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场到边疆：西周中期战争的军事考古学观察
摘要：先秦时期传统礼制文化广泛存在于中原王畿之地，从未随政治更迭而中断，且持续与周边民族文化发生交流、碰撞。西周以来，这种文化交流和冲突碰撞仍未停歇。其中战争作为冲突碰撞的主要形式，显著地反映了中原礼制文化与周边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战场是战争在地域上的具体表现，西周中期战场遗存的历时性变化则清晰地反映出周王朝外部边疆地带的动态变化，同时边疆地带的变迁又深刻地影响着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
一、引言
先秦时期军事活动的发展与战争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尚书·舜典》所载“蛮夷猾夏”，可视作夷人对王畿内侵扰的最早记录。商周时期尽管中原王朝行内外服制以管辖王畿内部及周边地区，同时对周边诸夷辅以相当程度的怀柔之策，但周边诸夷仍长期处于时服时叛的状态，诸夷叛乱与周王朝对其的征伐构成了西周时期战争的主要内容。而战场作为军事活动的舞台，将众多相关战争遗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战场遗存作为军事考古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对于划定地缘分界、确定战争性质、区分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西周时期战争众多，文献中关于战争发生地点的记载大多因时间推移而难以考证，只能指示其大致区域，若辅之以相应的战场遗存考古学研究，则能更好地解读这一谜题。本文试以文献记载为基础，结合出土青铜器铭文及考古材料，依据陈梦家先生对西周的分期截取西周中期的材料，将西周中期战场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做整合性观察，并对这一时期周王朝的边疆地带做出初步确认，进而探讨战场与边疆背后所涉及的军事思想、策略以及民族关系，推进相关问题的研究。
二、西周中期的战争及战场
商周时期国家形态正处于从史前时期原始氏族部落冲突，到历史时期国家征战的巨大历史变革中，以政治争斗、内外经略为主题的战争贯穿始终。西周以来，先有武王灭商、周公东征等开疆拓土之战，至西周中期又以镇压南淮夷反叛的战争居多，晚期则发展为在东南方、西北方双线作战。其中西周中期的战争之于整个西周时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自穆王至夷王的百年间，周王朝由盛转衰，除同众诸侯的内部矛盾加剧外，其与周边民族也是兵戎相见。与西周早期相比，西周中期周王朝的攻防策略发生了较大的改变。现对西周中期的主要战争及战场遗存进行分析。
（一） 穆王时期的主要战争及战场
据史料记载，穆王即位时，“王道衰微，穆王闵文、武之道缺”，于是穆王“乃命伯冏申诫太仆国之政，作《冏命》。复宁”。依据五服之制，即“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属于荒服的西北方的戎狄，应向周王朝履行朝见嗣王及即位来朝贡的义务，但穆王却以其不合宾服之礼起兵征伐，即“以不享征之”，后又将其迁于太原，即诗经所载“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学术界大多认为迁于太原之地的族群既被称作“犬戎”，有时被又称作“玁狁”。这也是史载较早的中原王朝与荒服之间的联系。此次讨伐战果甚微，且引起了其他荒服内民族部落的恐慌和仇恨，以致其争相叛周,“自是荒服者不至”。
与此同时，东南部的淮夷诸国被周王朝征服后纳入要服，需要履行每年朝贡的义务。但西周早期就有“徂兹淮夷，徐戎并兴”，鲁侯伯禽曾伐之。穆王时期徐戎之首“徐偃王作乱”，穆王又东征徐戎以稳固周王朝在统治中心东南方向的广阔地区。毛伯彝即有载：“王命毛公以邦冢君、土（徒）驭、□人伐东国㾶戎。咸王命吴伯曰：'以乃
（师）左从毛父。’王命吕伯曰：'以乃
右从毛父。’遣命曰：'以乃族从父征，延（诞）城卫父身。’三年静东或（国），亡不成尤，天畏丕畀屯陟。”毛伯彝为毛公班器，故又称班簋。毛公班为周穆王时人，据此有学者指出“东国㾶戎”即是指分布于周王朝东至的徐戎。
通过史籍记载和青铜器铭文记述，可以看出，穆王时期的战争多为主动出击进攻，故判断前述两次战争当分别发生于近西戎、徐戎所在之地，即中原王畿的西北方和东南方向。分布于陇东地区西汉水上游的寺洼文化早期遗存，通常被认为是商代和西周时期戎族的文化遗存。西周中期的犬戎及之后所言之“西戎”“太原之戎”等戎族应大致集中分布于该地。而以徐偃王为首的徐戎，毫无疑问是东南淮夷中的一支。此前学者多有考证“徐偃王”不是一个具体的人，或是徐国的一个徽帜、象征。今江苏邳州九女墩墓群和其附近的梁王城、鹅鸭城等遗址，当属春秋时徐国的遗存，遗址地层连续分布有大汶口文化、商周文化、汉代及之后的文化遗存。由此可以判断，西周时期的徐戎当不出邳州所在的淮河下游，或可认为其是这一地区早期徐文化的使用者。
（二） 恭王至夷王时期的主要战争及战场
周王朝在穆王时期仍呈现出较为强盛的态势，至恭王之后国势日渐衰微，“戎狄交侵，暴虐中国”的局面已开始显露。这一时期居于东南方的淮夷再次叛乱，同时西北方的戎族也对周王朝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出土于陕西安康的懿、孝时器史密簋记有“会南夷卢、虎会杞夷、舟夷，雚，不折，广伐东国”，即以卢、虎两国为代表的南夷，联合杞夷、舟夷入侵西周东界，于是“王令师俗、史密东征”，伐于“长必”。此器或暗示了位于西周东至的诸侯国齐国无法独自应对淮夷之侵，需要依靠周王室派军协助以击退诸夷。对于铭文所载的诸夷的地理位置，已有学者做过研究分析，这里不再赘述。而史密簋所载的周伐东南夷之“长必”是我们所要关注的。近年来山东高青陈庄遗址的发掘工作收获颇丰，遗址内西周时期遗存丰富，其中西周时期的城址更是被视作齐国早期都邑营丘或辅都薄姑，不论判断为何都显示出了其与西周时期东方齐国密切的关系。除此之外，植物考古研究发现遗址内保存有丰富的牧草草木樨属植物遗存，研究者结合马坑、车马坑等的发现推测其应是战马的饲料。再联系城中的甲字形大墓M35出土的2件带有“齐师”铭文的青铜器，以上处处都显示出陈庄遗址西周时期城址显著的军事性质。我们认为其应是西周时设于齐国用于对外扩张、经略周边东夷土著势力的军事据点。而又见卢、虎二夷所联系的杞夷，《春秋》记载“诸侯城缘陵”，杜预注“缘陵，杞邑。辟淮夷，迁都于缘陵”。《左传》亦载“诸侯城缘陵而迁杞焉”，可知缘陵即为西周时杞夷为避淮夷所迁之处，在今山东昌乐县东南一带，由此判断战场大致应处在陈庄、缘陵之间。位于该地的胶河有一支河流名为密水，流经地“密乡”“密阜”“高密”“下密”等地名皆由此得名，“密”（宓）或得声于长必之“必”，而“长”又可视作用以修饰地名的存在。尽管我们无法确定“长必”是否具体就在密河流域，但其应不出潍水流域这一范围。
敔簋的铭文同样记载了这一阶段淮夷与周王朝之间的战事。尽管学者们大都将敔簋认定为厉王时器，但其铭文内容实际上反映了西周中晚期夷厉之际淮夷对周王朝造成的巨大威胁。铭文载：“唯王十月，王在成周。南淮夷迁殳，入伐□、□、参泉、裕敏、阴阳洛。王命敔追隰于上洛、□谷，至于伊，班。”根据敔簋铭文所载“阴阳洛”“上洛”“伊”，再结合同时期禹鼎所载“南淮夷、东夷广伐南或（域）、东或（域），至于历、内”，基本可知这一时期南淮夷入侵的大致路线，即自汝水起越颍水上游，自东南向西北经“历”“泉”等地直抵伊洛盆地并深入王畿腹地。至此，南淮夷已突破穆王时所建立的南防线。周王则命敔展开反击，自“上洛”追袭敌人至伊水。以上可以看出，周王朝同南淮夷的这一战事应发生于成周以南的伊洛地区。同时，这也意味着自穆王以来针对淮夷的攻势已然转为守势，周王朝基本丧失了及时抗击东南方入侵的能力。
另一方面，西北的戎人仍与周王朝处于对立之中，其进攻压力不容忽视。根据文献所载，先有孝王时命申侯伐西戎，后有夷王时伐太原之戎。金文也对这一阶段伐戎战事有所记载。例如，出土于周原青铜窖藏坑的师同鼎的铭文便记有“□其井，师同从，折首执（讯），寽（掠）车马五乘，大车廿，羊百，用（造）王羞于龟，寽（掠）戎金胄卅、戎鼎廿、铺五十、鐱（剑）廿，用（铸兹尊）鼎，子子孙孙其永宝用”。李学勤先生指出该鼎应为孝夷时器，铭文所载的“戎”即是玁狁之属的北方民族。尽管周王先后伐西戎及太原之戎的两次战争皆胜，均以收获战利品而终，如见有“西戎来献马”“寽车马五乘”等记载，但需注意的是，仅就其战利品而言，显然无法与禹鼎、多友鼎所载的战果相提并论。由此可见这一阶段的战争实质上并未真正削弱戎人的实力。《后汉书》载穆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遂迁戎于太原”。所谓西戎，当为区别于其他戎族而冠以西地之名所指代的其中一支，盖非西北方向戎族的总称。关于西地，众学者纷纷指出其位于陇东的西和、礼县一带。至于“太原”，《公羊传》有“上平曰原”之说，古之“原”当同于现在的“塬”，西周之时的“太原”应为高大之原的涵义，而陇东黄土高原则具备这一特征。我们认为穆王时尽管犬戎被迁至“太原”，但其尚未出陇东高原的范围。
三、西周中期的边疆与民族
纵观这一时期周王朝同东南方向夷人的战争，穆王伐徐戎于苏北一带，至懿、孝时周王朝又与卢夷、虎夷等战于鲁东潍河流域，后一阶段淮夷甚至自江淮地区入侵至伊洛流域，最终同周人战于伊洛地区。通过对前后多次战争的分析及战场的推断，我们基本可以判断西周中期淮夷大致居于江淮一带，鲁东南地区也偶有分布，其始终位于周王朝东至的边缘地带。随着时间推移，南夷开始向周王朝东土不断靠近，直抵齐国边界，而后更是北上进入宗周以南的伊洛地区。面对来自南方淮夷的巨大进攻压力，周王朝的军事优势渐失。尽管根据西周晚期《驹父
盖》《兮甲盘》等器的铭文记载，西周晚期周人曾到东南淮夷诸国征取贡赋，但自西周中期始，周人意欲固守现有领土的防御思想已明显逐渐取代了其军事扩张的进攻意图。
同时，西北方向的戎人族群作为一个整体，始终居于周王朝王畿地区的西部最外缘。西周中期戎人大致处于陇东地区，尽管穆王迁犬戎于太原，但戎人基本仍未向东越出陇东地区。20世纪末至今，泾河上游一带发现有许多西周墓地及青铜器，如姚家河墓地、洞山西周墓、灵台西岭、百里沟、王家沟的西周墓以及崖湾西周墓等。这一系列墓葬的年代多集中在西周前、中期，晚期的墓葬及随葬铜器发现很少，其中有铭器者更为少见。这似乎表明在西周早期周人势力广泛分布于泾河上游地区，但至西周中期周文化开始逐渐退却，到西周晚期周人已基本退出泾河上游地区，而这也恰好与这一时期玁狁东侵的历史记载相印证。
西周中期以来，周王朝所辖疆域呈不断收缩之势，至西周晚期，戎人不断进犯之时收缩更甚。尽管这一时期周人与戎夷之间仍有短暂的和平，但兵戎相见已成为此时民族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由此我们审视西周中期周王朝的边疆，很大程度上是随着外部战争、军事活动的内容而发生改变，战场即是其判断依据。其中泾河上游、淮河流域是周王朝着力经营的两处地点，分别于西北、东南方向起着控制边疆地带的缓冲作用。周人在这两个区域的经略，在不同时期随着战争内涵的变化而变化。据此我们可以认为西周乃至以后历代的边疆从来都不是一个固定的、封闭的体系，边疆作为一个联结内外的中间地带，始终随着文明间的交流与碰撞而发生动态的变迁，而战场的变化表明了战争便是边疆发生变迁的动因之一。
边疆地带的变化不仅是客观上战场变迁的反映，同时也是周王朝内部军事思想与策略发生转变的显著标志。西周中期周人面临着东西两个方向巨大的外部压力，根据这一时期战场的变迁，我们可以判断周王朝一改早期主动率兵征伐边疆民族的进攻趋势，转而以被动防御作为主要应对策略，以期最大限度地保有其现有的经济资源与政治地位。而这一转变也影响了周人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民族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夷夏”观念的产生与发展。
具体来看，商周时期内外服制的设置将“王畿”这一概念界定于制度层面，战争的发展则将王畿内外的归属置于认同的高度，所谓的民族关系也主要归结于生活于王畿内外的人群的身份认同问题。因其各自对生存空间的需要而积极寻求扩展，各方之间的冲突碰撞是不可避免的。刘易斯·A·科塞指出，对外冲突的暴力和激烈程度提高，会增强群体边界的划分。而塞缪尔·亨廷顿也坦言：“人们总是试图把人分成我们和他们，集团中的和集团外的，我们的文明和那些野蛮人。”周王朝以正统自居，与周边少数民族相对立，将其称为“夷”“戎”“狄”等。就考古学文化来看，二者从某种意义上可大致对应为分布于西周疆域范围内的以周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和广泛分布于西周疆域周边的非周、非中原面貌的考古学文化。随着对立双方冲突的加剧，“夷夏之辨”的观念应运而生。我们认为西周中期“夷夏之辨”观念的对立，实际是建立在周王朝处于战争的劣势方这一特定背景之下的。通过构建民族对立的关系以凝聚人心和认同，巩固统治，正是统治集团在面对来自周边的政治军事压力时，提出“夷夏之辨”的对立观念的真实写照。而相对应的在大一统时期，中原王朝取得主导地位时往往强调“夷夏一家”的交流与融合。由此可见，民族认同的本质，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政治产物，它具有很大程度的主观性，且随政治形势的改变而改变。总之，尽管我们无法通过战场、边疆等地域概念区分不同的民族，但它们却提供了用以判断不同时期政治背景与民族关系的重要信息。
四、余言
战场是某一次乃至某一阶段军事活动的中心，它始终具有显著的地域指向性、文化交融性等特点。战场遗存的确认与研究，有助于我们或直接或间接地对地缘、政治等相关问题作出解答。通过以上对西周中期战场遗存变迁的观察，我们对这一时期周人同周边部族的战争有了基本的认识。西周中期，周王朝的边疆地带随战场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总体有收缩趋势，相对应的，以防御为主的军事策略则逐渐代替主动进攻，成为此时周王朝应对外部威胁的重要策略。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夷夏”民族关系的对立得以提出并逐步演变。因此，我们认为西周中期的战争是这一时期边疆形成与民族认同构建的重要动力，而战场作为判断的主要依据当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这也为日后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