稻穗。于是在分掉之前，晒谷的女人会借用东南风，捧一捧，高高举起，再让它们慢慢跌落，风就把轻飘飘的稻叶吹到了一边，把稻谷和稻穗垂直跌下，成熟与不成熟、有用与无用、集体和个人，便被风分得泾渭分明。
一季稻下来，仓库里的谷早就堆得齐梁高了。村民看着仓库的粮食，一个劲地渴盼分谷，因为米桶早就空荡荡了。于是，在交齐公粮之后，便按人口进行分配。于是，晒谷场上就会排起一条长蛇，集体的稻谷哗哗哗地被写着“某某办”“某某置”的私人箩框吞完了。
那时候田地都归集体，由集体收获后再按人头分给村民，这叫平均主义。所以，大胡家的仓库和晒场，对村民是充满着诱惑的。除了分谷，还隔三差五分其它农产品，麦子啊豇豆啊什么的。
记忆最深的是年底分鱼，鱼是征天水库的鱼。鱼还没有到，我们一群孩子早就在那里望眼欲穿了。鱼一到，生产队按户分，人口多的鱼多些，人口少的鱼少些。那一堆堆鱼，从仓库门口排起，一直排到晒场的围墙脚。也不用秤，全凭目测，然后在每一堆鱼上粘张小纸条，纸条上写着户主的姓名。
鱼一年才分一次，都是胖头或鲢鱼，孝泉江里可没这么大的鱼。但年底分的鱼，暂时还不能尝鲜解馋，那是要做元宝鱼的，要请菩萨的，要当碗头的，要招待客人的。所以尽管当时兴高采烈地分鱼，但分来的鱼在剖洗之后，必须晾挂在灶台间的那个木钩子上。我们只能做猫，眼睁睁盯着它，却怎么也吃不到嘴里。
（看蚕）
四
小胡家的角角落落，都存进了我大脑的硬盘。小胡家黄瓜山西边，山脚是大茅坑，茅坑边是石碓石舂（我们叫“踏堆”）。山上则是一排平屋，最西首的一间平屋里，当年住过知识青年陈小珍。
陈小珍与我大伯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所以陈小珍后来成了我的大妈妈，我大伯后来自然就住进了这间小平屋。现在他们两个早已在阴间相逢了，但他们没有白头偕老的爱情以及我大伯终生不娶的结局，成为小说一样的谜。
小平屋与我爷爷家之间，那里还有三间平屋。这三间平屋相当于第二生产队的村部。那时候，这三间平屋有个称呼，叫做“蚕室”。
蚕室的使用频率很高。晚上这里是生产队记工分的场地。生产队会计坐在这里，等候社员前来报工分。我家父母的工分，基本是我去蚕室报的：今天父亲割稻，母亲晒谷；昨天父亲挑谷，母亲割稻……蚕室有时候也用来开会，小队召开社员会议，里面坐得下全体社员。譬如当时生产队评工分，谁评十分谁评八分，都是在蚕室宣布，那么，蚕室里也就难免吵吵嚷嚷、众声喧哗了。
蚕室最主要的功用，当然是看蚕。蚕事一年两次，看过春蚕，还看秋蚕，这件事曾牵动了我童年的好奇。村里的妇女轮流到蚕室看蚕。我常常得空，倚在蚕室门口，闻漂白粉扑鼻的气息，听蚕儿沙沙地啃叶，以致馋得在桑叶里寻觅遗漏的桑葚，更在倾倒出来的蚕屎里搜寻与我一样发育不全的被遗弃的蚕儿，并细心研究它的五脏六腑。
最有趣的是蚕室里做蚕山。蚕到了吐丝的前几天，它们的身体开始变得透明，并且不再吃桑叶，最后开始绝食，一动不动傻傻地等待着。此时，就该上蚕山了。蚕山是稻草扎成的，小小的，一顶顶像雨伞，满屋子地面上不断连绵。然后取来蚕，让它们爬上蚕山。蚕真的爬上了草山，头摇来摆去，寂寞难耐的样子，然后嘴里开始吐出丝来。一圈，一圈，一圈，柔柔的、亮晶晶的丝，慢慢将自己包裹起来，包成浑圆的茧，蚕想与世隔绝，它们终于作茧自缚了。结成的茧挂在一只只小山上，蚕在里面变成了蛹，留给人们大片耀眼的白色与丰收的欣喜。
如今重温，那蚕室的气味，那看蚕的细心，那做蚕山时的热闹，却还像桑叶的经络那般分明，那般分明。
（石碓，我们叫“踏堆”）
五
我是胡家的外甥“大老爷”，所以我的童年大部分在胡家完成。我的父母顾自己挣工分去了，就把我放在胡家，让我一天三顿在爷爷或外公家候饭。
啥叫“候饭”？就是做不速之客，当爷爷或外公家快要掀开锅盖准备吃饭的时候，我会准时出现，傻乎乎站在门口，用沉默向他们宣告：我就是来吃饭的！后来我知道什么叫难为情了，于是开始学乖，不再空着两只手，而是顺便在黄瓜山上捡一捧柴，以示我不是只会吃饭的饭桶。这个捡柴候饭的意图，后来被我小爹看穿，所以这个情节一度成为他们的谈资。
爷爷去世的时候，我已经八岁，上小学了。爷爷的音容笑貌在我脑海里早已化作乌有，但爷爷捏的饭团，那香味，那滋味，至今还留在我的鼻孔和齿颊。
那时候新庄与胡家之间，是黄瓜山脚的一条机耕路，像一根随意抛撒、没有拉直的绳子，曲里拐弯。幼小时，我骑在父亲的脖子上，抓着他的头发，往返新庄与胡家。等我能跑能跳，独自行走时，这条机耕路就成了我的拦路虎。山边的坟头和骨洞，总是向我露出狰狞的面目。白天没啥关系，一旦夜幕降临，就成为我的一段心惊肉跳，我想我后来短跑那么快，一定与小时候怕屁股后面有鬼跟着有关，我拼命跑，拼命跑，就把短跑练出来了。
我们通常被大人骂作“油皮糖”，真是一点不假，真的连脚步都是油滑的。一天，我走着走着，就勇往直前地蹿进了一个茅坑，那是又彩姨娘家屋横头的深茅坑。幸亏我蹿进去的时候，刚好被建木阿舅看见，建木阿舅见义勇为，将我从茅坑里拉上来。所以建木阿舅是我的救命恩人。建木阿舅许多年后带着他女儿来找我，想让我帮着寻找工作，可惜我没有把事情办好，现在想来觉得挺对不起他。
可能是古时候的习俗吧，掉进茅坑的那天晚上，我拿着一只空碗，到又彩姨娘家门口去讨饭。讨饭是形式，去掉跌进茅坑的晦气才是目的。所以从形式上讲，我也是讨过饭的讨饭佬。
我也“搞世界”（淘气），老是对和松阿公家园子里的那棵梨头树垂涎三尺，几次想越过篱笆去，想偷个梨头吃吃，但终究不敢。那么，我只好到黄瓜山的菜园里下手，有萝卜的时候拔萝卜吃，有番薯的时候挖番薯吃，有玉米的时候拗玉米梗吃。所以，我对胖墩墩的黄瓜山印象很好，对于胡家人种在那里的庄稼，我比任何人都要了如指掌。
胡家人都是我的长辈，年长的我都叫阿公，年轻的我都叫阿舅，是从我娘这里排的辈份。那时候生产队会计是仁木，我常常仁木阿舅长仁木阿舅短，拍他的马屁，无非就是想分稻草时他能先分给我，或者顺便多扔给我几脚稻草。
现在，我都五十出头了，他们也不知道是从哪天开始的，竟都变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