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春节鞭炮重响的“说三道四”

牛年春节，一些地方鞭炮在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中重新响起，随着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关于鞭炮禁与放的“口水仗”再次开撕。架吵得热闹，但没有一点新意，正反双方还是各说各话的“公理婆理”。不同的是，“挺放派”这回似乎声壮了不少，他们用“应该尊重民俗”的“文化牌”，压住了对方甩出的“造成空气污染”的“王炸”。

文明的吵架要讲道理，能不能成为旁人眼里的赢家，很多时候却跟有没有道理无关，只是时势使然。“挺放派”这一回祭出的法宝，是放鞭炮能满足人们驱除瘟疫的心理，硝烟中的硫磺还可以杀灭新冠病毒。这话还真的说到了“苦瘟疫久矣”的人们的心坎上。这种普遍的公众心理，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所谓的“民意”。汹汹民意，就像鲁迅笔下握着一支无形丈八蛇矛，冲八一嫂直嚷嚷的赵七爷：你能抵挡他么？

溯本追源，鞭炮原本就是为了驱邪而生。它最早叫“爆竹”，名副其实，就是山民火烧竹子发出声音借以赶鬼；火药问世后，“用卷纸裹火药，燃之发声”成了中国的旺业，逢年过节、红白喜事燃放的鞭炮，延续了满足人们驱邪接福心理的功能，这大概跟中国人的“泛神”意识有关。南宋的范成大就曾写过一首《爆竹行》：“一声两声百鬼惊，三声四声鬼巢倾，十声连百神道宁，八方上下皆和平，却拾焦头叠床底，犹有余威可驱疠。”

五四以降，科学昌明，属于迷信的鬼神逐渐扫除。前些年各地发力禁炮，谁也没有再拿鬼神说事，“禁放派”列出鞭炮的第一宗罪是空气污染，“挺放派”嗫嚅以应的只是少了年味。孰料一场经年未去的瘟疫，让他们找回了撒手锏。

鬼神大半是心造的幻影，至于硫磺能不能杀灭新冠病毒，我未看到实验报告。但人的心灵需要“推拿”。世上很多事，不做有一千个理由，但做了只有一个：心安。举凡风俗，其“实用性”基本无法证明，之所以延续下来，多半出于历久弥坚的传统心理，也就是所谓的“文化”。文化的形成是一个积累和沉淀的过程，所以常常“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从这一点说，鞭炮驱邪的传统真的很强大。尽管放鞭炮还会污染，还会闹得四邻不安，造成的火灾和伤人问题仍无法根本解决，但因为仍在持续中的这场瘟疫，众人反对立场已经悄悄移位。可见人们对某种事物的态度，事实有时并不重要，“出尔反尔”只是“此一时彼一时”。这就是人性的特点——如果不是缺点的话。

我对放鞭炮态度很明朗：一，我反对放鞭炮；二，我对有人放鞭炮表示理解。这种态度有点“犬儒主义”，要是有人认为这是自相矛盾，我也没办法，毕竟很多人分不清“群己权界”，不知道反对是个人的权利，而禁止则是多数人同意得以实行的一种规则。

有人把危险当成禁放鞭炮的理由，我对放鞭炮的理解，恰恰是因为它的“不安全性”。人类有冒险的天性，对未知的东西、对可能出现的不同结果，都抱有好奇心，虽然有“好奇害死猫”的俗训，但这种好奇心还是生生不已，与之同理，还有跳伞、潜水、蹦极、攀岩、登山、跑酷、坐过山车……等等等等，它们一来可以满足虚荣，二为能证明能力，或者说用证明能力来满足虚荣，包括偷情也一样——这话有些“三观不正”，敬请从学术层面理解。

我回忆了一下，我的所有与鞭炮有关的经历都与“冒险”有关——小冒险也是冒险。无论是用鞭炮炸牛屎，还是扔到水里炸水花，抑或是专捡祀拜祖宗时未爆炸的哑炮来燃放，那种手如探汤，战战兢兢、又爱又怕，欲近欲离，都不无冒险意味。当然最显示冒险精神的，还是直接用手拿着鞭炮燃放。我有一次逞能，拇指和食指捏着一枚电光炮，一声霹雳，手掌麻木了半天，无知无觉，耳朵旁连续几天像是有人拔弄琴弦，一直有金属声嘶嘶作响。

冒险，换个好听的字眼就叫“勇敢”。所以小时候有句俗话：我有炮仗还用你点引，意思是我的好事毋需你来揩油。这说明冒险这种乐趣不能让别人替代，要是放鞭炮变得一点冒险性也没有，就会变得寡淡如水。从这个角度说，电子鞭炮不是鞭炮的替代品，而是鞭炮的终结者，它们之所以推广不开，恰恰是太过安全的缘故。

我所在的城市是中国著名的烟花爆竹之乡，几年前也像一些地方一样禁炮，而且曾经有不只一个人因为“撞板”而被拘留。今年陆续响起的鞭炮声，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禁炮的失败，就像有人闯红灯不能说是交通管制的失败一样，对于一种传统习俗的改变，出现这样的反复并不奇怪。现在瘟神尚未离去，“挺放派”暂时得分，待瘟疫一过，人们希望呼吸到清新的空气，不愿受到“炮火连天”的惊扰，相信“禁放”又会成为更多人的共识。

勒庞的《乌合之众》里有一句话：没有传统，就没有文明；没有对传统的缓慢淘汰，就没有进步。鞭炮是这样，许多事物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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