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孟子能上网,必定顶帖如潮、掌声如雷

读《论语》,我觉得孔子是老人,平和,看清了世间事,当然也有点儿老人的怪脾气。读《孟子》,我觉得那铿锵的声音出自中年人,他威严、精悍,他必定长一脸络腮胡子,他锐利地盯着你,随时准备战斗,随时准备以雄辩的言辞考验和召唤你的良心。

——李敬泽《咏而归》

01 

孟先生的选择题

相对于孟,我更喜欢孔。孔是个有趣的“子”——热爱生活,讲吃讲穿,时常发点儿牢骚包括背后讲人小话儿。他还是个狂热的音乐爱好者,喜欢高雅音乐,也喜欢流行音乐,听得兴起摇头晃脑,三月不知肉味。

孔子的可爱在于他有人性的弱点,而孟子无弱点,他是一团针扎不进水泼不进的浩然正气,是飞沙走石势不可当的龙卷风。读《论语》,你可以边读边跟老人家商量:这事儿似乎不是这样?而读《孟子》,没什么好商量的,他就是真理和正义,你刚要商量,孟先生就拍案大喝:我现在跟你谈的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比如吧,孟先生认为天下古今最理想的税制是什一制,把增值税什么的一律取消,然后不管三七二十一,你有十斤谷子交税一斤,一百斤当然交十斤。该税制如何好法,孟先生从未阐述过,他认为根本不必阐述,他一口咬定这是先王之法,尧舜禹都是这么干的,而尧舜禹就是正义、就是大道理,你爱不爱正义呢?爱。那么好,你就必须爱什一税。

这套逻辑非常混乱,但孟先生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他铿锵、雄壮。古今中外的无数事例证明,我们爱真和善,但我们也爱美,铿锵雄壮是大美,所以我们爱铿锵雄壮的谬论。

于是有一天,宋国某官员听了孟先生的演讲,脑子一热就成了什一制的拥趸,但此人毕竟是个官员,是办事的,脑子再热他也得想想办得办不得,遂起立问道:这事儿好,太好了!可是今年就办恐怕是仓促了,能不能先放放,明年再说?

孟先生不吭声,瞪着大眼看他,直看得他毛骨悚然,这才冷笑答道:“今有人日攘其邻人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现在有个人,每天偷邻居一只鸡,人家告诉他:此非君子之道。他说:“好好好,那就少偷点儿,每个月偷一只,等到明年再一只不偷。”——既然知道错了,就赶快改了算了,等什么等?!为什么等?!

——如果孟先生是在会场上,必定掌声如雷;如果他是在网上,必定顶帖如潮,他说得何其好啊!

那位官员作何反应,《孟子》没有记载,想必是面红耳赤、哑口无言,好像他就是偷鸡的贼。他得想两千多年才能想明白,孟子的说法其实也是偷,不是偷鸡,是偷换概念:是否实行一种税制,问题之复杂显然不是偷鸡与否就能说清,但孟先生不管这套,他不跟你讨论什一制是否真的公平,不讨论征税方法和征税成本,也不讨论所征之税能否维持起码的公共开支,他只问你偷鸡不偷鸡?于是,一个政治和经济运作中复杂的制度设计问题直接就变成了大是大非的道德问题,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只好不偷鸡。鸡是不偷了,税应该如何收其实还是没人知道。

春秋时的人比较憨厚,以为凡事说了就要做,所以那位官员还站起来跟孟先生切磋,后来的中国人受了孟先生的教育,都知道谈论天下万事只需回答是或非,而且一定要抢先表态,站到“大是”的高地上去,同仇敌忾查找偷鸡之贼,至于该“大是”应否实行、如何实行和是不是从我做起现在就实行,没人认真。

——这就是我不太喜欢孟先生的理由,我愿意相信他是个真的道德家,但他把人类生活简化成偷鸡不偷鸡的选择题,由此就必然调教出无数口是心非的“君子”。

明年复明年,孟先生都熬成亚圣了,什一制在古代中国一直仅仅是个理想。据我所知,该理想似乎只有欧洲中世纪的教会曾经实现,他们当然不是以尧舜禹的名义,他们以上帝的名义要求你每十块拿出一块,那时又没有银行账户可查,小官吏提着刀进门转一圈,宣布他认为你的财产值八万或十万,十分之一,交出来吧!可怜的欧洲人民就只好倾家荡产卖儿卖女。

当然,孟先生想不到这些,他已经解决了大是大非,难道这世上还有别的问题吗?他铿锵雄壮地问你。

02 

圣人病

孟子有诸多高贵品质,但其中不包括谦虚。

比如他教导我们: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打落了牙齿吞肚里,任何时候都要笑眯眯,但某一日他老人家沉着脸没有笑眯眯,于是就有人阴阴地问:咋回事啊,莫非是怨天尤人了?

孟夫子脖子一梗:谁怨天尤人了?我高兴着呢:“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也?”——我为什么不高兴?真呀么真高兴!

这番话说出来,对方反应如何,《孟子》无载。根据《孟子》的编纂惯例,凡此类PK时刻,对方如果最后说我错了、我服了、我是小人,那是一定要记上一笔的,这回却没了下文,好像那人听了这番豪语立刻人间蒸发。——我估计真实的情形也差不多,换了我,我也只好叹口气,扭头走人,心里嘀咕一句:那您就高兴着吧。

孟子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自信的人物之一,他比孔子更自信,孔子有时苍凉,而孟子通体刚强。但一个人,在这俗世中宣布自己是普救苍生的圣人,他必然会有无穷烦恼。

我们总认为圣人离我们很远,那好,当圣人吧,但如果隔壁的老汉忽然宣布他是圣人,你感觉如何?反正我马上就得跳出来爆料:他昨天刚在我家门口吐了口浓痰他算哪门子圣人!

这就是孟子的烦恼所在,他老人家天天讲故事,从尧舜禹一路说到周公、孔子,都是圣人,大家都没意见,那都死了多少年了,但忽忽悠悠,浩浩荡荡,最后竟说到了他自己,我们都会打个激灵醒来,不对啊,怎么说会儿话的工夫,这老汉就成圣人了?所以,一部《孟子》中,最热衷于挑孟圣人破绽的就是他老人家的弟子,比如刚才惨遭蒸发的那位就是。

孟子要是活在现在,事情好办得多。他虽然没当什么大官,但名声不小,四处周游,赞助也是不少的,几十个学生靠着他吃饭,自然会到处写文章夸他们的恩师老板,把孟先生说成孔子再世或者鲁迅重生。但孟子不幸生在两千年前,那时的学生远不像如今这般爱吾师不爱真理,您不是圣人吗?那么好,为什么今天没有笑眯眯,为什么老娘死了您大操大办用了那么厚的棺材板?请回答——

按说都是小节,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风起于青萍之末,这样的道理我们懂,孟子更懂,所以,每次碰到此类问题他都绝不敢掉以轻心,一定要堵住,一定要说圆,堵住和说圆的一般路数是,把小节问题一口气升华成大节问题,由一滴水见出海洋,然后,再由大节正确反过来证明小节正确,也就是从海洋里再找出那一滴水。如此倒腾一遍,很少有人不晕,只好承认他老人家是七百年一出的圣人。

当然,这很累,这意味着人的自我和生活毫无矛盾浑然一体绝对自洽,他一辈子不能留任何缝隙让苍蝇下蛆,他没有私人生活,只活在宏大意义里;如果碰上了弗洛伊德,弗大夫一定会说这是病,但孟子不以为病,他的弟子们也不以为病,两千年来我们都不认为这是病,这是一个关于圣人的游戏,我们和圣人们都乐此不疲。

该游戏具体做法如下:

1、我们爱圣人,因为圣人无缺点。

2、于是就有了圣人。

3、为了证明圣人无缺点,我们关注他的鸡毛蒜皮,我们认为只有鸡毛蒜皮才能见出圣人的真精神和大境界,比如圣人如果长期不回家不可能是因为夫妻关系不好而必有更为重大和庄严的意义。

4.因为圣人要求我们向他学习,我们很累,于是我们再度翻出鸡毛蒜皮证明他也是人,原来他也有缺点有下蛆的缝和我们大家一样。

5.于是他不是圣人,鉴于他不是圣人他的宏言傥论也就都是鸡毛蒜皮。

6.我们厌倦了一地鸡毛和蒜皮,我们期待出现下一个圣人。

7.从上述第1步重新开始,再来一遍。

03

当孟子遇见理想主义者

孟子有理想,但有时他会遇见比他更有理想的理想主义者。

比如那日,酒席散了,他的弟子彭更借酒撒疯提意见:像您老人家这样,几十辆车开着,数百弟子跟着,从这一国吃到那一国,这,这也太过分了吧?

孟子的表情我们看不见,但我愿意相信他的脸上平静如水,他答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

只要有真理,吃人家一顿饭又有何妨,当年尧把天下都送给了舜,舜也没客气,你难道认为舜也过分吗?

——孟老先生啊,话不是这么说的,人家明明是说你过分,你马上抬出个舜来,舜王爷是大圣人,战国时代的读书人当然不敢非议,这不是拉大旗做虎皮又是什么呢?

所以,愤怒青年彭更没被唬住,说了一句话直指要害:“士无事而食,不可也!”

这是惊雷,两千年来响在儒生和知识分子的噩梦里:你们这帮家伙,不劳动白吃饭,不行!

孟子不得不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他看着彭更愤怒的眼睛,必是从中看到了广大的沉默人群,于是他字斟句酌地说了一番话,大意是社会分工不同,知识分子行仁义之道,守精神家园,也算是一份工作,应该像木匠和修车师傅一样有一碗饭吃。

彭更愣了一会儿,忽然,他更生气了:难道君子追求真理就是为了混碗饭吃吗?

孟子的回答我不想引述,有兴趣的可以去查查《孟子》。我的兴趣在于彭更如此迅速地改变了立场而且对他的自相矛盾毫无自觉:一开始他认为思想不是劳动,不劳动而吃饭是可耻的,但紧接着他又宣布,如果思想是为了吃饭,那也是可耻的。精神活动不仅是“事”而且是无比纯洁的“事”,不应掺杂任何世俗考量,写小说就是写小说,不能想着挣版税。

两千年前的那一天,孟子面对这个弟子,他一定感到极为孤独和疲倦,这位彭更在那一刻远比孟子强大,他同时占领了两大高地,居高临下,胜券在握,而孟子的任何辩解听上去都像是陷入重围的徒劳挣扎。

——一方面,从劳动在人类生活中的重大价值出发,人们理直气壮地质疑那些手无缚鸡之力而空作玄远之谈的书生;另一方面,从精神在人类生活中的重大价值出发,人们也理直气壮地质疑那些以精神为业的人们的世俗生活:为什么不纯粹为什么为稻梁谋?为什么做不到通体真理天衣无缝?

两大高地绵延不断,孟子及孟子的后继者们在高地之间的深渊中挣扎求存。曾经不劳动是知识分子的原罪,而今天,在捍卫精神纯洁性的名义下,“理想主义者”会在任何精神现象的背后闻嗅铜臭和私欲,然后就像捉奸在床一样兴奋,他们宣布:所谓“精神”不过是苟且的权谋,果然如此,总是如此。

面对后一种责难,孟子的回答是苍白无力的,他实际上说:请你读我的书,你不应追究我的动机,就好比你尽管吃鸡蛋而不要去审查下蛋的母鸡。这当然不行,有时审查母鸡是必要的,两千年前的那天,如果换了我,我宁愿如此回答那位彭更先生:

任何一个人的精神活动,都终究离不开人要吃饭这个事实,他的思想、想象和精神是他在世俗生活中艰难搏斗的成果,即使是佛,也要历经磨难方成正果,而人,他是带着满身的伤,带着他的罪在思想着。思想者丑陋,纯洁的婴儿不会思想。

——我知道我也不能说服他,这个叫彭更的人,他是比孟子更强大的先知,他的激情和理想有着更持久的力量,那就是,不管以劳动伦理的名义还是以精神纯洁的名义,都不能剿灭人类的精神生活。

04 

据说,古时有三位勇者。

一位是北宫黝。该先生是受不得一点儿委屈的,“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别管你是布衣百姓还是大国君主,惹了他他都跟你翻脸,“恶声至,必反之”,怎么骂过来的,原样骂回去,或者索性就拔刀相向。

北宫黝大概是个侠客,闲下来也许还写点儿杂文;另一位勇者孟施舍可能是武士或将军,他的勇比较简便:不管对方是小股来袭还是大军压境,一概“视不胜犹胜也”,打得过打不过先打了再说。

后来,有人向孟子请教如何做个勇敢的人,孟子举出北宫黝、孟施舍,觉得没说清楚,又举出了第三位——孔子。

孔子之勇是:“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矣;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缩”不是畏缩之“缩”,而是古时冠冕上的一条直缝,也就是说,摸着心口想想,如果直不在我,自己没理,那么对方就算是个草民,也别欺负人家,但如果想的结果是理直气壮,那么,“虽千万人,吾往矣”。

孟子认为孔子之勇是大勇。对此,我同意。孔子与前两位的不同在于,他使勇成为一个伦理问题:勇不仅体现一个人的力比多,它关乎正义,由正义获得力量和尊严。

但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孔子假定大家的心里都有同一条直线,摸一摸就知道有理没理是否正义。古时候也许是如此,但现在,我担心我心里的直线和别人心里的直线根本不是一条线,我觉得我有理,他觉得他有理,两个理还不是一个理,结果就是谁也不会自反而不缩,老子有理我怕谁?有理没理最终还是看拳头大小。

所以,为了让我们勇得有道理,最好是大家坐下来,商量出一条共同的直线,但对此我极不乐观,我估计至少再过二百年那条直线才可能商量出来并落实到大家的心里,这还得有个前提,就是在这二百年里,人类在争斗中仍然幸存。

那怎么办呢?孟子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所以他没说。现在我苦思冥想,忽然发现,在这三位勇者中其实就另有一条共同的直线——

北宫黝先生不怕老百姓,也不怕国王;孟施舍先生不怕小股敌人,也不怕大部队;孔老夫子没理决不欺负任何人,只要有理,千万人他都不怕。总之,他们都是一个人站在那里,站在明处,面对这个世界。

——我认为这是勇之底线。在众人堆里呐喊,这不叫勇,这叫起哄;说话时,动辄代表千万人代表大多数,这也不叫勇,这叫走夜路吹口哨给自己壮胆;勇者自尊,他不屑于扎堆起哄,更不会挟虚构或真实的多数凌人;他的尊严在于他坚持公平地看待对方,如果他是个武士,他不会杀老人、妇女、孩子和手无寸铁的人,但对方即使是千军万马他也不认为不公平——很好,来吧。这是勇者。

三位勇者为勇确立了一个根本指标,就是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决心独自承担责任和后果。这样的勇者,从来是人类中的少数。当然,三千年过去了,网络时代了,到网上看看,似乎是勇者遍地了,但我认为上述指标依然适用,比如在网上向着八竿子打不着的什么东西怒发冲冠把键盘拍烂,但转过脸被上司喷一身狗血有理也不敢还嘴,或者走在大街上碰见流氓急忙缩头,这样的勇不要也罢,因为它是藏在人堆里的勇、免费的勇,它就是怯懦。

话说到这儿,我觉得我知道了什么是勇,但我不敢肯定我能够做到。孔夫子还说过一句话,“知耻近乎勇”,我能做到的是在自己触了电般张牙舞爪时按上述指标衡量一下,如果忽然有点儿不好意思,那么就知耻,拔了插销,洗洗牙和爪,上床睡觉。

作者

李敬泽,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本文摘自其文学评论集《咏而归》。

本文节选自

《咏而归》

作者: 李敬泽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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