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文学视野中的鲁迅
摘 要:在京派文学家中，沈从文和李长之留下的关于鲁迅的批评文字是最多，他们代表了京派的鲁迅观。尽管李长之和沈从文对鲁迅的个人情感很不相同，但是他们都从文学的本体论立场出发，为我们勾勒了两个鲁迅形象：诗人鲁迅和战士鲁迅。他们理解和赞赏诗人的鲁迅，评论不乏真知灼见，对后者的鲁迅却多有误读。
关键词：鲁迅 诗人 战士 京派
在京派文学家中,沈从文和李长之留下的关于鲁迅的批评文字是最多的。尽管两人的批评风格不尽相同,人生经历和教育背景也有较大差异,但仔细对照,不难发现,两者的鲁迅观竟有重大的相似处,对他们鲁迅评论异中之同的辨析,京派的文学本体观便清晰地浮现出来了。
一
在沈从文初涉文坛的时候,鲁迅已经因其杰出的小说创作而成了新文学元老,在沈从文眼里是高高在上的权威。沈从文正是怀着对知识分子的嘲讽心态和对权威的抗拒心理,把鲁迅拉入到自己的小说之中。1920年代末沈从文发表的小说《不死日记》和《一个天才的通信》将鲁迅塑造成贪财者和庸俗的官僚、傀儡。这反映了从乡野走出来的正处于弱势的沈从文微妙的心态。沈从文比较能抛开强烈的个人情绪正视鲁迅创作是1930年他到中国公学教书之后,尤其是他转到武汉大学,讲授现代中国文学课程之后。大学老师的身份与活动较好地帮助沈从文获取相对客观公正的文学史讲述立场,完成了著名的评论文集《沫沫集》,其中肯定了新文学产生以来鲁迅的影响与贡献,鲁迅往往成为他介绍其他小说家的一个参照。写于1931年的《中国现代创作小说》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评价了鲁迅的《呐喊》、《彷徨》。沈从文的文学批评强调“文字的技巧和人事的理解”,有论者把沈从文的“人事”解释为“人性”,纵观沈从文的作家评论,也不妨把“人事”理解为人生世相以及与生命相关的情感体验,如郁达夫的伤感、鲁迅的颓废、叶绍钧的平静。在沈从文看来,鲁迅首先值得肯定的是对乡土小说的贡献,他在同时代作家中有显得成熟的文字,然后就是混着一点颓废及幻想之美的抒情作品。因而沈从文最欣赏《故乡》和《社戏》。他对鲁迅创作的接受经历了从排斥、疏离到部分接受的独特过程。这种接受也是有限的。
沈从文基本上把鲁迅的作品分为抒情的和讽刺的,对于前者赞赏,对于后者却是毫不含糊地批判。在沈从文看来,讽刺正是对现实的情感太盛,他“对世切齿的愤怒太多了”①。“切齿的愤怒”来自对现实不妥协的态度和不屈的战斗精神。沈从文不能理解并明显地反感, “沈从文总是讽刺'鲁迅的战斗’,而未曾讽刺鲁迅的创作小说。沈认为鲁迅浪费了他的才华。”②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他在接受美国学者金介甫的采访时依然表示“他不喜欢鲁迅” ③。
从情感态度上来看,李长之与沈从文是完全不一样的。李长之是鲁迅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五四”青年,带着崇敬之情关注鲁迅,进而开始鲁迅批评。他曾说:“我受影响顶大的,古人是孟轲……现代人便是鲁迅了。”④ 1929年,尚在读书的他发表了短文《鲁迅在广州》;此后又相继发表《<阿Q正传>之新评价》、《评<三闲集>》、《评<二心集>》;1935年5月起,李长之在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和《国闻周报》上连载系列鲁迅评论文章, 1936年1月结集成书,题名为《鲁迅批判》,由北新书局正式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体系化的鲁迅研究专著,也是李长之文学批评的代表作。由于受到德国近现代学术的训练和影响,李长之立足于从作家精神、人格本质的角度来把握鲁迅,他把鲁迅的本质归纳为:诗人和战士。从艺术上来看,他认为鲁迅是诗人而不是小说家, “诗人是情绪的,而鲁迅是的;诗人是被动的,在不知不觉之中,反映了时代的呼声的,而鲁迅是的;诗人是感官的,印象的,把握具体事物的,而鲁迅是的。”⑤从思想上来看,鲁迅是一名战士,是对旧制度旧文明施以猛烈攻击的战士,他的深邃和毫无顾忌的反抗性往往给时代思想以补充或纠正。在1930年代处在左翼尽力挖掘鲁迅的社会学意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鲁迅人格鄙薄轻视的两极言论中,李长之对鲁迅“诗人”与“战士”双重特性的发现以及肯定尤为独到。作为沐浴“五四”思想成长起来的青年,李长之表达了他对鲁迅的敬意,说他“是成了一个国民性的监督人,青年人的益友,新文化运动的保护者”⑥。他强调鲁迅作为一个战士而显示出来的人格健全的意义。他甚至说鲁迅作为一个战士表现出了理智上的健康,这是对沈从文的超越。但事实上,李长之并没有把他对“战士”的礼赞贯彻到底。李长之在结集《鲁迅批判》的时候,不知出于何因,有些文章并未收录,比如《鲁迅创作中表现之人生观》、《<热风>以前之鲁迅》,这两篇文章表达了李长之对鲁迅思想的基本理解:“鲁迅的中心思想是生存,所以他为大多数的就死而焦灼。他的心太切了。”⑦确实,对于个体生存和民族生存的关注应该说是鲁迅思想的重要出发点,但李长之认为问题就在于鲁迅的心太切,正是这种战士的心切导致了鲁迅在情绪上的“不宁帖”。李长之对鲁迅战士形象评价的模糊性正是体现了他的文学追求。
王富仁曾说:“李长之与鲁迅作品的交流是在鲁迅作品的抒情性上达成的。”⑧《鲁迅批判》专列一个部分论“鲁迅作品中的抒情成分”,其中所论为李长之认为的最成功的作品,与该部分并列的是“鲁迅在文艺创作上的失败之作”。 当他把《野草》理解为重在攻击和战斗的作品时,也就判定了《野草》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其讽刺气息胜于抒情气息,理智压过情绪的色彩,破坏了《野草》应有的审美性和艺术纯粹性。李长之认为 “鲁迅的笔是抒情的,大凡他抒情的文章特别好”⑨ 。抒情性正是鲁迅诗人本性的彰显,但很遗憾鲁迅“这种抒情的文章之少”⑩ , “他不专在这方面运用它”B11。原因即在鲁迅“对于人生,是太迫切了,太贴近了,他没有那么从容”B12 。在李长之的内心深处,取向性很明显:战士的鲁迅限制了诗人鲁迅的充分发挥,因此才会出现社会学批评不太能接受的这种转折句式:“鲁迅自己所说,之开始写小说,是抱着一种'启蒙主义’,以为必需'为人生’。然而我们看到他写出来的东西,却仍是抒情的成分很大,似乎是当时由于他的寂寞之感作用于他吧,使他没堕入浅薄的说教的典型里。”B13 作为“五四”青年,李长之从情感上和思想上是亲近鲁迅的战斗精神的,但从他的文学观出发,对鲁迅的战斗精神又有了保守的评价。
二
京派的文学思想被总结为人生艺术论,这个理论追求文学终极的人文关怀,抽象地看待文学之于人生的精神提升和生命超越的意义,追求文学的永恒价值。
对于沈从文来说,创作是对现实人生羁绊的超越和逃离,写作作为与生命的痛苦体验的对抗,既是一种娱乐,一种表现,又为一种永生的欲望所驱动,成为生命重造的方式。经历独特的沈从文对于生命的痛苦显然有着真切的体验,洞察人类的悲剧性处境: “我们人类知识达到某种程度时,能够稍稍离开日常生活中的哀乐得失而单独构想,就必然会觉得生命受自然限制,生活受社会限制,理想受肉体限制。”B14死亡、生活习惯、人与人的纠缠、本能的欲望等构筑起人生无法逃避的藩篱。美的艺术承载了救赎的使命。汪晖说过“美之于沈从文,不只是艺术的技巧,不只是自然的属性,而是整个社会存在的根基,是一种人生观和宇宙观。他认为只有在艺术中才能获得绝对的自由”B15。
尽管沈从文对于像胡也频、丁玲这样真诚严肃地探索革命文学道路的作家仍然抱有相当的尊敬,尽管他也呼吁“我们实在需要一些作家!一些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究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B16但他要追寻的真文学的意义更在于用真善美的理想之光 “把生命引导向一个更崇高的理想上去发展”。他所期待的新文学家应该是“这种人相信人类应当向光明处去,向高处去。正义永远在他们胸中燃烧……”B17沈从文不讳言自己的创作就是要打造爱与美的希腊小庙,文学用爱与美的信仰光照现实、改善人生面貌, 文学也正是在于现实的超越中体现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在沈从文眼中,文学与他意欲建构的爱与美的宗教存在同构关系。 无论是沈从文还是李长之都力图在文学中寻找人类的终极意义,具有浪漫的理想精神。不过李长之文学思想最大的特色就是他提出了“感情的型”这一命题,并将之作为文学最本质的内核,作为文学作品的最高和最终目的。 何谓“感情的型”?他首先解释为“作品中把层层外在的因素提炼过后的一点核心,换言之,是指表现在作品里的作者之人格的本质”B18 ;“感情的型”是超越了一切物质条件、技巧及作者的时代、所属的阶级甚至是“抽取了对象,又可填入任何对象”的纯粹的感情。他高度概括出人类两种最基本的感情形式:“失望”与“憧憬”。受到德国的生命哲学的影响,他从人类生存的两端性寻找人类对自我生命的期许。生命面对着生与死、有限与无限的对立,面对有限、死亡,人类失望,无限的存在、对生命永恒的追求激发人的不满足感,又激发人对希望的憧憬,所以,失望和憧憬是人类心灵土壤上的两个基本元素,体现了人类精神的两极性。成功的创作就是在这两极情感之间衍生出丰富的情感形态和生命感悟。所以李长之的“感情的型”是在一层层剥离掉现实、时代、物质因素之后,指涉人类的精神处境、生命感悟的美学范畴。李长之的“感情的型”还是作家独特的生命感悟与情感体验,但它又是“人类共同体共拥有的形上关怀与永恒情思”B19。从这一充满了人文精神的文学本体论出发,李长之肯定鲁迅的“孤独,寂寞,悲哀,痛苦与鲁迅深广的人道主义感情成了同实异名的东西”B20,即从人道主义的立场肯定鲁迅的生命体验及其产生的丰富的情感。在左翼批评视野中,鲁迅的痛苦与寂寞是作为局限被论及的,李长之充分肯定了这类情感的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但是从“感情的型”这个终极标准出发,他认为鲁迅终究未能达到对“人类共同体共拥有的形上关怀与永恒情思”的表达,因为作为战士的鲁迅无法做出剥离现实因素的纯哲学的追问。所以,李长之对于鲁迅的最终定论是:“诗人的鲁迅,是有他的永久的价值的,战士的鲁迅,也有他的时代的价值!”B21
三
中国新文学在其孕育之初,就出现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足于启蒙而建构的发扬传统政治教化功能的文学观和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依托文学的审美性来实现对生命悲剧超越的文学本体观,随着“文学与时代、现实的关系”的逐渐深化,这两种文学观从分野走向对立,必然形成艺术与政治的二元批评思维。李长之和沈从文的鲁迅观一定程度上也是当时语境的折射。1930年代沈从文和李长之提出“纯文学”的概念回应了当年的王国维。李长之曾经区分了两种作品:“文学与纯文艺”,文学“可以受时代所重,可以受历史处理”,是“时代的意识之沉淀物”,纯文艺“可以超出时代,可以抗拒历史的束缚”B22,由时代而探求到了人类生存本身。为了实现他们心中理想的永恒的文学梦,二人多次谈到文学(家)要与现实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要从容,他们的主张与京派美学家朱光潜反复阐述的美学命题审美距离说相呼应,表现了京派从情感的、审美的文学本体立场尽力维护文学独立性的执着。这就是李长之所说的文学的“无用之用”。“无用之用,就是和实生活有一种距离的意思,这确乎是一切艺术的审美的性质和审美的价值的所在”B23。因此在他们眼中,鲁迅的局限性乃至整个左翼文学症结所在都是缺乏对现实的从容。
京派的可贵之处在于从形而上的层面阐释了文学之于人的精神家园的全部意义,这是京派在当今这个充分物质化的时代备受关注的原因之一。对此鲁迅并不是全然反对。比如他在《小品文的危机》中著名的论断:在风沙扑面、豺狼遍野的时代,我们需要的不是幽默而是匕首、投枪。我们理解鲁迅的战斗精神的核心是“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彻底的现实主义精神,鲁迅以引起疗救的启蒙目的直逼人生的苦痛。对此,李长之理解为“鲁迅生活上的余裕太少,至少是心理的感觉上,所以纯艺术的作品不很多”B24。其实“余裕”是一种选择,如同周作人,但鲁迅没有这样选择,性格使然,也是思想使然。对于具有彻底怀疑精神的鲁迅来说,单纯的人文信仰、审美感召是无力的,文学不是人类精神的栖居地,而是他永不停歇的探索、思考的手段。李长之虽敏锐地指出“我觉得鲁迅在思想方面的真价值却即在劝人'走’”B25，却又让人深感遗憾的是，他只停于简单的结论。理解了鲁迅的“走”就会理解鲁迅不可能一直停留在文学的领地,他的“走”是面对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局时代作出的坚定选择。如果说李长之、沈从文的文学观昭示了文学之于人类精神、生命的升腾的意义的话,鲁迅的文学将我们带向历史、现实的深处作密林中的探索和思考。不能理解鲁迅现实批判精神的价值,就无法理解鲁迅充满韧性的战斗姿态。他读出了在虚无和绝望中抗争的鲁迅,而偏颇地描述为一种精神的病态“鲁迅的悲哀,是看清楚了一切,在病的衰弱里,辱骂一切,嘲笑一切,却同时仍然为一切所困窘,陷到无从自拔的沉闷里去了的。”B26李长之尽管注意到鲁迅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的矛盾,并从中寻找鲁迅后期转向杂文的原因。作为左翼之外的评论者,他对鲁迅的杂文及包含的战斗精神作出了难得的肯定,但他同时更遗憾鲁迅对文艺的放弃。在1930年代的批评环境中,沈从文、李长之在文学的、诗人的层面与鲁迅完成交流,不乏真知灼见,却囿于鲁迅的战斗姿态而忽略了背后深藏的精神对话。李长之虽然做了更积极的努力,但最终还是在文学观的制约下没将他那些精到的发现深入探索下去。
鲁迅在分析当年的太阳社和创造社对他的精神误读时说:“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B27此话同样可运用于京派:没有对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深透的理解和“细密的分析”,就只能将鲁迅套在自己的文学框架中,单纯从人类-个人的精神框架上理解鲁迅也必然存在大片盲区。这再一次地提醒当下的鲁迅阅读者:鲁迅的性格、精神特征来自他所感受的近代以来中国所担负的整个传统重负,并在新、旧文化对立的思维中得以强化,忽略了中国近现代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的整体性考察,鲁迅永远是令人费解的。
注释:
①B26沈从文:《沫沫集》,上海大东书局1934年版,第26页,第201页。
②③[美]金介甫、符家钦:《沈从文传》,国际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页,第105页。
④⑤⑥⑦⑨⑩B11B12B13B22B23B24B25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页,第50页,第161页,第176页,第51页,第161页,第90页,第142页,第18页,第55页,第162页,第52页,第160页。
⑧B20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页,第61页。
B14沈从文:《小说作家和读者》,《沈从文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B15汪晖:《至道之极昏昏默默》,中国和平出版社2001年版,第544页。
B16沈从文:《元旦致<文艺>读者》,《大公报》,1934年1月1日。
B17沈从文:《新文人与新文学》,《沈从文全集》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
B18李长之:《我对于文艺批评的标准和主张》,《李长之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B19张蕴艳:《李长之学术心路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B21李长之:《梦雨集》,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17页。
B27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