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晚年书作《题武夷山图诗并临米帖卷》
“梁溪折桂——无锡博物院开放十周年特展”这些天正在无锡博物院开展，所展藏品虽不是无锡博物院全部家当，但件件可谓精品。其中，有一件董其昌的书法作品《题武夷山图诗并临米帖卷》（旧称《杂书卷》）特别引人注目。全卷潇洒流畅的书体呈现了董氏晚年的“人书俱老”；特殊的纸张、流传有绪的收藏故事更增加了《题武夷山图诗并临米帖卷》的传奇色彩。
董其昌小像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别署香光居士，松江府（今上海松江）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崇祯时官至礼部尚书，谥文敏。
在中国书画史上，董其昌是一位旗帜式的人物。他以在书法、绘画、理论及鉴赏诸领域中的极高造诣，在明清书画艺术史上树起来了一面众望所归的大旗。他的书风和画风不仅在明末清初成为画坛的艺术典范，而且在清三百余年中始终被奉为艺坛圭臬。他的“南北宗论”，对以后的中国书画创作和理论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他鉴定、品评和题跋过的丹青名迹、法书碑帖难以数计，其字体独特、风格鲜明的“董题”，非但可资考据，且为这些传世名迹更添神采。
董其昌《题武夷山图诗并临米帖卷》（旧称《杂书卷》） 无锡博物院藏
无锡博物院所藏董其昌《题武夷山图诗并临米帖卷》（旧称《杂书卷》），全长488.5厘米，纵37厘米，行书，计79行，未经发表。较之其他传世董书，该卷有以下几个特点，试杂评之。
一 流传有绪
董其昌《题武夷山图诗并临米帖卷》局部
该卷乃董其昌为同僚“圣棐相国”所书，卷尾“圣棐左相国得高丽镜光纸请书新诗”已言明。卷中“文起阁印”、“双白”、“一字圣棐”等印，为藏者圣棐相国用印（同样的印章也出现在圣棐相国所藏的另一幅董其昌作品《秋山图》上），此后是卷转入清宫，并被编入《石渠宝笈·续编》。手卷前后共钤乾隆藏印七方及“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印各一方。伪满时期，该卷随同大批清宫文物被溥仪携往长春。这批清宫旧藏除了在东北解放时为人民解放军抢救了一小部分外，大都流散出来，自东北而至全国各地。藏于私人者，多秘而不宣；尚有因利所趋，流失海外者，不在少数；甚至还有一部分，竟遭水火兵蠹之灾，难以复原。该《题武夷山图诗并临米帖卷》则相对幸运地为时在东北工作的无锡籍藏家薛满生所购得，并于1982年入藏无锡博物馆（现为无锡博物院）。同时入藏的还有董其昌《岩居图》卷，明太祖朱元璋《手谕》卷等清宫旧藏。在这些书画上，除了钤有清宫收藏印外，还都钤有薛满生收藏印多方。
董其昌《岩居图》卷 无锡博物院藏
所以，《题武夷山图诗并临米帖卷》的传承经历简单而明晰，自原藏家圣棐相国而至清宫内府又至薛处，这种简单的递传最大程度地保存了作品的完整度。《题武夷山图诗并临米帖卷》入藏无锡博物院时，与董其昌的《岩居图卷》并置于一皮箱内，箱外有薛满生“知过堂”红印。而上款人圣棐所钤“文起阁印”、“双白”、“一字圣棐”均为骑缝印，且印面完整，故可证装裱所用花绫系明代原物。
董其昌《秋山图》
至于首位藏家圣棐相国，其人虽尚难查证，但董其昌赠圣棐相国，或曾为圣棐相国收藏过的书画作品，则目前所知即有四件。除本卷外，一件为佳士得2003年7月香港拍卖会所拍董其昌行书《别赋》、《舞鹤赋》合写册页22开。此件作品用宋代藏经纸，每页有乌丝栏，钤宋代藏经印六方“兴国福寿转轮大藏经”（六次），行书江淹《别赋》、鲍照《舞鹤赋》。据董氏自跋，书于辛亥年（1611年）腊月，乙丑年（1625年）为圣棐丈重题。这件作品同样为清宫旧藏，并曾入编《石渠宝笈·续编》。一件为2004年上海敬华拍卖公司拍卖的董其昌《秋山图》画作，此件为董其昌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丙辰）10月为金玉检所作。1625年（天启五年乙丑），金玉检转赠给了圣棐相国，圣棐大喜之下又向董其昌索题，董氏见佳作得其所归，遂复题之。《秋山图》所用绢料也卓然有异它取用董其昌自制的麦芽黄绢本。据载，董氏即为一代书画大家，其书画所用绢、纸均极精心，曾自制麦芽黄绢用于平生得意之作。此画曾为近代大收藏家虚斋庞莱臣收藏，并收入《虚斋名画续录》卷二。另外一件为1623年（癸亥）十月廿二日，董其昌为圣棐所题《山水册》。上述四件作品在《董其昌年谱》中都有记载，也都堪称董氏精品，可见圣棐与董其昌在1623年至1632年（《题武夷山图诗并临米帖卷》作于1632年）的十年间，有着较为亲密的交往；而圣棐则是一个极为精鉴之人，对于书画有着极大的兴趣，其中就包括董氏作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题武夷山图诗并临米帖卷》的卷末最下角，有一方九字朱文藏印：“容若玉红草堂书画记”，其钤印位置和古旧的印色均显示，这是一方较为早期的收藏印。考字“容若”而有名于时者，或为清初著名词人纳兰性德。
《题武夷山图诗并临米帖卷》上面的收藏印
二 用纸独特
该卷书于高丽镜光纸上，由四段纸接成，卷首、卷尾有鲜红的“朝鲜国王之印”朱砂大印。另外纸面上还有发丝粗细的“朝鲜国王李倧言天启六年六月十三日······”等字样，前后分三段。其内容为朝鲜国王给明朝天启皇帝的一段表文，言及天启六年六月十三日明朝派正使姜曰广出使朝鲜，赐“彩币文锦”。朝鲜国王率王妃及一国臣民，感激之余，随表奉进各色细布、麻布、花布及三七等物若干。表尾落款天启六年闰六月闰十五日，距姜曰广出使朝鲜仅二日。
《题武夷山图诗并临米帖卷》纸面上的字样底纹
这张高丽纸确实纸质坚紧细密，没有明显帘纹，不愧镜光之称。表文字体为优雅圆润的正楷，细如发丝，墨色雅淡，如不细观简直难以发现，从字形及行间排列而论，可能为铜版活字印刷。但也有专家认为笔画有锋，可能为特制小笔所书。
天启六年为1626年，当时在位的朝鲜国王为仁祖李倧（1626—1649在位）。极为巧合的是，同年，皇太极在沈阳继承汗位，后金势力日益崛起，但朝鲜仍然公开支持明朝，认为“天朝（明）之于我国，犹父母之于子女也”。纸上表文中朝鲜国王对明称臣，既有贡物，语气又备极恭敬，可为明证。故虽一纸之微，有时亦能一证史实，这恐怕又出乎书画鉴定之道以外了。
《题武夷山图诗并临米帖卷》的骑缝章
高丽镜光纸宋代即有名于时，并为当时书家所宝爱。将其为传统特产，历年进贡，大概已成定例。董其昌特好用之。此纸既属贡品，圣棐相国想来亦得之不易，故郑重其事地请董其昌写，且点名要“请书新诗”，如此名纸、妙墨、新诗则称得上是三绝了。而董氏也是性情中人，除了尽心尽力地照办，在卷首尾书自作诗外，又在手卷中段因“适有持宋榻米元章帖见视者，为临数十行”。米元章为董氏生平所爱，宋榻可宝，见之心喜，不免技痒，不自觉便要为临数十行真是典型的艺术家脾气。三绝之外，更成四美。
三 字体风格鲜明
董其昌殁于1636年，享年82岁。《题武夷山图诗并临米帖卷》书于1632年，时年董其昌78岁。此作为其最晚年作品之一，也是他风格极鲜明、人书俱老的佳作。
董其昌《题武夷山图诗并临米帖卷》局部
关于董其昌的书风与师承，董氏在其《画禅室随笔》中说：“吾学书在十七岁时······初师颜平原《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魏晋，遂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乃于书家之神理，实未有入处，徒守格辙耳。比游嘉兴，得尽睹项子京家藏真迹，又见右军《官奴帖》于金陵，方悟从前妄自标许······自此渐有小得。”这段小述概括地道出了董书的渊源与经历，由颜真卿而虞世南而王羲之、钟繇，由中唐而初唐而晋、魏，算得上是书学之正途；由“自谓通古，不复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到“方悟从前妄自标许，自此渐有小得”。前倨而后恭的姿态体现出董氏随着学养日深、眼界日广，对前人名迹的理解逐渐深入，对自我书学境界的要求日益提高，炉火纯青后的谦和替代了少年得志时的疏狂。
董其昌《题武夷山图诗并临米帖卷》局部
仔细阅读《画禅室随笔》，就会发现董氏的这段自述并没有全面地叙述出他自己的学书经历。他有“学宋人，乃得其解处”的过程，又遍临过杨少师、褚遂良、柳诚悬、赵孟頫等人的作品，对文徵明、祝允明也有深刻的理解，可以说，除了篆、隶基本未涉及外，董其昌对于明中期以上历代最优秀的书家的法书、名帖都有不同程度的学习、了解与研究。除了临写极多的钟繇、王羲之诸帖以及颜真卿、米芾书法外，怀素的草书，李北海、徐季海书法之异势，柳公权用笔之古淡，杨凝式书法之骞翥简淡。乃至于宋高宗书体，都在董书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而对米芾的喜爱与崇敬，是贯其一生的，以至于《明史》称他：“始以米芾为宗，后自成一家”，所以我们也不难想象他为什么见到一本宋榻米帖就要临写一段了。可以说，既能熔铸古今，又能食古而化，方才形成了今天看来独具风采的董书。
董其昌《题武夷山图诗并临米帖卷》局部
《题武夷山图诗并临米帖卷》连落款共计79行，前34行与末24行为行书自作书，行草书体，中间21行临宋榻米芾尺牍三通，自首至尾，用笔精审不苟，但是始终保持着董书风神萧散、飘逸不群的特色。中段的临米，虽然字体结构肖似，二人书法最终也都从晋人悟出，但米书劲健，董书简淡，如同一套拳法以不同的内力使出，这大概不光是时代风格之差异，也缘于个人气质秉赋之不同了。
董其昌《题武夷山图诗并临米帖卷》局部
姜绍书《无声诗史》卷四称董其昌“年近大耄，犹手不释卷，灯下读蝇头书，写蝇头字。盖化工在手，烟云供养，故神明不衰乃尔······”董其昌在书《题武夷山图诗并临米帖卷》时，董氏已届七十八高龄，但字里行间，气韵流动自如，用笔松而不懈，笔墨坚凝而不迟滞，从中我们感觉不出丝毫的苍迈老钝，只觉得其精力弥漫、风神潇洒处一如壮年，足证姜氏所言棐虚。将此卷同上海博物馆所藏《行书临帖册》（作于1635年）作一对比，二者非但结体。用笔绝类，其精神、气韵也如出一辙，堪称董氏晚年行书作品之双璧。
（本文原标题为《董其昌《杂书卷卷》散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