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功业与学问的源泉何在？

凡事特别认真

1920年北京大学将要放暑假的时候，校长蔡元培先生以及其他几位教授要到欧美去，教职员工举办了欢送会。梁漱溟也在场。有几位当场做了演说，大致意思都是希望蔡元培等人能将中国的文化带到欧美，并将欧美的文化带回中国。这些人说得都很好听，也符合欢送会的氛围，场面很是融洽。但就在这个时候，梁漱溟发言了，问大家：“你们方才对于蔡先生同别位先生的希望是大家所同的，但是我很想知道大家所谓将中国文化带到西方去是带什么东西呢？西方文化我姑且不问——而所谓中国文化究竟何所指呢？”这句话把大家问住了，没有人回答。散会后，胡适和陶孟和笑着对梁漱溟说：“你提出的问题很好，但是天气很热，大家不好用思想。”（《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绪论》）

这件事表明了梁漱溟与许多人不同的特点：凡事特别认真。

欢送会免不了要说一些欢送的话，以表达欢送者的心意与愿望。大家提到希望蔡元培将中国文化带到欧美，自然也是泛泛而谈。而梁漱溟偏偏不愿意把这些看成应酬，所以不合时宜地提出一个大问题：“所谓中国文化究竟何所指？”这是一个需要做深层研究的问题，与欢送会上的轻松氛围显然不合。梁漱溟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说他根本不愿意从这方面去想。所以他说：“我举此例就是证明大家喜欢说好听、门面、虚伪的话。如果不晓得中国文化是什么，又何必去说他呢！如将'中国文化’当做单单是空空洞洞的名词儿毫无意义，那么，他们所说得完全是虚伪，完全是应酬！非常无味，非常要不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绪论》）

自己愈认真，从外面收来的东西就愈多

梁漱溟对自己认真的个性非常清楚，而且非常清楚“认真”给自己带来的收获。他曾多次总结，其中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自序”中这样说：“我这个人本来很笨，很呆，对于事情总爱靠实，总好认真，就从这样沾滞的脾气二有这篇东西出来。我自从会用心思的年龄起，就爱寻找一条准道理，最怕听'无可无不可’这句话，所以对于事事都自己有一点主见看，而自己的生活行事都牢牢的把定着一条线去走。因为这样，我虽不讲学问，却是眼镜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都被我收来，加过一番心思，成了自己的思想。自己愈认真，从外面收来的东西就愈多，思想就一步一步的变，愈收愈多，愈多愈变，不能自休，就成今日这样子。”

那么，就是靠着这种认真的劲头，只有中学毕业的梁漱溟在他28岁的时候就写出了被梁启超称之为名著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成为新文化运动以来倡导中国文化最有力的学者。正如哲学家贺麟先生所评价的：“在当时大家热烈批评中西文化的大潮流中，比较有系统，有独到的见解，自成一家言，代表儒家，代表东方文化说话的，要推梁漱溟先生在1921年所发表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贺麟：《梁漱溟与东西文化问题》）

这种人实在不可多得

梁漱溟还曾为说真话顶过天大的雷，冒着“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危险，也毫不放弃“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信念。如果哲学或者文化的最根本内容即为“真理”，那么，梁漱溟的本性之“真”成为他功业和学问的根本源泉。

思想家费孝通对此看得很清楚，所以赞叹道：“我认识到他是一个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认真求知的人，一个无顾虑、无畏惧、坚持说真话的人。我认为，在当今人类遇到这么多前人所没有遇到的问题的时刻，正需要有更多的这种人，而又实在不可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