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江小译 | 为什么我们今天重谈资本主义？
拉合尔·耶齐，南希·弗雷泽新书
《资本主义》导论
耶齐：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已经进入到晚期的“繁荣时代”，或者用德语来说，即“大行其道”（hat Konjunktur）。长期以来，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在政治和知识讨论范围之列。甚至不在“批判理论”的日程表上——我与你都属于“批判理论”传统。如今，对资本主义的兴趣又开始勃兴——我并不是说对市场经济、全球化、现代社会或分配正义的兴趣，而是对资本主义的兴趣。当然，理由有很多——不仅仅是因为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我们知道，这场危机迅速从金融领域倾泻到财政和经济领域，从那里又倾泻到政治和社会领域，让政府、欧盟以及福利国家制度寝食难安，在某种程度上，也让整个社会总体架构陷入困境。自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来，西方社会的人们会感觉到他们如此赤裸裸地面对着经济和社会秩序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难以预测的状况——由于我们的表面上像是民主政府的回应（他们的回应要么是纯粹无用，要么是冷漠的漠不关心）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赤裸感。
-耶齐-
关键在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如何如此迅速地成为人们的话题。不久之前，无论在学院派还是在公共领域，“资本主义”一词仍然只有潜在的恶名。可以认为，我们看到的一些批判是冗赘和不成熟的，过于简单化，甚至有些言过其实。但你和我都认为，我们今天需要的正是重新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重要的是，像我和你这样的批判理论家又一次关注了资本主义。
弗雷泽：的确，重新关心资本主义不仅对于日常世界，而且对你和我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我们各自都重新开启对这个问题的兴趣。长期以来，我们俩都试图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些关键概念带入批判理论：在你那里是“异化”，在我这里是“危机”和“矛盾”。但直到最近，我们都只是在荒野中怒号。不过，现在已经发生变化。不仅你和我，而且那些失去希望的人，他们都想谈谈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再一次）成为问题，值得在政治上和知识上进行关注，已经成为了广泛的共识。正如你所说，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反应了深陷危机的泥淖之中的弥散开来的感受——这是一场严峻的系统危机。换句话说，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系列彼此无关联的主要问题，而是寓居在我们生活方式最核心之中的深度的结构性功能紊乱。
-弗雷泽-
所以，即便人们并不了解资本主义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再次使用这个词的事实，却是发人深省的。我理解为这标志着人们对某种批判理论的渴望，来揭示出我们最核心的系统危机的深刻的结构性根源。这一点十分重要——即便的确在很多情况下，使用“资本主义”一词主要是修辞性的用法，很少作为实际起作用的概念，更多时候是概念需要上的姿态。在那些时代里，我们作为批判理论家，应该十分清晰地提出问题：今天谈资本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思考资本主义最好的理论方式是什么？
耶齐：我们应当弄清楚，我们使用这个观念意味着资本主义杀了一个回马枪。当然，仍然有许多社会运动和支持组织关键不同的社会正义和经济正义形式：在学院派里，“分配正义”的问题曾经如日中天。还有，在关于全球化，国家自治的未来，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和贫困的讨论中，也经常谈到经济问题。那么，在某些圈子里，“资本主义”一词已经被充当为“现代性”的同义词，在鲍德里亚和德勒兹那里，“资本主义批判”让位于文化批评。但这些方式都没有真正理解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讨论的资本主义。他们都不会将资本主义视为首要的生活方式——如马克思所说——它奠基于生产方式，它是一系列特殊的假说、动力、危机趋势、基本矛盾和冲突的组合。
弗雷泽：是的，我同意。不过，很有幸，当下对资本主义的兴趣超越了你刚刚提到的有限的，带偏见的途径。我说过，带动这种兴趣的是对深入而广泛危机的普通共识——不仅仅是一个部门的危机，也是贯穿了我们社会秩序所有主要方面的危机——不仅仅是不平等、失业、分配不公，这些事情一如既往的糟糕。也不仅仅是1%同99%的对立——尽管这个说法让许多人开始质疑资本主义。不，问题比这更深入。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财富是如何“分配”的，这就是什么被算作第一档的财富，以及这些财富如何被生产出来的问题。同样，在谁因为何种劳动而拿到多少的问题背后，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谁被视为劳动者，他们如何组织起来，他们的组织现在从人民那里需要什么，为人民做些什么。
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谈论资本主义的关键所在。不仅仅是要问为什么一些人拿得多，而其他人拿得少，而且要问为什么只有极少数人拥有安定的生活，以及真正的福利；而绝大多数人只能干着不稳定的工作，挣着绵薄的薪资，他们要兼任多项工作，权利、保障、收益都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则负债累累。这还不是全部。同样是这些基本问题，加重了家庭生活的压力：为何雇佣劳动和债务改变了抚养小孩、赡养老人、家庭关系和社群关系的条件——简言之，改变了整个社会再生产组织的条件。这也引发了更深刻的问题，我们过度开发自然，逐渐敲响了警钟，资本主义将自然视为能源和原材料的“阀门”，也将自然视为吸收我们“废料”的“污水池”。最后，我们不要忘记政治问题，例如，市场从两个方面掏空了民主：一方面，公司掌控了所在的领土国家上的政党和公共机构，另一方面，他们攫取了全球金融跨国层面上的政治决策的权力，对于多数人民来说，这个权力是无法掌控的。
-南希·弗雷泽和拉合尔·耶齐的新书
《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一次对谈》-
对于今天谈论资本主义来说，这些问题都至关重要。它的一个意义是，我们危机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危机。这场危机涵括了医疗赤字，气候变迁，民主衰亡。即便上述概括不那么完善。进一步的问题是，是什么导致了所有这些无法克服的困难：我们渐渐感觉到，它们一同出现并非巧合，这标志着我们的社会秩序从根茎部就糜烂了。那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回来关注资本主义的关键所在。
耶齐：多重危机迫使我们要问问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上是否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失败。现在，许多人怀疑，当整个生活形式都可能发生功能紊乱的时候，仅仅看那些坏的后果不再足够。这意味着他们想看看这张社会形态组成的各种社会实践更深层的问题——不仅仅关注不平等，或生态退化，或全球化，正如你所说，也要关注组成系统的各种实践，它们产生了冲突，直接导向了我们所理解的诸如贫困、劳动、生产、交换、市场等方面的事物。
但如果我们认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再次回到了日程表上，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发展，我们也应该问一下资本主义在什么地方处于第一位。在长期忽略了资本主义时发生了什么？我们如何理解资本主义在批判理论中的消失？在过去几十年里，似乎我们看到了一个转向，集从一个“黑箱”中来看经济。当然，对于哲学自由主义和那些仅仅只关注“分配”问题的学派来说，这一点是正确的。以左翼罗尔斯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柯亨为例：他采用了激进的和平等主义的方法，来处理分配正义问题，但他根本不谈经济本身的问题。他们谈论的是在经济的“黑箱”中可以得出什么，如何分配其结果，但他们不谈“黑箱”里面发生了什么，“黑箱”如何运作，“黑箱”的运作是否真的是必然的或可取的。
但这种倾向不仅限于自由主义和正义理论。资本主义曾经是批判理论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所有批判理论传统中的大思想家——从马克思到卢卡奇，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再到早期的哈贝马斯——资本主义都是其中心所在。但有一段时间，即八十年代中后期，批判理论有点跑题了。发生了什么？我们在意识形态上都变成“单向度的人”，以至于连批判理论家都看不到我们不自由的根源？这个解释听起来苍白无力。我怀疑在我们知识传统的理论发展过程中，有某些原因导致了我们放弃了这个主题。
在某种意义上，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最富争议的话题是“日常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本书是在宏大尺度的社会理论层次上最后一次以批判理论为根基的尝试。当然，这本书也受到了马克思、卢卡奇以及早期批判理论的影响，而哈贝马斯后来的那些弟子都没有谈到这个影响。不过，哈贝马斯依赖于关于功能分化的系统理论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他在他的批判国度中移除了经济领域。经济被理解为自发性的功能，一种在经济自身逻辑下的“规范-自由”。这等于是另一种“黑箱”方法，正如我们所做的就是防范经济侵入生活的其他领域。资本主义经济是被政治或其他外部手段所“驯化”的“猛虎”，但我们不再拥有批判经济本身的路径。
今天，讨论不是新瓶装旧酒的讨论，即延续是通过改良来改革资本主义还是通过激进手段来摧毁资本主义之间的争论。“驯服”资本主义何以仍然是“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词语游戏，我们现在不需要投入其中。与此同时，当代资本主义的过剩与威胁或许让我们停下来，看看“驯服”资本主义是否仍然足够。“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历史关系”才是今天的问题，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惟有在今天，重新看待经济问题才开始得到推进。
弗雷泽：我完全同意你对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看法，这本书标志着批判理论的转折点。如你所说，这是最后的宏大的系统尝试，但并没有让后来者给出与之相媲美的带有雄心和广度的作品。相反，后续发展证明了哈贝马斯的继承者们向学科专业化方面高歌猛进。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许多自视为批判理论家的人走向了独立的道德理论、政治理论或法学理论，很少有人会采取这种宏大尺度的社会理论（耶拿的关于后发展社会的研究小组是最近一个令人欣喜的例外）。其后果是摒弃了最初作为跨学科计划，旨在将社会理解为一个整体的批判理论观念。他们不再将规范问题与社会趋势的分析和对时代的诊断关联起来，人们不再理解整体的资本主义。也不再有人去研究资本主义的深层结构和驱动机制，研究其明显的张力和矛盾，或者研究冲突的典型形式和解放的可能性。其结果是他们放弃了批判理论的中心区域，也模糊他们曾经与平等自由主义清楚区别的界限。今天，两个阵营如此紧密，变得难分彼此，我们很难说在自由主义停下的地方，就是批判理论开始之处。或许，最好的一个说法就是（所谓的）批判理论变成了自由主义左翼。这就是我长期以来感到不爽的东西。
耶齐：实际上，霍耐特已经批判了这个长期以来走向规范主义的趋势。他这个人以黑格尔的方式，与社会理论保持接触，重构了现代社会的制度层面，开始重新思考“需求体系”，市场和普通经济领域。
弗雷泽：不错。不过他是那个规则中的一个例外。绝大多数批判理论家对社会理论不太关心。如果我们要理解近些年来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相对缺乏，我们需要考虑二十世纪后结构主义思想的强势崛起的因素。至少在美国学院派里，后结构主义思想成为与自由主义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正式对立面”。不过，尽管存在着差异，这些所谓的对立面拥有着共同的根基：自由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逃避了政治经济学问题，事实上也逃避了社会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组合拳——换句话说，两次重击。
耶齐：我们是否可以说，从两方面来看，自由派-康德式的规范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对规范的批判，我们发现了一种情况，即分析和批判已经分道扬镳了？除了明确地关心资本主义之外，批判理论的核心观念从一开始就是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分析和批判市民社会的框架的延续。受到这个观念的影响，不需要借助某种道德论，社会分析在其中已经拥有某种变革性和解放性的目标。但现在，由于政治自由主义的支配，以及罗尔斯的巨大影响，似乎这个联盟被打破了，所以我们现在一方面有经验性的社会理论，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规范性的政治理论。
弗雷泽：你关于罗尔斯自由主义的看法绝对正确——我还补充一下他的后结构主义对手。两个阵营联合形成的在知识上的统治，实际上扼杀了左翼黑格尔主义的蓝图，至少在一段时期是这样。社会分析和规范性批判的联系被割裂了。规范远离了社会层面，被当成是一个独立的领域，而罔顾规范的目的要么是肯定社会（正如自由派那样），要么是拒绝社会（正如后结构主义那样）。
耶齐：或许厌恶讨论资本主义和经济还有其他原因。或许这就是需要做的事情，甚至由左翼思想家和批判理论家来做的事情。受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理论倾向于给出一个过度的“经济主义”式的看待社会的方式，我们需要与之保持距离。所以当他们不再讨论资本主义时，这也为更广泛的文化问题留下了空间，如性别、种族、性态、身份。对这些东西的批判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隶属于经济，而这恰恰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我会说，是时候来恢复平衡了。回避经济主义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重视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的重要性。
弗雷泽：我同意你的说法，回避政治经济学不是一个简单的错误——有两个不同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在提出误认（misrecognition）、等级制、生态和性态等问题时，会有一些真正的收获。问题在于，正统的、固化的、还原式的经济主义被彻底消除了。恢复经济问题，并让其重新占据批判理论的中心位置，代表着一个重要成就。这就是我为什么坚持“齐头并进”的方式——既要阶级，也要身份，既要再分配，也要承认。这也是为什么我坚持认为我们不可能简单回到古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是今天更复杂，更深入，也更丰富的批判，这种批判综合了女性主义思想、文化理论和后结构主义，后殖民思想和生态学的看法。
但还有为什么回避政治经济学不是一个单纯的错误还有第二个原因。相反，无论有意无意，这都是对资本主义特征的重大历史转变的回应。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巨大的结构重组，在这个时代重新规划其蓝图。这种变化的一个侧面就是“符号”（symbolic）的新特点（数字和图像，微商交易和Facebook），诸如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和卡尔洛·维塞罗内（Carlo Vercellone）这样的思想家都试图对其进行理论思考。当然，在北半球的去工业化，“知识经济”或“认知资本主义”的兴起，金融中心、IT、象征劳动等方面存在着关联。听起来有些讽刺，存在着政治经济学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人们放弃了政治经济学，开始单方面地关注文化、身份和话语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似乎不像是政治经济学，它们实际上不可能脱离政治经济学来理解。于是，这不仅仅是一个错误，它也是一个线索，关于我们社会演进的线索。
耶齐：霍克海默有一个说法，他说：“经济主义……并不在于它赋予经济太多价值，而是在于它缩小了经济领域”。换句话说，我们不应该回避经济，相反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经济，挤一起在“广义”上的社会中的地位。我的感觉是我们概括还不够宽，这部分是由于“害怕经济主义”而抛弃了资本主义的主题，在早期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我们曾经包含了对经济的讨论。这引起了我对社会本体论，生活形式的关注，并试图将经济理解为一种“社会实践”。在以实践为导向的方法中，经济及其制度构成了社会实践的子集，它与社会其他的实践以各种不同方式发生关系，它们综合起来，形成了社会的社会文化组织的部分。这种思考方式回避了“文化”和“经济”的对立，我并不认为这种二分法有什么用。
在这个二分法及其发展中，你将你的作品摆在什么位置上？你已经将自己的计划架构为“再分配”与“承认”。你是否将你近来关于资本主义的作品概括为远离“黑箱”的运动，以关注再分配为中心的思考方式？或者说你是否认为你过去关于再分配与承认之争的作品已经深入到资本主义的关注当中？
弗雷泽：我想拒绝你所谓的“黑箱”方法。我的有意识的思考中从来不缺乏资本主义的问题，即便这不是我以往计划的最明显的中心。一旦我离开了新左派的民主社会主义，我已经将其视为一个公理，即资本主义就是一个主要框架，所有的社会哲学问题和政治理论问题都必须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在八十年代写“为需要而斗争”，讨论“给家人发薪水”的大男子主义，或者所谓的“福利依赖性”的观念时，我就尝试澄清那时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的各个方面——现在我称之为“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
在90年代和2000年之后我的作品也非常类似。在这个时期，我面对着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文化中的一个主要转向：我称之为“从再分配到承认”的转向。我不是要构筑一个独立的道德哲学，这部作品是一个早期尝试，是为了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的历史时代的变化，从战后不同的“国家管理”走向现今的“金融化”资本主义。换句话说，对我来说，“再分配”从来就不是“资本主义”的委婉说法和替代。相反，我的术语是为了满足政治诉求的语法，它表现为资本主义的一个结构性侧面，但换句话说，在意识形态上，它被描绘为一个经济上的“黑箱”，它成为了国家管理体制下的社会斗争和危机管理的一个主要焦点。我的兴趣在于揭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如何且为什么产生了这种分配上的经济黑箱，这个黑箱不同于同样重要的文化上的承认的明箱。我不是要认可这种分配上的黑箱，那么我试图澄清这个黑箱从何而来，为什么要把它与承认并置。我追溯了这些范畴（预计它们共同的对立面）的起源，正好都来自于资本主义，我将资本主义视为更宽泛的总体，在其中，再分配和承认，阶级和身份，都需要得到理解。
还有，我认可你的观念，即我最近的著作以不同的显著的方式强调了资本主义的问题。今天，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我理论思考的前提，也是我直接批判的目标。这部分是因为金融化资本主义的特征是更深入的危机重重的体制，如今我更加清楚明白。这也是因为，自从六十年代我第一次看到资本主义明显可见的脆弱之后，现在资本主义展现出更加显著的裂痕。它的脆弱让我以更直接的方式去看待它——尤其是关注其“危机趋势”和“矛盾”。
耶齐：回到这种理论思考或许不易，然而，尤其是如果我们回到某种大多数批判理论家和社会理论家业已摒弃的“宏大理论”——这种理论是在宏大的历史构成中，面对系统冲突、根深蒂固的矛盾和危机趋势。马克思曾经想揭示出某种危机，但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不同的危机和冲突。我们是否需要宏大尺度的社会理论来思考深陷危机的资本主义？
弗雷泽：在我看来，我们需要“宏大理论思考”——我们一直都需要。但你是对的，这绝不意味着要提出我们时代的宏大尺度的社会理论。正如你所说，一个问题就是当下危机的多层次问题，这不仅仅是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也是生态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经济上的理论考察不可能完全把握这种情况。但我们不可能满足于“多样性”这样粗俗的表达，这种说法现在很流行。相反，我们需要揭露在同一个社会总体中，多重危机趋势的结构性根基：资本主义社会。这里有许多陷阱。再次接受或简单排斥马克思的模式都是不充分的。我们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创造出理解资本主义的新方式，它综合了马克思主义以及一些新的范式的看法，包括女性主义、生态学、后殖民主义——避免各个范式的盲点。
无论如何，我现在要提出的宏大尺度的社会理论主要集中于危机问题。这或许会让我置身险地，因为没有一种批判理论会被批评为“危机理论”，这种类型在很大程度上遭到拒斥，甚至遭到了搁置，认为它是机械论的，决定论的，目的论的，功能主义的——你可以命名它。不过，我们也经历了一个时代，在表面上，这个时代呼唤着危机批判。我想推进一步，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时代危机的阵痛之中，所以我们迫切需要在今天重构危机理论。这就是我现在所追求的宏大尺度的社会理论的种类，我在这里与你讨论这个理论。
耶齐：在这里，我们当然有许多共同点。在我的《生活形式》一书中，我也提出考察生活形式的危机批判，我采取了内在批判的形式，发现危机并不是“积极地”内在与我们的既有共同价值之中，而是内在于生活形式动力学下的内在危机和矛盾——即内在于生活形式可能“失败”，即便失败本身也是十分规范地发生的。
-耶齐-
不过，对于危机和矛盾的关注，建立在假定的财富基础上。有一些批判理论家长期以来参照从马克思到卢格（Ruge）的古老线索，将他们的任务界定为“对时代的斗争和意愿的自我澄清”。他们这样做意味着关注社会运动和从事各种斗争的人民，而批判理论家的地位就是去澄清围绕着他们的那些问题的人。现在，当谈论当下的“斗争和意愿”的时候，或许这些都是马克思心中“无足轻重”的历史动力学的解释。毕竟，他关注的主要就是斗争——阶级斗争——将强大的历史和唯物主义的动力学视为背后的驱动力。
你自己也引用了这段话，你的作品在反思社会斗争和运动的发生上总是精彩绝伦。但现在你的导向似乎经历了一个变化。仿佛你现在并不是回避了斗争层面——你当然不会这样——但你开始超越了斗争的“主观”要素和诉求主张的语言，走向了矛盾和危机这些更“客观”的层面，更加关注运作系统要素的动力学，不依赖于是否有人实际通过斗争来思考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应当注意到存在着某些含义，以及新问题的主体，他们随着从一个层面到另一个层面的变化而变动。
我感兴趣的是我们如何来平衡这两个层面。一个选择是透过现今社会斗争的棱镜，来追溯社会的基本矛盾。另一个选择或许是用更基本的方法，将社会整合和分工的条件看成思考系统矛盾的基础——尽管在这个层次上的理论思考通常都是一些花哨的命题。
弗雷泽：是的，的确如此。我最新的著作中的确存在着重点转移。正如一些人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一样，我一直相信，资本主义锚定在“真正”的客观危机趋势之上，但在过去，我并想让自己去分析这些问题。或许这是因为我的正式的政治经历来自于六十年代的社会运动和斗争——我逐渐关注那个时代的斗争和冲突问题，那时并没有发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的资本主义危机趋势。
-弗雷泽-
最近，我受到了生态学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评，他们提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更为真实，也似乎更为客观的限制，他们试图找到一个社会体系的矛盾和自我-动荡的趋势，即耗尽了这个社会自身的可能性的自然条件。这种类型的思考，在我的早期著作中并不占主要地位，但最近几十年代对我来说越来越成为重点。生态学范式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危机，和马克思的范式一样，是一种系统的和深刻的结构性危机，仿佛两种危机症结是平行关系。我并不满意说它们是平行关系，然而，我相信我们需要理解它们彼此间的重叠结构——以及与其他同样“客观”的趋势，即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关系。这就是我侯曼要谈到的问题，我敢肯定。
但你问道批判理论中的“客观”和“主观”趋势之间的关系（在某些地方，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这些术语，这或许是命名你所关注的差异更好的方式）。我相信我们必须一方面关注“真正的矛盾”或系统矛盾趋势，另一方面要关注与之相对应的冲突和斗争的形式。在某些情况下，斗争都是对“客观”层面的十分清楚的有意识的“主观”回应。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他们就是其症候。换句话说，两个层次，即“主观”层次和“客观”层次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问题。我们不可能认为两个层面达成了完全一致，即马克思认为他已经一方面完全了解了资本主义的系统危机，另一方面，强化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斗争，按照这个说法，后者是对前者的完全反映或回应。在没有任何自动和谐机制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认为两极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开放的问题，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理论思考。这就是今天非常迫切的问题，当我们面对了明显的结构性危机，但（无论如何）都没有对应的政治冲突，足以表现出这场危机，在某种程度上让其走向解放。所以系统危机和社会斗争之间的关系将会是我们后面对话讨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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