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头山上，九嶷文理学院

猪头山上，九嶷文理学院

作者：欧阳杏蓬

在猪头山上的日子，好听点说是彷徨，不好听的说，是鬼混。现在想起来，那段日子是完全不着地的日子，就像只无头苍蝇。猪头山在宁远县城东边，光秃秃的山上有个九嶷文理学院。这个九嶷文理学院可不是九嶷山学院，一字之差，天壤之别。九嶷山学院是乐天宇老先生退休离京回家创办的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九嶷文理学院是宁远师范及一帮退休高中老师创办的民办大学。当时，宁远还有九嶷山学院、九嶷大学，有宁远卫校、宁远会计学校、宁远工业学校和宁远职业中专几所大中专学校。当时的宁远，教育就已形成产业。可终究是宁远，弹丸之地，在九嶷山学院迁往冷水滩办学后，宁远的教育业就像白杨树遇到了秋风冬雨，凋零殆尽。我到九嶷文理学院的时候，宁远的民办高等教育已到尾声。九嶷文理学院是敞开门办学，交学费就可以进去读书。拿的文凭，一个是九嶷文理学院发的，另一个参加自考，拿自考文凭。进去的学生，几乎都是混文凭来的。这么多年来，从九嶷文理学院毕业的学子，能在各自行业里出类拔萃的，几乎为零。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想混个文凭，然后南下广东，在“三来一补”的工厂里，找个工作，远离东干脚。

在东干脚，我可谓是声名狼藉。务农，懒，早上通常十点还没有起床。我父亲经常站在窗子外是扯着嗓子喊：你这头猪，还在贪睡，这辈子怎么得了啊！这么一喊，巴掌大的东干脚就通透了，没人不知道我是个懒汉。东干脚那些当家长的在教育孩子的时候，都说：学什么都好，不要学春红！春红，已经成为另一类人的代名词。我却无所谓，做农有什么稀奇的呢？我有一对隐形的翅膀，他们看不见而已。在东干脚混了半年，等到九嶷文理学院开学，我就跟父亲商量，我要去九嶷文理学院读书。父亲没有犹豫，即使当时家里境况不好，父亲还是同意每年为我拿出一千二百块钱的学费来。在读书这件事上，父亲从不含糊，我打小时候他就在教育我“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何况，我那高不成低不就不读书就没出路的窘境，父亲也只得一搏，权当死马当活马医。我得感谢我的父亲，无论在我少年时代他对我怎么严苛，但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只是希望我能成为一个好人，一个能光大门楣的人。这又是父亲的一个弱点，他为了他的这个梦想忍受了常人不能忍受的艰苦，只是希望我们能给他换回一点颜面。然而，我不理解他，我像一个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怪物。

去了九嶷文理学院，我又改变了初衷。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或者是担心，读了半年，父亲撑不下去，我又得回东干脚种田吧。莫名其妙，我交了报名费，却留下了学费。在蹭课的时候，一个铁路中学的干瘪瘪的退休语文老师讲《中国文学史》，谆谆教导，唾沫横飞，我却听得十分乏味。进而想，交六百块学费值吗？而原来宁远四中的同学郑山夫、平田村的欧阳金辉也进了这个学校，对于学习，也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放眼看去，在这里求学的，都是一帮苦逼青年，希望拿个文凭改变命运。命运是那么好改变的吗？我不知道。但是，我却在改变命运的途中，却没有发觉。我兜里有六百元巨款，父母的血汗，我没有珍惜，却拿去挥霍了。下午下了课，我就约几个同学到县城车站边的冷水饭店大吃大喝。现在看来，是充大款，非常荒唐。而当时全然不知。而只是觉得，饭店那个唯一的服务员江姑娘长得好看，不去那里表现表现，就没机会接近她。我的那帮所谓的同学，在吃喝之后，从不提醒我。我们完全是酒肉之徒，为了口腹之欲，完全不计后果。江姑娘也不理我们，只是按照流程尽她的责任为我们端茶斟酒。我也不在乎了，沉浸到了兄弟们虚构的美景中，不管明天，反正过一天是一天。

猪头山是一个小山包，像不像一个猪头，没人去考究。创校者把猪头山顶推平，建了三栋楼，一栋教学大楼，一个教师楼，还有一个是院长住的小楼。进学校三个月，我连院长的面都没见过。有各种传闻，但没一件是真的。我也不去想，我只是暂住借读。猪头山边，仍是山，种着枞树，密密麻麻，神神秘秘，同学们很少进去。下了课，教室里也见不着几个热爱学习的同学。我们像一群麻雀，只要笼门打开，没有一只麻雀会留恋笼子而留下来。我们多想成为美丽的孔雀，雀与雀，在这里却没有界限。我会去胡功达的小屋子，他是九嶷文理学院的团委书记，东安人，英俊潇洒，却是靠关系进来的。他有一个收录机，我们却谈文学，谈泰戈尔之类，找不着重点，却兴致勃勃。一个广西来九嶷文理学院求学的女孩听得一惊一乍的，竟然喜欢上了胡功达。每次去他那里，都能见到那个瘦弱又活泼的女孩，她的眼睛大大亮亮的，很疑问的盯我，我就不去了。

我喜欢文学，报的中文系，却听不进去《中国文学史》、《文学概念》、《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我有一个小本本，坐在课堂里，我就写诗，有时候，一节课写三首诗。当我兜里还剩下不到三百元的时候，我想到的是跑。再混下去，三百元融掉了，我就会成为猪头山上的死猪，东干脚的恶人，父母的不孝子。或者不仅仅这些，屎盆子我已经自己戴上了，只是，没有一个知心的人点出来，我是一个坏蛋。父母也不问我，东干脚的人都以为我在九嶷文理学院好好学习，务正业了。想起这些，我就害怕。为什么非要给人一个定义呢？我不管这些了。要离开了，前路迷茫，我还是把那帮兄弟请到一起，到汽车站旁边的冷水饭店聚了一次。冠冕堂皇的话，两肋插刀的话，奉承的话，我已经听不下去。我看到了黑夜，也看到了黑在我的胸膛里弥漫开来。我感到了悲凉，却在笑。这是我自己的事，我会拿性命去搏。而现在要笑，即使我完蛋，也是笑着完蛋的。酒足饭饱后，我们踩着宁远县城昏黄的灯光，踩着一片宁静回到猪头山的校舍。这里已经没有我留恋的东西，我需要的是一个人的征程。我仓皇的准备，像一个出逃的囚犯，却很坚毅。我所要面对的荒原，已经成呈现诗意。这是假象，但猪头山上无人可解。

离开了，我把能送的，能留的，都给了那帮兄弟。他们要上课，我一个人走下了猪头山，走到官府街，我想到了父母，想到了他们的苦难，甩甩头，继续走，走到车站，买了票，又去旁边的冷水饭店门口晃了晃，然而回到车站，梦还没有醒，我还在想，到了广东，我就会忘了家乡，一个人来面对生活的优待了。我不愿把自己当猪头，其实，那时候，我就是一只猪，没想到是一只野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