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先生新作《老子通释》:让当代人读懂《道德经》

近年来,余秋雨先生集中精力攻坚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艰深的古代文本,如《道德经》、《周易》、《金刚经》、《坛经》等,一方面进行学术层面的深入钻研,一方面致力于将古代元典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现给当代读者。这让他的著述成为意义重大的文化基础工程。《老子通释》,就是其中最先与读者见面的作品。

《老子通释》读者问答

读者:

什么契机让您决定写一本“通释”《老子》的书?

余秋雨没有契机。我的任何写作只听内心安排,与契机无关。我不喜欢一切文化机会主义者。《老子》和《周易》是中华文化的思维起点,我毕生都在阐述中华文化,因此年年月月都密切相关,迟早都要“通释”。这就像天天喝长江水,总要渡一次长江;天天看昆仑山,总要上一次昆仑。

读者:

 您认为《老子》是中华文化的思维起点,那么,不读《老子》就会失去起点?

余秋雨:对。不读《老子》就会失去文化的思维起点。《老子》不仅对中华文化重要,而且对人类文化也非常重要。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世界历史上被翻译成外文而广泛传播的著作,第一是《圣经》,第二是《老子》。《纽约时报》公布,人类古往今来最有影响的大作者,老子排名第一。

读者:

听您这么一说,中国人对《老子》的重视,可能还及不上外国人?

余秋雨:外国,还要看什么国家。目前世界上公认哲学素养最高的国家是德国。据统计,德国平均每个家庭都有一本《老子》。这个拥有量,就让老子的祖国感到汗颜了。

读者:

老子是中国的思想家,为什么普通中国人对他比较陌生?

余秋雨:这与中国历代朝野的思想大背景有关。儒家有“独尊”礼仪,佛教有弘法团队,道教虽然尊崇老子却有自己的一套问仙规程,因此,老子的学说颇为寂寞。本来应该由一代代文化学者来传播,但他们大多沉迷在字句和版本的考订和争论上,使《老子》变得更加艰涩,让人觉得陌生。

读者:

您觉得文化学者应该怎么做,才能让《老子》这样的古代经典被现代人接受?

余秋雨不妨想一想十八世纪德国启蒙运动中写《古代艺术史》的温克尔曼、写《拉奥孔》的莱辛这批人。他们在深入研究古代经典之后,立即加入了现代理解和个人情怀,写出来的作品震动整个欧洲。简单说来,不是借古典炫示学问,而是让自己的生命使古典复活。我曾经翻阅过《老子》的几种英文译本,比中文的今译更简明、更流畅,可能是翻译者们继承了温克尔曼他们的传统。

读者:

您对《老子》的今译,确实比其他译本更有吸引力,更能朗朗上口,这是怎么做到的?

余秋雨:此中关键是,我坚信《老子》原文是“哲理散文诗”,而不是学术论文。因此,我要用当代语言恢复它“哲理散文诗”的风采。

读者:

但在“通释”中您又保持了严谨的学术高度,还对历代有关文字、版本考订作出了评析。您是怎么做到深入浅出的?

余秋雨:对于“通释”中的学术难题,我也都用散文写出,既有现代选择,又有个人评判,因此读起来比较舒畅。不是故意“深”,也不是故意“浅”,而是给予温度,时代的温度和个体的温度。

读者:

您写过阐释儒学的《君子之道》,现在又通释了《老子》。儒、道之间,您看重哪一家?

余秋雨:在学术高度上,老子更重要;在社会历史上,儒家更重要。记得一九九九年十月六日,我为了对比中西古典哲学,到雅典访问了比较哲学博士贝尼特。这位博士认为,真正世界等级的哲学家,是老子,孔子则是一位优秀的社会教育家。这种观点很有代表性。

读者:

中国社会上有一种说法,得意时读儒家,失意时读道家。您是什么时候对老子产生共鸣的?

余秋雨:“得意”、“失意”的说法,让人厌恶。大概是指官场得宠和失宠,人前得势和失势吧?以得宠还是失宠、得势还是失势来决定读什么书,这既玷污了阅读,也玷污了书籍。只要是杰出的中国文化人, 在任何境遇下都会与儒家和道家产生共鸣。只要真正读懂了,就压根儿不存在得失的敏感。“得意时读儒家”?孔子本人,平生没有一天“得意”过;“失意时读道家”?老子本人,平生没有一天“失意”过。

读者:

现在有不少人以经营管理、商市操作、职场谋略等实用角度,来讲解《道德经》、《论语》、《周易》等等古代经典,您怎么看

余秋雨:我没有听过这种讲解,很难作出评论。但我要一再提醒,在中国的思维范畴上,“道”、“术”不能混为一谈。“道”就是“道”,“术”就是“术”。现在世界上,大道已经稀缺,让它在中国保存一点最后的尊严吧。其实,要讲“术”也不错,尽可以大大方方地讲,何必拉出两千多年前的老人家来作垫背?如果要作一个比喻,那就是,远年的圣殿留存至今很不容易,最好不要把它拆散了、捣碎了,来铺门前的新路。

《老子通释》前言

老子通释,是一项体量庞大的系统文化工程。这个“通”,包括以下六项指标:

一、通述八十一章的全部内容;

二、通析每章每节的内在逻辑;

三、通观两千多年之间的思维异同;

四、通感原文和译文之间的文学韵味;

五、通论历代研究者的共识和分歧;

六、通考各种版本的阙误和修正。

稍稍一想就知道,其间会有多少危崖深壑、漫漫苦路。好在,我终于走下来了。

《老子》原文不分章,后世学者为了方便,分了八十一章,这就像为一座大山划分了攀援段落。我的这部通释,就是循章行进的。但是,我以行书书写的《老子》全文,仍然依照原文不分章。

本书是一部学术著作,其中包括大量艰深的论述,但整体上我用散文写成。

为什么要用散文来裹卷学术?我只是希望能在枯燥的学理和考订之间保持畅达的灵性,让当代读者感到亲切。我相信,只有促成当代生命的趋近,才能滋润千年文本。

更重要的是,《老子》原文,是一篇篇优美的“哲理散文诗”,我们后人怎么可以用佶屈聱牙的学术注释,把浑朴的诗意全都割碎?怎么可以把一坛远年美酒转换成一大堆化学分子式?我用散文,是想保存那些初元的酒韵和醉意。

每一章的阐释,都以翻译为归结。翻译比阐释更具有语气上的完整性、逻辑上的连贯性,因此我很重视。

我的翻译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一、尽力逼近原文旨意,保持学术上的高度严谨;

二、呼应《老子》原文哲理散文诗的文学魅力,发挥现代散文在语言节奏上的美学功能;

三、洗去迂腐缠绕的研究风习,使广大读者都能爽利接受。

这当然很不容易做到,我借着最难翻译的《老子》做了一个规模不小的试验,敬请读者教正。

《老子通释》今译说明

“《老子》今译”这件事,我足足准备了三十年。原因是,无论研究中国文化史,还是考察国际上对中国文化的认知,都一次次感受到老子的重要。而且,既是起点性的重要,又是终极性的重要。

在学术著作《中国文脉》、《修行三阶》、《北大授课》中,我都用很大的篇幅论述了老子。在《中国文化课》中,我讲解老子的篇幅也特别长。在其他著作中,我还记述了自己与希腊哲学家讨论老子的情景。

记得在世界图书馆馆长会议上,我以上海图书馆理事长的身份发表演说,告诉各国同行,中国最早的图书馆馆长是两千五百多年前的老子,他执掌着周朝的“国家图书馆”。当然,他也应该是全世界最老的、有名有姓有著作的图书馆馆长。我说到这里,世界各国的图书馆馆长都给予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不管怎么说,老子已经深深锲入了我的话语系统。按照我的文化习惯,早就应该把他的五千字《道德经》翻译成现代散文了,却遇到了两大障碍。

第一障碍是,他的文字简约圣洁,如天颁谕旨,难以撼动,更难翻译;

第二障碍是,从韩非、王弼开始,历来有关老子的注疏、训诂、考订的著作多达数百种,许多见解各不相同,当代又有了马王堆出土的两种帛书,我若要翻译,就应该细致地研究这些著作,从而勘定老子每句话的歧义、衍义和真义,但这在时间上实在不允许。

因此,那么多年,这件事就搁下了。我已经在一系列学术著作中陆续完成了对中国古代很多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文本的今译,却一直没有惊动老子,尽管我还在不断讲述他,而且一直在研读王弼《道德经注》、河上公《老子章句》、苏辙《老子解》、马叙伦《老子校诂》、高亨《老子正诂》等著作。终于,发生了一件事,躲不过去了。

《中国文化课》以音频播出时,“只能听,不能看”,而老子的词句离开了文字呈现则很难被当代学员听明白。于是,为了课程,为了讲述,为了数千万人次的听众,我把《老子》八十一章全部翻译成了当代口语。在写作《老子通释》时,每一章我都重新做了翻译,有的段落可能与上几次的翻译有点差异,那也让它去了。我很想把翻译完整呈现一下,让当代读者一鼓作气地领略老子当年的话语气势,因此在通释之后又留出了一个完整的“今译”。

《老子》今译,社会上已有过一些版本。记得一开始有很多学员要我推荐,我总是推荐两种: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继愈先生的《老子新译》,二是旅美学者陈鼓应先生的《老子注译及评介》。

既然推荐,当然是出于肯定,而且我对这两位先生也都很尊敬。但是,《老子》太宏大了,值得后人从不同的角度仰望。他们的这两个译本在不少地方与我颇有距离,因而促使我在尊敬之余另开译笔。

各种距离之中,值得笑谈的是我的文学感应。我非常喜欢老子斩钉截铁、铿锵有声的语言魅力,而任继愈、陈鼓应先生则更多地考虑阐释意涵,不太在乎文学。

例如,老子说“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这个“母”的比喻非常精彩,接下来他还把这个比喻衍生到“子”,组成了母子关系的完整比喻。但是,陈先生把“母”翻译成了“根源”,把“子”翻译成了“万物”,那就放弃了比喻,也放弃了文学。

又如,老子哲学中有一个既重要又形象的概念叫“啬”,陈先生把它翻译成“爱惜精力”,少了味道。因为只有“爱惜”到“吝啬”的程度,才有文字冲击力。

更有不少句子,早已如雷贯耳,不必翻译。例如,老子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大家都懂,任先生把它翻译成了“千里的远行,在脚下第一步开始”,这种语言节奏就不是我所能接受的了。

还有很多地方,任先生和陈先生都用温和的解释性语言把老子的“极而言之”冲淡了,拉平了,失去了醒豁之力。例如,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语气多么痛快,陈先生将其翻译成“缤纷的色彩使人眼花缭乱,纷杂的音调使人听觉不敏”,这就造成了词语烈度上的严重后退,在修辞上有点儿遗憾。

——这些,都是很不重要的文字技术细节,我举以为例,只想表达我在学术视角之外还有一个小小的文学视角,并借此说明我的翻译所追求的境界。那就是,让当代读者更有质感、更简捷地倾听老子,不要让一层层的阐释丝网把他隔远了。

老子的不少句子说得非常爽利又并不玄奥,我就让它们原样保留。有的章节只排除了一些词语障碍,就能使当代读者朗诵得畅达无阻。这样的译本就在当代语文中构成一种包含着不少古典美文的有趣“复调”,让古今语文相拥而笑。

《老子》永远会被一代代读者反复解释和翻译,不同的视角都是为了更加贴近老子的音容笑貌。因此,在他名下的各种声音永远会是热闹而又快乐的。

在这种热闹的快乐中,时间和空间都被无限度穿越,一位老人和一种文化的生命力,让我们深感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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